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往事:扼殺3200萬人的病毒,撕開了美國社會的冷漠與歧視

艾滋病往事:扼殺3200萬人的病毒,撕開了美國社會的冷漠與歧視


截至昨天,新冠肺炎全球累計確診人數超過84萬,死亡人數超過4萬。


如此高的傳染和死亡人數,讓我們深刻認識到了新冠病毒的可怕。


其實在人類的發展史上,有一種病毒更恐怖——從1981年確認首例病人以來,已經造成3200多萬人死亡,平均每年死亡人數高達80多萬。


這種恐怖的病毒,我們很多人都聽過,但可能並不瞭解,它就是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及其引起的艾滋病


HIV起源於西非,但真正造成致命傳播卻是在美國,這是為什麼?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記者蘭迪·希爾茨就一直關注HIV的傳播,他採訪了來自疾控部門、研究機構、醫護人員以及患者等數百人,以翔實生動的細節,寫成了一本書——《世紀的哭泣》


艾滋病往事:扼殺3200萬人的病毒,撕開了美國社會的冷漠與歧視


蘭迪·希爾茨是同性戀,寫書期間,他接受了艾滋病檢測,但為了保持寫作的客觀,他刻意讓自己不去查看結果。交稿的那天,他得知,自己的檢測呈陽性。


數年之後,他死於艾滋病併發症。


在這本《世紀的哭泣》書中,他所講述的故事,回答了包括他自己在內,所有受難者的問題:


事情究竟是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這場同樣威脅全人類的疾病,它的故事,也許你並不會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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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病的傳播,一再錯過的機會


一切的開始,是一連串的怪病。


卡波西肉瘤,原本是一種罕見的皮膚癌,醫學文獻裡都少有記載。但1979年,紐約的醫生髮現,這種罕見的疾病,正呈現出集體爆發的態勢。


另外一種怪病,是肺囊蟲肺炎。1980年,年輕的免疫學家戈特利布,還從沒聽說過這種病例,不過他從免疫系統的角度做出了研究:


他化驗了肺囊蟲肺炎病人的血液,以便統計輔助性T細胞的數量——這種細胞是人體免疫功能的基石。


結果讓他極度震驚:病人血液中,一個輔助性T細胞都沒有。


“見鬼!到底是什麼殺死了這種有特殊功能的血細胞?”


卡波西肉瘤、肺囊蟲肺炎,這兩種大多數醫生聞所未聞的怪病,在1980年突然成為讓美國醫生焦頭爛額的流行病——病灶往往遍佈全身,患者免疫系統全線崩潰,幾個月內就會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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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人們尚不知道,藏於這兩種怪病背後的惡魔,日後將威脅全人類。而此刻,它不過剛剛露出獠牙。


除了兩種怪病,還有一件事更為怪異,那就是初期確診的病人,都是男同性戀。


後來,戈特利布在《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上發表了一份報告,成為披露肺囊蟲肺炎威脅公共健康的第一人。


但是,標題裡原本點明瞭高危人群——男同性戀,卻因為期刊編輯擔憂冒犯到同性戀群體,而將其刪掉了。


直到1981年,美國疾控中心發表報告,才終於把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蟲肺炎聯繫在一起,並且點明集中爆發的人群是“年輕的男同性戀”。


病例越來越多,“同性戀瘟疫”的說法開始出現,原本晦澀難懂的專業名詞成了同性戀圈子中的熱詞。


當時,科學家和醫生的警告並沒有引起太多重視。


一方面,在同性戀群體中,無保護措施的性濫交,已經被認為很可能是傳播疾病的渠道——但沒有人聽,舊金山的同性戀泳場依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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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局、媒體和公眾,甚至是醫學界都漠視“同性戀瘟疫”——畢竟,這聽起來離自己非常遙遠。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HIV是一種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的病毒,通過性接觸、血液、母嬰傳播。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蟲肺炎,都是由於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統崩潰而感染的。


但在當時,這種病被當成同性戀專屬,“一切問題都停留在同性戀身上,大家皆大歡喜。”


直到有血友病患者感染,事態才發生了變化。


血友病患者需要靠輸血維生,而現在,這些人居然也出現了和同性戀一樣的怪病。


一位商業血漿生產商承認:大量血液採集自國家監獄,“那些囚犯是很好的血漿來源。”而艾滋病已經在監獄中出現了病例。


想想吧,接受輸血就會染上這種怪病,這一下子把全國民眾都置於威脅之下了,人們再也不能假裝這只是“同性戀瘟疫”,事不關己。


1985年,事情終於迎來了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不是因為死去的人足夠多了,而是因為有一位名人承認自己也得了艾滋病。


洛克·哈德森,好萊塢著名男演員,因為出演許多電影中的“硬漢”角色而著稱。這樣一位充滿陽剛男子氣概的硬漢,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且得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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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拯救艾滋病患者的呼籲,終於蓋過了汙名化的聲浪。在這樣一位廣受歡迎的男子漢明星面前,那些汙衊同性戀和艾滋病的言辭很難再被支持。


一位醫生說:“哈德森罹患艾滋病,是疫病史上唯一一樁重大事件。”


這句話並不是高級黑,確實是在此之後,財政的撥款和媒體的關注才終於源源不斷,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療才有了堅實的基礎。


可是,此時已是1985年。美國的確診患者早就超過萬人,其中約六千人已經去世。


距離最早的警告已經過去了四年,錯過的機會已經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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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前行的科學家,叫不醒裝睡的人


哈德森患病的新聞引爆輿論後,美國疾控中心艾滋病辦公室的電話幾乎要被打爆。


在客氣的回答背後,一名研究人員說,自己心底裡其實在大吼:


“過去四年你們都幹什麼去了!”


是啊,過去四年,本應關注這場人類健康巨大危機的當局和媒體,都幹嘛去了呢?


只有孤獨前行的醫生和科學家,在打著悄無聲息的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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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怪病開始出現的時候,為了排查一切可能致病的因素,疾控中心的哈羅德醫生,不得不鼓起勇氣去了一家有名的同性戀酒吧。


因為當時有一種說法認為,男同性戀使用的“埋伏牌”催情劑,就是怪病的源頭。


他和當地的疾控調查員在酒吧門口徘徊,空氣裡飄著刺鼻的氣味,地板踩上去黏噠噠的。


哈羅德醫生說:“我不確定我真的想走進去。”


調查員說:“我去吧,我該怎麼說?”


“他們管那玩意兒叫‘真傢伙’,你就說要一罐‘真傢伙’。”


就這樣,他們把有可能是罪魁禍首的催情劑,帶回疾控中心檢測——結果我們已經知道,這當然只是徒勞。


像這樣尷尬而又徒勞的嘗試,科學家們為了攻克艾滋病都經歷了不少,他們必須進入陌生神秘的同性戀圈子,用可能有些冒犯的言語去獲取信息,警告他們潛在的危險。


疾控中心的醫生每天工作16個小時,走訪美國境內還活著的75%的病人,每個病人都要做一份長達22頁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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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必須覆蓋所有可能和疫情相關的行為和接觸,包括性伴侶、性交技巧,甚至包括房子周圍的植物、寵物……


他們筋疲力盡,但不得不如此——因為疾病不等人,晚一天發現就會有更多的人患病、死去。


這是真真正正的“時間就是生命”。


但他們還面對著一個最大的障礙:經費的缺乏。


里根政府當時正忙著和蘇聯搞軍備競賽,整個醫療開支都在削減中。


戰勝過天花病毒的傳染病學家詹姆斯·科倫,向上級申請了一份半年預算計劃,83.38萬美元,不到公共衛生預算的1%,但遲遲不來的經費,讓他一等再等。


加州大學的腫瘤病毒研究中心,正在從卡波西肉瘤患者血液中尋找致病因子,他們的工作無疑相當重要。


可是,學校實驗室缺乏必要的安全設備——不多,只需要多一個淨化罩,配上1500美元的新過濾器。


但就為了這一點點設備,實驗室到處申請,焦頭爛額。因為腫瘤病毒研究被認為是過時的研究,學校不願意補助。


人脈關係一直拉到國會的一位議長,議長給校長打了一個電話,這筆心不甘情不願的錢才打到賬上——一共拖了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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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證明,這1500美元花得很值,加州大學的這個實驗室成為全球前三個分離出致病因子的機構之一。


不禁讓人想問一句:要是能再早一點,能多救多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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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與歧視,給病毒放行


不過,經費的缺乏,是造成艾滋病蔓延的根本原因嗎?


恐怕不是。


看看美國在當時為另一種傳染病——軍團病所撥的鉅款就可以知道,根本不差錢。那麼,難道是人們沒有意識到艾滋病有多危險嗎?


也非如此。艾滋病對患者的侵蝕勢如破竹,迅速致死,死亡率高,從一開始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我們又回到了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讓攔截病毒的機會一次又一次失去,等到上萬人感染、上千人死去,病毒已經肆虐全球了,才想起來要應付?


有人歸根於同性戀群體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


的確,在艾滋病的傳播中,男同性戀群體難辭其咎,他們的性交方式缺少防護,很多人擁有多個性伴侶。


那是在性解放運動方興未艾的時代,因為害怕疾病就要管束他們的性行為,被批判為政治不正確,甚至有人罵那些發出警告的醫生是“法西斯”。


那麼,是政治正確的錯嗎?《世紀的哭泣》的作者不這麼認為。


因為這會掩蓋另一個重要的事實:

在所謂的政治正確背後,實際上仍然埋藏著冷漠與歧視。


這才是造成疫病傳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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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上文提到的戈特利布醫生,他的論文開始是打算髮表在頂級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


他打電話給主編:“我發現了比軍團病更可怕的東西,從交稿到發表,最短需要多久?”那邊的回答是至少三個月。


戈特利布沮喪地掛掉電話:“這可是緊急狀況,怎麼能按章辦事呢?”


他只好選擇了發稿速度更快的《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期刊編輯把標題的“男同性戀”去掉,並且將文章放在了第二頁不顯眼的位置。


原因很簡單:不能冒犯同性戀,也不能激怒恐同者。


然而,這看似“善意”的舉動,不正是對同性戀群體生命健康的漠視嗎?


早期關於疾病的報道,使得大家形成了“同性戀瘟疫”的印象——而正是這種印象,造成了人們對這場疾病的處理方式:無視。


因此,當紐約的醫生魯賓斯坦發現,一些吸毒母親的孩子患有“同性戀瘟疫”時,同行並不相信他。


他的論文被權威期刊退稿,理由很明確:“這些嬰兒得的,肯定不是同性戀才會得的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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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歧視也是關鍵因素。


在預警論文發表後,媒體並沒有表現出對傳染病應有的敏銳,一位記者告訴疾控中心的醫生:


“編輯槍斃相關的文章,因為他們不希望報紙被同性戀,以及他們令人厭惡的性行為所汙染。”


一直到那位著名影星患病,媒體的關注才蜂擁而來,財政的資金也才迅速到位。


✎✎✎


後來在新聞發佈會上,科學家再次重複他們已經掌握的可怕數據。一位記者問了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


“這個病既然這麼可怕,那為什麼沒有人注意到呢?”


面對如此沉重的冷漠,只能報以一場世紀的哭泣。


在最富裕、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本應有許多辦法攔截疾病,卻最終成了最危險病毒蔓延的溫床。


諷刺的是,直到今天,人們似乎並沒有吸取這個教訓。


某些人歧視湖北人,西方國家歧視華人,人類在新的試卷面前難道又將再一次不及格?


和艾滋病的故事一樣,新冠疫情敲響的警鐘再次告訴我們:

如果不把一個人的生命當回事,就會因此死更多的人。


歧視一個人,輕視一條生命,就是在踐踏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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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 | 《黑水》、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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