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梳理一個概念：內閣，它是明朝的特殊政治機構，也就是幫皇帝處理政務，提意見的一個職能部門。
因為胡惟庸謀逆案，朱元璋就把丞相這個官職給廢掉了，此後就用‘內閣’來代替。內閣這個班子一般是由4～6個人組成，起初閣臣之間是平等的，後來到了嘉靖一朝的嚴嵩時候就漸漸有地位高低之分。a
萬曆一朝，張居正為首輔10年，申時行為首輔8年，兩人同擔任了較長時間的內閣首輔，申時行壽終正寢，而張居正死後被褫奪最高榮譽—太師銜，兒子還被削籍為民。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顯示了兩個不同性格，不同處事手腕的明朝文臣。
張居正的同年王世貞曾經這樣評價申時行“蘊藉不立崖異”，意思就是說他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織。簡單來說，就是他能看到朝廷裡的陰陽，並且儘量不違反大多數文官的行事準則。
他性格溫和謙讓，不似張居正那般處事激進，但有時過於四平八穩，顧慮四方周全，導致他只能在內閣職位上一味守成，而無法輔助萬曆開創中興。
張居正是幹才，他是改革者和開拓者，為了推行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乃至將自身置於絕大部分文官利益的對立面。所以他一死，就湧現出大批的人檢舉揭發他‘十惡不赦’的罪行。
但其實他的罪行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更不是謀反，只是在位者都有可能會出現的任人唯親，培植親信使得他的新政順暢實施，這樣就很自然會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
先來縷縷申時行的從政生涯，他是如何步入仕途，又是如何一步步進入帝國的內閣中樞，最終成為萬曆一朝的首輔閣臣？
1562年，申時行得中狀元，進入翰林院任職（翰林院是許多士子最終‘位極人臣’的必經之途），15年之後他升遷為兵部侍郎和禮部侍郎，在位7個月之後他就被張居正提拔進入內閣。
他從來沒有任職過北京以外的任何官職，也就是說他除了滿肚子的文墨，實際上是沒有任何處理實際政務的經驗的。
這一點和我們現代的體制完全不同，現在當官都是一級一級往上升，先是地方後是中央，因為需要實實在在的事情去歷練，才能夠具備一定的官場手腕和智慧。
古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做顧問的條件？
很簡單，因為古代帝國在體制上是中央集權制，管理的方法是依靠書文印信往來，而最終天下臣民一切的行為準則依據是道德。
翰林院的官員替皇帝撰寫誥敕，聽從皇帝誥敕的人是全天下的讀書人，因為他們從秀才開始讀的書就是‘四書五經’，他們知道世間最大的道理就是‘忠孝節義’‘上下尊卑’，‘為善去惡’，一切具體事情衡量的準則都是這個。
換句話來說，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所以只要讀書好，又會處理人事，就可以進入中央機構成為皇帝的副手。
舉個很切實際的例子，比如一個地方上的行政長官面對蠻夷酋長應當剿滅還是安撫？黃河水道南移或是北遷？邊境通商的貨幣折算匯率？面對這樣的實際技術層面的問題，中央是不會給出明確的指示的。
中央上層官員認為，這屬於總督巡撫這些地方官的職責，他們理應提出建議，而且是合理可行的好建議。
下級官吏將事情處理妥當，就是朝廷高層用人恰當，一旦底下事情沒有處理好反倒引出動亂，就是這些總督巡撫能力不行。但是朝廷治罪往往都會歸結到總督巡撫個人的道德品行上面去。
歸根結底，這些技術問題仍然是道德問題。比如一個地區發生動亂，朝廷自然要問責府縣官。
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被指責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
反正，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朝廷第一步就是問罪，而不管事態到底是怎樣發生？地方官是否真的有責任？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告訴全國一千一百多個縣的縣官，朝廷法度賞罰分明，以儆效尤，這是整個文官機構的辦事規律。
我們的高度集權的政體，而且靠文牘來實行對全國官僚的管理，注重的是制度的安定，而不計較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
所以會有很多的冤假錯案，但是一般都很難平反，除非這些被冤枉的人代表的是當朝執政者的利益。
像魏忠賢在位時迫害了很多的東林黨忠良，崇禎一上臺就整治閹黨，為東林黨人翻案。
他並不是同情東林黨人，而是閹黨權勢滔天，威脅到了他的皇權，必須尋一些由頭去整治閹黨。政治鬥爭就從一些微末小事開始發端。
申時行身為讀書人的一份子，他自然知道讀書明理，需要時時去體悟聖賢的教義使得自己道德上臻於完善。
而他又如何使得自己能夠成為朝廷的肱骨之臣，給予皇帝合適的建議？他可是從沒有外放過的京官。
他待在翰林院裡15年，那15年裡，他可以研讀歷朝的一些文書檔案，而對於這些文書奏章的精研，就是他精進自己處理實際政治工作的過程。
通過這種訓練，他了解到帝國一個潛藏的事實：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事，否則理論上的完美，無異於空中樓閣。
換句話的意思就是，一項政策，如果觸怒了所有文官的利益，自然就推行不下去，也就是在位者必須具備一定的人事手腕，能夠左右逢源，維持各方利益的平衡。
張居正在位的時候，十年新政，重點就是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也就是他想要提高官僚機構的辦事效率。但最終，他還是失敗了。
就以稅收舉例，張居正擔任首輔的時候，他用皇帝的名義責令各府各縣把稅收按照規定全部繳足，這對於當時的官員來說可是一項壓力巨大的任務。
全國一千二百個縣，每個地方的耕地情況不一樣，而且有一些地主以拖欠的方式拒不納糧。一般徵收了稅額的60%就已經達到了一個縣的極限，剩下的40%幾乎是問不到。
而舊稅未收完，又變成了來年新稅的拖累，官方只能以各種名義把未收足的部分減免。除此之外，除了官方規定的數字之外，還有‘常例’一說，這都是官場裡面的潛規則。
地方官向上繳納稅糧，總是要剋扣常例（也就是油水），至於稅額足不足，又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說，張居正之前，每年朝廷要收齊稅糧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等到張居正開始執行他的政策，他企圖用強權壓制下級官僚讓他們把稅糧徵收足額。但這怎麼可能呢？
不管稅糧能不能收足，起碼‘常例’是先要剋扣掉的。他這不是和整個官場的利益做對又是什麼？
很多小官就跳出來彈劾他，說他用這種方式斂財，這樣收稅必然會逼死很多小老百姓。但實際上，老百姓老老實實繳稅糧，很大一部分都是被這些官員剋扣留了很大一部分給自己用。
然後就有人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張居正不顧聖人訓導，不敬天愛民，不行仁政，這都是文官集團以老百姓做擋箭牌，訓斥張居正擋了他們的財路的另類說法。
張居正在推行他的新政過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他就必然會在朝廷裡培植他的黨羽，以便使得政策順暢進行。
比如他經常以私人信函的形式，授意於他的親信總督巡撫，要他們如此如此地呈奏皇上，然後他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票擬批准他自己的建議。
其實他這麼做無非是為了在正常的行政機構之外，形成一個專屬於他的特殊的行政機構，以便提高辦事的效率。
他親自審核政府賬目，查究邊防人馬的數額，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設定各種報表的格式，規定報告的期限。
他派遣的總督和任命的尚書個個精明能幹，然而他們都是善於權術有手段的人，這樣的人在道德上必然是會被人詬病的。（一代名將戚繼光就是他提拔上來的）
權術和道德都是管理的手段，但此時，卻是背道而馳，互相掣肘。最終，道德戰勝權術。彈劾張居正的人，都是指摘他道德上的不完善，但他確實屬於經世治國的幹才。
這個國家存在太多悖論。為了解決問題不得不設立文官，否則普天下的老百姓目不識丁，如何會聽中央管轄，靠的就是全國一千二百多個縣的文官對他們在道德上的宣揚教化。
但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仍然是文官。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一個人得中進士，立馬就有人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
這是歷朝歷代形成的官場風氣弊端，所謂的‘陰’的部分，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但是，張居正對待文官，卻總是激進太過而有失寬厚。
他本身是一個相當務實的人，對於平生只知道用華美文章大言欺人的名人文士很是厭惡。王世貞是張居正的同年，他寫得一手的好散文，而且又對張居正恭敬有加，送了不少禮。
他暗示張居正想做尚書，但是張居正反而寫信給王世貞：才人見忌，自古已然。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
翻譯一下就是把王世貞比做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只能擺在盒子裡讓人讚賞他的雕琢之美，卻不能用以斬將奪旗。
官場上面，本來同年中進士就是同學了，這樣的關係就已經意味著彼此之間需要照拂，再加上人家給你有意賄賂了不少。張居正這樣的做法就引起了很多同僚對他的嫉恨。
但實際上，他確實是有識人眼光的，而且任用的人大都是有真才實幹，而不是隻會寫幾篇酸腐文章的人。
古代的“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中暗藏的一條潛規則，讀書人心目中有著這樣牢不可破的信念：詩詞歌賦是贏得高官厚祿的資本。這樣看來，張居正對待文官的輕蔑態度很自然地就會引起全體文官的反抗。
張居正雖為首輔，他卻忽略了帝國體制中這樣一個問題：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名義上文官是人民公僕，實際上文官是權力的源泉，也就是帝國的實際主人。
可能你會奇怪，帝國的主人不是皇帝嗎？但是帝國幅員遼闊，很多偏遠的地方官方鞭長莫及，靠的就是底下的文官，一方府衙縣衙的管轄才能使得人民民風醇厚（所謂的民風醇厚就是一方百姓不餓肚子，且能按時按數繳納稅糧，因為從朱元璋時候確立的政治最高理想就是老百姓吃飽飯就可以）。
他在推行改革的時候，把文官當作行政工具，而忽略了對其中最有名望的人物的尊敬，自然等他稍微失勢的時候就牆倒眾人推。
一直對他信賴有加的弱冠天子在面對底下的官員蒐羅出的大量罪證，也無法為他辯護。沒有人是一個完人，尤其是像張居正這樣的‘權術’幹才，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名實不符的地方。
他私底下給戚繼光寫了很多信函，實際上也只是指示抗倭方面的事宜，但被人抓住小辮子，羅織罪名為蓄意培植軍隊。
申時行是被張居正提拔進入內閣的，他有一種天賦就是“蘊藉”，也就是他做事不會像張居正那樣用強硬的手段去推行，而是會選擇適時適度的妥協。
他知道朝廷裡面有陰有陽，大部分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而實際背後又各結成私人派系。他認識到了這個事實，也無力去改變。因為在別人看來，他是張居正提拔栽培的，也就是和張居正是一黨的。
他所能夠做的就是避免去暴露各人‘陰’的部分（即朋黨故舊，私底下的賣官鬻爵，權錢交易），而竭力用‘四書五經’的道德提倡‘陽’（每個讀書人從小受到的忠君愛國的道德教育），加強全體文官之間的相互信賴合作，以幫助年輕的皇帝去處理好國家大事。
他沒有犧牲自己做烈士的打算，也不打算像張居正那般違背全體文官的意志行事。想要使得朝廷正常運轉下去，就只能做和事佬。
申時行這個首輔，做到了文官心目中期盼的首輔職責，他嚴苛要求自己，道德上臻於完善無可指摘，自己做好榜樣，又盡力調和各方矛盾。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才他都能容忍在政府中就職，大才小才，庸才劣才，他不輕易宣揚他人的缺點，能夠容忍的盡力用‘恕’道原諒。
所以後來雖然因為張居正案他受到了風波，但是並沒有從首輔的職位上下去。張居正死後，申時行作為張居正的黨羽開始被人彈劾。
彈劾他的人一開始是一群年輕的京官，他們的明目是懷疑申時行在給張居正兒子當主考官的時候徇私舞弊。這個疑問沒有動搖他的地位，其次這些年輕的京官又建議以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準參加會試，這矛頭也是直指申時行。
再次，他們又轉換彈劾對象，彈劾起了吏部尚書楊巍，說他用人辦事逢迎內閣，言外之意也就是首輔專權跋扈。
上面的彈劾都沒取得實效，接著他們彈劾禮部尚書在給皇帝選陵墓地址時沒有聽堪輿專家的建議，沒有選到一個吉穴，禮部尚書徐學漠垮臺。
這和申時行有什麼關係呢？古代的官場裡面很微妙，七拐八拐，有時候彈劾一個人實際上是想要整治另外一個人。因為徐學漠和申時行是親家的關係，很自然申時行也受到了影響。
但一系列的打擊下來，申時行穩穩站在風口浪尖，這和他的折衷處事手段是分不開的。
就以朝廷中六年一次的京察為例，每六年全體京官都要被考核，這裡面有升遷有貶謫，他和前任張居正不同，張居正鐵面無私，他追求的是行政效率和能吏，有才能的人就上，沒才能的就下。
而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定，最後的結果是大小全體官員各安其位，最後只有33個人降級或罷免，這33個人也都只是象徵性的，沒有一個官員是出自吏部，督察員，翰林院這些政府關鍵的職能部門。
這種處理方式當然是讓廣大文官額首稱慶，沒有一個不誇首輔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風。
他也能妥善處理皇帝和百官的矛盾衝突，皇帝喜歡在宮中操練禁軍，而百官是極力反對的。
如果要不是他在中間調停，文官又堅定他們強硬的看法，以道德的名義拼死在御前諍諫，言語衝突之餘，如果萬曆被觸怒，一意孤行，那將造成很殺傷的局面。
他的慣於妥協的天性和前任首輔的例子時刻讓他認識到這樣的事實：用強硬的手段去加強行政效率是沒有用的，只有加強官員之間的信賴與合作，帝國才能在這種還算平穩的執政中運轉。
所以他無法輔助萬曆開創盛世局面，頂多能夠維持天下太平。
當時張居正案波及朝局，很多官員但凡看到與張居正相關的人和事就特別激動。主要原因也在於張居正在位，確實把他們壓的太狠了。申時行為了維護朝堂穩定，不得已只能向皇帝申請把張居正制定的考成法廢止。
考成法是對於官員的一種評定，各個監察部門的官員對下級官員按年月記載各地方官的政績，標準一般為欠稅是否能追繳，盜匪能否擒獲？
官員前案未結，就不許升遷離職，甚至有些已經退休或者養病的官員還要被傳詢答覆問題。其實，這種行政方式對於清除官場積弊是很有效率的。但是遭到全體官員的抵抗。
只能慨嘆一聲，張居正確實屬於封疆大吏的幹才，但他遇到了帝國的高度集權的封建制度，無法施展才幹，四處掣肘。
而申時行的‘循吏’性格是那種集權環境下的產物，無可避免，他無法改變官場環境，就只能適應官場環境。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吧！
明朝到了萬曆一朝，制度已經僵化，官場風氣形成，湧現的大量是像申時行這樣的循吏，而這個時期的帝國其實需要的是像張居正那樣的風風火火的改革者。
但這樣的改革派下場太過慘烈，畢竟血的教訓擺在那裡，沒有誰會想要赴湯蹈火，得過且過的心態。最終，帝國無可避免地腐朽衰落。
這張圖是陳寶國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一張，我很喜歡這個格局。坐在上首的是嘉靖，左邊的是隆慶，右邊的是萬曆。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父親，兒子，孫子。
嘉靖和萬曆，祖孫二人在位時間加起來有80多年，這兩位帝王有一個同樣的特徵，一開始勵精圖治，後期20多年不上朝。正是這兩位帝王的特殊執政方式，導致後期的大明朝越來越積弱，無可挽回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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