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對
自由市民不得使用酷刑逼供。
然而，公元前43年在“後三頭同盟”（the Second Triumvirate）時期，隨著屋大維、安東尼和雷必達為對抗長老院而組成政治聯盟開始，對自由民的保護被打破了，獨裁的皇帝們肆無忌憚地將他們送上拷問臺。
當國家所有的權力都集中於令人敬畏的皇帝個人之手時，由於權力屬於人民，曾經制約權力行使的法則和規定，便成了對君主專制的衝動和畏懼的薄弱防線。
因此，羅馬法中迅速被灌輸了這麼一個原則，即在所有“針對君王的犯罪”或者說“叛國罪”中，自由市民可能受到酷刑逼供。
由於襲擊統治者，他喪失了所有權利，而皇帝身系國家安全於一身，理應受到不惜一切代價的保護。
皇帝們急不可待地發掘和行使著他們的權力。
當塞揚努斯（Sejanus）的陰謀被發現後，歷史學家記述道，羅馬帝國第二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如此完全地沉溺於嚴刑拷打涉嫌共謀的疑犯們，以至於當一位來自羅德島的老朋友受到特別邀請前來拜訪時，心有餘悸的暴君心不在焉地下令將友人送上拷問臺。
而當皇帝發現這個大錯時，卻默默地將其處死，以塞悠悠眾人之口。
心驚膽戰的居民們指出，在意大利卡普里島有一個地方，皇帝縱情於這樣的追求：當他在別出心裁的酷刑上的創意耗盡時，其怒火的悲慘受害者們就在那裡當著他的面被拋入海中。
天下之主竟然以人們的痛苦取樂，因此有理由想象法律和習慣並沒有為這些無助的臣民們提供多少保護，而提比略並非唯一以非人道的行為為樂的羅馬皇帝。
提比略的養子、幾近瘋狂的卡里古拉（Caligula）覺得，在晚宴桌邊拷打罪犯能使得他的狂歡更加盡興，而且連膽小卻又獸性的克勞狄烏斯（Claudius）都特別在意出席這樣的場合。
在如此可怕嗜好的刺激下，反覆無常和不負責任的殘暴使得有酷刑有關反叛的法律，大大拓展了其適用範圍。
如果需要有犧牲品以滿足君主的妄誕或是他奴僕們的恨意，就很容易找到一個犯罪者或是設立一種罪名。
在提比略治下，一個市民削掉了一尊奧古斯都（羅馬開國皇帝）塑像的頭部，想要另換一個。受元老院的審訊時，他支吾其詞，於是立刻被處以酷刑。
受到這樣的鼓勵，對已故皇帝應有尊敬的冒犯，得到了最為離奇的詮釋。
在他的像旁寬衣解帶或是毆打奴隸，將印有他神聖形象的硬幣或戒指帶入公共廁所或一戶不名譽的人家，批評他的任何言行，都構成了叛逆之罪。
而最終，一位不幸的人，竟然因為在紀念奧古斯都的節慶日允許他農場上的奴隸們向他致敬，就真的被判處了死刑。
因此，當異教信仰逐漸式微、心有不甘地被新興的基督教所擊敗時，酷刑逼供成了報復的手段，輕而易舉地將這新的信仰納入叛國罪的範疇，而且將它的信眾置於一切別出心裁的暴行之下。
如果尼祿 （Nero）想要在“羅馬大火”的惡臭中換個口味，他可能會將矛頭轉向基督教徒，而且能通過規制完好的酷刑獲得涉及整個群體的口供，如此大規模地迫害某一人群實屬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他還以人形火炬（一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將人穿在一根木樁上，然後點燃。木樁彷彿蠟燭芯，人體彷彿燭蠟）為自己新樂趣，令人髮指的慘狀激發了他非人的狂欲。
羅馬皇帝戴克裡先（Diocletian）甚至正式在敕令中頒佈了這樣的規則：
所有宣傳這可恨宗教的人，都必須被剝奪與其出身和地位相應的權利，並且受到嚴刑拷打。
就這樣，被指控犯有反對國家和神聖皇帝本人的自由民應受嚴刑拷打，成為羅馬法的一項公認原則。
塔西佗對在尼祿時期的“庇索（Piso）陰謀”的記載中，把酷刑當作情理之中，並且在描述一位遭受最可怕折磨的自由民女子埃琵喀麗斯（Epicharis）史無前例地咬牙隱忍、拒不招出其實不配受她保護的人時，編年史家憤憤不平將她的堅毅與羅馬貴族的儒弱做了比較：
他們僅僅是看了一眼刑室，便背叛了自己最親的親人和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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