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梳理一个概念：内阁，它是明朝的特殊政治机构，也就是帮皇帝处理政务，提意见的一个职能部门。
因为胡惟庸谋逆案，朱元璋就把丞相这个官职给废掉了，此后就用‘内阁’来代替。内阁这个班子一般是由4～6个人组成，起初阁臣之间是平等的，后来到了嘉靖一朝的严嵩时候就渐渐有地位高低之分。a
万历一朝，张居正为首辅10年，申时行为首辅8年，两人同担任了较长时间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寿终正寝，而张居正死后被褫夺最高荣誉—太师衔，儿子还被削籍为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显示了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处事手腕的明朝文臣。
张居正的同年王世贞曾经这样评价申时行“蕴藉不立崖异”，意思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织。简单来说，就是他能看到朝廷里的阴阳，并且尽量不违反大多数文官的行事准则。
他性格温和谦让，不似张居正那般处事激进，但有时过于四平八稳，顾虑四方周全，导致他只能在内阁职位上一味守成，而无法辅助万历开创中兴。
张居正是干才，他是改革者和开拓者，为了推行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乃至将自身置于绝大部分文官利益的对立面。所以他一死，就涌现出大批的人检举揭发他‘十恶不赦’的罪行。
但其实他的罪行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更不是谋反，只是在位者都有可能会出现的任人唯亲，培植亲信使得他的新政顺畅实施，这样就很自然会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
先来缕缕申时行的从政生涯，他是如何步入仕途，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帝国的内阁中枢，最终成为万历一朝的首辅阁臣？
1562年，申时行得中状元，进入翰林院任职（翰林院是许多士子最终‘位极人臣’的必经之途），15年之后他升迁为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在位7个月之后他就被张居正提拔进入内阁。
他从来没有任职过北京以外的任何官职，也就是说他除了满肚子的文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处理实际政务的经验的。
这一点和我们现代的体制完全不同，现在当官都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先是地方后是中央，因为需要实实在在的事情去历练，才能够具备一定的官场手腕和智慧。
古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
很简单，因为古代帝国在体制上是中央集权制，管理的方法是依靠书文印信往来，而最终天下臣民一切的行为准则依据是道德。
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听从皇帝诰敕的人是全天下的读书人，因为他们从秀才开始读的书就是‘四书五经’，他们知道世间最大的道理就是‘忠孝节义’‘上下尊卑’，‘为善去恶’，一切具体事情衡量的准则都是这个。
换句话来说，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所以只要读书好，又会处理人事，就可以进入中央机构成为皇帝的副手。
举个很切实际的例子，比如一个地方上的行政长官面对蛮夷酋长应当剿灭还是安抚？黄河水道南移或是北迁？边境通商的货币折算汇率？面对这样的实际技术层面的问题，中央是不会给出明确的指示的。
中央上层官员认为，这属于总督巡抚这些地方官的职责，他们理应提出建议，而且是合理可行的好建议。
下级官吏将事情处理妥当，就是朝廷高层用人恰当，一旦底下事情没有处理好反倒引出动乱，就是这些总督巡抚能力不行。但是朝廷治罪往往都会归结到总督巡抚个人的道德品行上面去。
归根结底，这些技术问题仍然是道德问题。比如一个地区发生动乱，朝廷自然要问责府县官。
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被指责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反正，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朝廷第一步就是问罪，而不管事态到底是怎样发生？地方官是否真的有责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告诉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的县官，朝廷法度赏罚分明，以儆效尤，这是整个文官机构的办事规律。
我们的高度集权的政体，而且靠文牍来实行对全国官僚的管理，注重的是制度的安定，而不计较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
所以会有很多的冤假错案，但是一般都很难平反，除非这些被冤枉的人代表的是当朝执政者的利益。
像魏忠贤在位时迫害了很多的东林党忠良，崇祯一上台就整治阉党，为东林党人翻案。
他并不是同情东林党人，而是阉党权势滔天，威胁到了他的皇权，必须寻一些由头去整治阉党。政治斗争就从一些微末小事开始发端。
申时行身为读书人的一份子，他自然知道读书明理，需要时时去体悟圣贤的教义使得自己道德上臻于完善。
而他又如何使得自己能够成为朝廷的肱骨之臣，给予皇帝合适的建议？他可是从没有外放过的京官。
他待在翰林院里15年，那15年里，他可以研读历朝的一些文书档案，而对于这些文书奏章的精研，就是他精进自己处理实际政治工作的过程。
通过这种训练，他了解到帝国一个潜藏的事实：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无异于空中楼阁。
换句话的意思就是，一项政策，如果触怒了所有文官的利益，自然就推行不下去，也就是在位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人事手腕，能够左右逢源，维持各方利益的平衡。
张居正在位的时候，十年新政，重点就是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也就是他想要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但最终，他还是失败了。
就以税收举例，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可是一项压力巨大的任务。
全国一千二百个县，每个地方的耕地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一些地主以拖欠的方式拒不纳粮。一般征收了税额的60%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县的极限，剩下的40%几乎是问不到。
而旧税未收完，又变成了来年新税的拖累，官方只能以各种名义把未收足的部分减免。除此之外，除了官方规定的数字之外，还有‘常例’一说，这都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
地方官向上缴纳税粮，总是要克扣常例（也就是油水），至于税额足不足，又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说，张居正之前，每年朝廷要收齐税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等到张居正开始执行他的政策，他企图用强权压制下级官僚让他们把税粮征收足额。但这怎么可能呢？
不管税粮能不能收足，起码‘常例’是先要克扣掉的。他这不是和整个官场的利益做对又是什么？
很多小官就跳出来弹劾他，说他用这种方式敛财，这样收税必然会逼死很多小老百姓。但实际上，老百姓老老实实缴税粮，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这些官员克扣留了很大一部分给自己用。
然后就有人拿这个大做文章，说张居正不顾圣人训导，不敬天爱民，不行仁政，这都是文官集团以老百姓做挡箭牌，训斥张居正挡了他们的财路的另类说法。
张居正在推行他的新政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他就必然会在朝廷里培植他的党羽，以便使得政策顺畅进行。
比如他经常以私人信函的形式，授意于他的亲信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上，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
其实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在正常的行政机构之外，形成一个专属于他的特殊的行政机构，以便提高办事的效率。
他亲自审核政府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定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期限。
他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都是善于权术有手段的人，这样的人在道德上必然是会被人诟病的。（一代名将戚继光就是他提拔上来的）
权术和道德都是管理的手段，但此时，却是背道而驰，互相掣肘。最终，道德战胜权术。弹劾张居正的人，都是指摘他道德上的不完善，但他确实属于经世治国的干才。
这个国家存在太多悖论。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设立文官，否则普天下的老百姓目不识丁，如何会听中央管辖，靠的就是全国一千二百多个县的文官对他们在道德上的宣扬教化。
但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文官。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马就有人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
这是历朝历代形成的官场风气弊端，所谓的‘阴’的部分，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但是，张居正对待文官，却总是激进太过而有失宽厚。
他本身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对于平生只知道用华美文章大言欺人的名人文士很是厌恶。王世贞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写得一手的好散文，而且又对张居正恭敬有加，送了不少礼。
他暗示张居正想做尚书，但是张居正反而写信给王世贞：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
翻译一下就是把王世贞比做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的雕琢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
官场上面，本来同年中进士就是同学了，这样的关系就已经意味着彼此之间需要照拂，再加上人家给你有意贿赂了不少。张居正这样的做法就引起了很多同僚对他的嫉恨。
但实际上，他确实是有识人眼光的，而且任用的人大都是有真才实干，而不是只会写几篇酸腐文章的人。
古代的“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中暗藏的一条潜规则，读书人心目中有着这样牢不可破的信念：诗词歌赋是赢得高官厚禄的资本。这样看来，张居正对待文官的轻蔑态度很自然地就会引起全体文官的反抗。
张居正虽为首辅，他却忽略了帝国体制中这样一个问题：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名义上文官是人民公仆，实际上文官是权力的源泉，也就是帝国的实际主人。
可能你会奇怪，帝国的主人不是皇帝吗？但是帝国幅员辽阔，很多偏远的地方官方鞭长莫及，靠的就是底下的文官，一方府衙县衙的管辖才能使得人民民风醇厚（所谓的民风醇厚就是一方百姓不饿肚子，且能按时按数缴纳税粮，因为从朱元璋时候确立的政治最高理想就是老百姓吃饱饭就可以）。
他在推行改革的时候，把文官当作行政工具，而忽略了对其中最有名望的人物的尊敬，自然等他稍微失势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
一直对他信赖有加的弱冠天子在面对底下的官员搜罗出的大量罪证，也无法为他辩护。没有人是一个完人，尤其是像张居正这样的‘权术’干才，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名实不符的地方。
他私底下给戚继光写了很多信函，实际上也只是指示抗倭方面的事宜，但被人抓住小辫子，罗织罪名为蓄意培植军队。
申时行是被张居正提拔进入内阁的，他有一种天赋就是“蕴藉”，也就是他做事不会像张居正那样用强硬的手段去推行，而是会选择适时适度的妥协。
他知道朝廷里面有阴有阳，大部分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而实际背后又各结成私人派系。他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也无力去改变。因为在别人看来，他是张居正提拔栽培的，也就是和张居正是一党的。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避免去暴露各人‘阴’的部分（即朋党故旧，私底下的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而竭力用‘四书五经’的道德提倡‘阳’（每个读书人从小受到的忠君爱国的道德教育），加强全体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合作，以帮助年轻的皇帝去处理好国家大事。
他没有牺牲自己做烈士的打算，也不打算像张居正那般违背全体文官的意志行事。想要使得朝廷正常运转下去，就只能做和事佬。
申时行这个首辅，做到了文官心目中期盼的首辅职责，他严苛要求自己，道德上臻于完善无可指摘，自己做好榜样，又尽力调和各方矛盾。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才他都能容忍在政府中就职，大才小才，庸才劣才，他不轻易宣扬他人的缺点，能够容忍的尽力用‘恕’道原谅。
所以后来虽然因为张居正案他受到了风波，但是并没有从首辅的职位上下去。张居正死后，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党羽开始被人弹劾。
弹劾他的人一开始是一群年轻的京官，他们的明目是怀疑申时行在给张居正儿子当主考官的时候徇私舞弊。这个疑问没有动摇他的地位，其次这些年轻的京官又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准参加会试，这矛头也是直指申时行。
再次，他们又转换弹劾对象，弹劾起了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逢迎内阁，言外之意也就是首辅专权跋扈。
上面的弹劾都没取得实效，接着他们弹劾礼部尚书在给皇帝选陵墓地址时没有听堪舆专家的建议，没有选到一个吉穴，礼部尚书徐学漠垮台。
这和申时行有什么关系呢？古代的官场里面很微妙，七拐八拐，有时候弹劾一个人实际上是想要整治另外一个人。因为徐学漠和申时行是亲家的关系，很自然申时行也受到了影响。
但一系列的打击下来，申时行稳稳站在风口浪尖，这和他的折衷处事手段是分不开的。
就以朝廷中六年一次的京察为例，每六年全体京官都要被考核，这里面有升迁有贬谪，他和前任张居正不同，张居正铁面无私，他追求的是行政效率和能吏，有才能的人就上，没才能的就下。
而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最后的结果是大小全体官员各安其位，最后只有33个人降级或罢免，这33个人也都只是象征性的，没有一个官员是出自吏部，督察员，翰林院这些政府关键的职能部门。
这种处理方式当然是让广大文官额首称庆，没有一个不夸首辅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他也能妥善处理皇帝和百官的矛盾冲突，皇帝喜欢在宫中操练禁军，而百官是极力反对的。
如果要不是他在中间调停，文官又坚定他们强硬的看法，以道德的名义拼死在御前诤谏，言语冲突之余，如果万历被触怒，一意孤行，那将造成很杀伤的局面。
他的惯于妥协的天性和前任首辅的例子时刻让他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用强硬的手段去加强行政效率是没有用的，只有加强官员之间的信赖与合作，帝国才能在这种还算平稳的执政中运转。
所以他无法辅助万历开创盛世局面，顶多能够维持天下太平。
当时张居正案波及朝局，很多官员但凡看到与张居正相关的人和事就特别激动。主要原因也在于张居正在位，确实把他们压的太狠了。申时行为了维护朝堂稳定，不得已只能向皇帝申请把张居正制定的考成法废止。
考成法是对于官员的一种评定，各个监察部门的官员对下级官员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标准一般为欠税是否能追缴，盗匪能否擒获？
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者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其实，这种行政方式对于清除官场积弊是很有效率的。但是遭到全体官员的抵抗。
只能慨叹一声，张居正确实属于封疆大吏的干才，但他遇到了帝国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无法施展才干，四处掣肘。
而申时行的‘循吏’性格是那种集权环境下的产物，无可避免，他无法改变官场环境，就只能适应官场环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明朝到了万历一朝，制度已经僵化，官场风气形成，涌现的大量是像申时行这样的循吏，而这个时期的帝国其实需要的是像张居正那样的风风火火的改革者。
但这样的改革派下场太过惨烈，毕竟血的教训摆在那里，没有谁会想要赴汤蹈火，得过且过的心态。最终，帝国无可避免地腐朽衰落。
这张图是陈宝国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一张，我很喜欢这个格局。坐在上首的是嘉靖，左边的是隆庆，右边的是万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父亲，儿子，孙子。
嘉靖和万历，祖孙二人在位时间加起来有80多年，这两位帝王有一个同样的特征，一开始励精图治，后期20多年不上朝。正是这两位帝王的特殊执政方式，导致后期的大明朝越来越积弱，无可挽回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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