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3]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4]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5]
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6]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从“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到“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阿房宫的兴废折射着秦帝国的兴衰。“秦并天下”最终让位于“汉并天下”，另一个帝国即将雄起。图据今人想象绘制。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23]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24]据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人民群众也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请参看贾谊《过秦论》。
[25]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6]关于亚述帝国因使用暴力而灭亡，请参看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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