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海塵封
明朝天啟年間，朝廷裡流傳著一部奇異的名冊。乍一看上去，這本小冊子彷彿是某位水滸愛好者的筆記，上面列舉了一百零八個人，就連“及時雨”、“玉麒麟”等綽號也與書中一模一樣。
但再看綽號後的人名，竟然全是北京、南京兩府中的朝廷大員。這本奇怪的名冊，叫做《東林點將錄》。它的編撰人，是當時的大太監、“九千歲”魏忠賢手下干將王紹徽，而名冊上的人就是讓魏忠賢最為痛恨和忌憚的群體—黨
從明朝萬曆年間起，東林黨逐漸成型，以致逐漸壯大。在明末的政壇上，東林黨人一直以“特別能戰鬥”著稱：與太監鬥、與群臣鬥、甚至與皇上鬥，當真是“與人鬥其樂無窮”，堪稱明朝最強文官集團，成為了決定明朝命運走向的決定力量之一。
“聚義”東林
東林黨的創始人，是嘉靖、萬曆年間的著名“偶像派”——顧憲成。
說他是“偶像派”，並非誇大其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顧憲成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門第裡。顧憲成打小就有才子之名，成績很好，明史上記載他“資性絕人”，屬於父母口中“別人家的孩子”。他的科舉之路也是一帆風順，26歲時考中解元，30歲時又以二甲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中進士，被任命為戶部主事，成為了正經八百的國家公務員。
以顧憲成的學識和年紀，步步高昇甚至進入內閣，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然而，從一開始，顧憲成就沒把升官發財當回事。
自做官以來，他一不溜鬚——當百官都聯名為首輔張居正祈福時，他硬要從中把自己的名字劃掉。
二不貪汙——萬曆二十一年考核官員時，他以廉潔而得第一。
三不怕事——萬曆不喜歡長子朱常洛，要搞“三王並封”，他上書勸阻；萬曆不喜歡大學士王家屏，他偏要推薦王家屏做首輔......顧憲成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戳萬曆的肺管子，終於把自己戳回了家。
萬曆二十二年，當了14年官（中間請假三年、為母服喪三年，實際只當了8年官）的顧憲成被革職削籍，徹底成了一名老百姓。
丟官後的顧憲成並沒有垂頭喪氣，反而更加忙碌起來。
實際上，在官場中目睹了大明朝廷的種種黑暗之後，顧憲成早已對仕途興趣寥寥，轉而將人生目標放在了傳道授業之上。
在顧憲成的家鄉，有一座始建於南宋的廢棄書院，名叫東林書院，南宋大儒楊時曾在此講學。在顧憲成剩下的生命中，這裡將成為他建功立業的主戰場。
經過整整十年的募款和修葺，東林書院於萬曆三十二年重新開放。從此，顧憲成和許多與他志同道合的學者一起，在這裡開壇講學。一時間，東林書院聲名大噪，即使八年後顧憲成去世，這裡依然是當時絕大多數讀書人心中的聖地，吸引了無數人前來學習。
在鬥爭中成長
按理說，明朝時全國的書院並不止東林書院一家，諸如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千年書院當時依然書聲不斷。
然而，為什麼只有從這裡走出的官員最終形成的“東林黨”，而沒有“嶽麓黨”、“嵩陽黨”的說法呢？
這就要從東林書院所教授和討論的內容說起了。
表面上，東林書院所宣講和討論的仍然是“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學經典，但是，與其他書院不同的是，東林書院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議政”。
從顧憲成開始，在東林書院主持講學的高攀龍、安希範、葉茂才等“東林八君子”始終強調的一點便是：“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就是將“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學習的最終目的和最高標準，強調學必有用，“無用即是落空學問”。
這樣來看，東林學院實際上自建立起就有著明確的宗旨：治學只是手段，而通過政治實現所謂“天下承平”才是最終目的。這一宗旨，從顧憲成所題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可見一斑。
東林書院中的依庸堂 依然懸掛著這幅對聯
明朝末年，許多士大夫已經深切感到了朝政腐壞所導致的種種惡果，因此，東林學院所倡導的“扶大廈於將傾”這種理想主義式的思想，在天下讀書人中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和贊同，也吸引了一大批朝廷官員加入其中，所謂的“東林黨”得以逐步成型。
東林黨鼎盛時期，甚至連朝廷首輔（葉向高、韓爌）、薊遼督師（孫承宗）等文武重臣都是其中一員，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在當時的朝廷中，除了東林黨之外，還有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湖北人為主的楚黨、浙江人為主的浙黨等大大小小的數個官僚集團。於是，從萬曆後期開始，東林黨與這些朋黨之間的鬥爭就從未停止過，一場明末黨爭的大戲轟轟烈烈的上演了。
黨爭初期，東林黨人與其他的朋黨集團相比，由於沒有重臣壓陣，一直處於劣勢。為了扭轉局勢，東林黨人將目光鎖定在了皇位繼承人上，在由皇室繼承人之爭而起的“梃擊”、“紅丸”、“移宮”明末三大案中，東林黨人始終堅定地站在皇室繼承人一方。
終於，在明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成功地扭轉了局勢，利用“京察”（六年一次的官員考核）之機，將其他幾個朋黨集團一一擊敗，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趙南星等人紛紛加官進爵，成為了朝中的主流力量。
按照東林黨人的一貫主張，此時正應各顯其能、匡扶朝政，讓大明盛世重現。
然而，還沒等他們喘口氣，才突然發現，他們最大的敵人此時正笑嘻嘻地舉起了屠刀，正在前方等著他們呢。
這位最大的敵人，就是魏忠賢，以及他身後的一群徒子徒孫。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代號——閹黨。
敗給太監還是敗給自己？
魏忠賢，北直隸肅寧（今河北滄州人），地痞出身，文盲。
這就是魏忠賢進宮前的簡歷，與飽讀詩書的東林黨人相比，魏忠賢實在有點拿不出手。然而，歷史曾經無數次的告訴我們，在政治鬥爭中，文化知識是有用的，但不是次次都有用。
進宮後的魏忠賢，雖然靠著溜鬚拍馬，混上了一個管倉庫的差事，但直到四五十歲，還是一個普通的宦官。由於常常做出一副憨厚相，還得了個“傻子”的諢號。
如果不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賢恐怕一輩子也沒有出頭之日。由於魏忠賢和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是“對食”（宦官與宮女相好之代稱），當朱由校即位後，魏忠賢一步登天，成為了掌握內廷的頭號大太監。
即使在此時，魏忠賢既沒有膽子、也沒有水平去挑戰東林黨人。但是，由於東林黨之前被其他朋黨打壓的太厲害，如今掌了權，自然要秋後算賬。
在東林黨人的彈劾下，曾經反對東林黨人的大臣們降級的降級、罷官的罷官，朝廷中一時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眼見大事不好，許多曾得罪過東林黨人的大臣們便投靠到了魏忠賢的門下，開始為他出謀劃策，對付東林黨人。得到這些人相助的魏忠賢如虎添翼，開始走上了掌控朝政的“權奸”之路。
看到這一情況的東林黨人自然不肯罷休，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其中楊漣的奏章罵的最狠，列舉了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如果按照這些罪名論刑，恐怕魏忠賢就是有十個頭也不夠砍的。
然而，東林黨人在這裡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上書彈劾這一招，在其他時期、對付其他人物時也許管用，但這位明熹宗朱由校除了在做木匠上天賦異秉之外，不僅在治國上不靈光，文化水平也有限的很，基本上是個半文盲，看奏摺還要靠太監給他念。
有這樣的皇帝在，彈劾魏忠賢的結局基本是不言自明瞭。
對付無賴，就要用無賴的方法。不懂這個道理的東林黨人在魏忠賢的反攻倒算之下損失慘重：首輔葉向高辭職，楊漣、左光斗等被閹黨謀害，就連東林書院也被搗毀，曾經依靠黨爭而風光無限的東林黨最終還是倒在了黨爭上。
直到崇禎帝即位，懲辦了魏忠賢等一干閹黨後，東林黨才有所復甦。
但在此時，大明王朝也已走上了末路。隨著清軍入關，東林黨人殉國的有之、投降的也有之，最終逐漸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東林黨從興起到式微，歷經半個世紀之多。後人在評判這一朋黨集團時也是眾說紛紜，稱讚的說他們小處有失、大節無虧，是中國文人氣節的代表；批判的則說他們掀起了明末黨爭的序幕，使得朝廷內鬥不斷、禍國殃民。
實際上，在當時的局勢下，無論是誰，恐怕都難以使大明王朝逃脫覆滅的命運。而在數百年後的現在，那座書院裡所曾經閃現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和心憂天下的情懷，依然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餘家春子
從狹義上來講，東林黨本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從廣義上來講，東林黨代表著一群人，
他們有著明確的道德準則，關心國事，改革弊政，
他們結黨成群，黨同伐異，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不能單純的用好或與壞來看待東林黨人，因為好得如聖人般崇高，壞得比大奸大惡之人還要可惡，
他們做過所謂的好事，也做過不少所謂的壞事。
他們可以是好人，他們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
他們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力求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
他們提倡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的政治思想，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他們自始至終都在和宦官集團作鬥爭，即便被魏忠賢殘害也沒用放棄。
他們也可以是壞人，他們結黨成群，殘害同僚，
對與他們有相反政治主張的官僚大加迫害，
特們既以極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認同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
他們扭曲了道德，將道德變成了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他們不斷地發動政治鬥爭，
他們以狹隘的道德教條來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卻也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
東林黨人既是一群心懷天下力求造福蒼生的人，也是一群心中狹隘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人，
他們有著實現國泰民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他們也為了傳統和道德要求與皇帝作鬥爭，
他們是一群堅守傳統和所謂虛偽的道德的人，
他們並沒有那麼與時俱進，總是用自以為是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容不得與其相左的政治主張，
對於權力他們展現了嗜血的一面，從與其他政治群體的黨爭體現了政治鬥爭的殘酷，也體現了他們虛偽的一面，
由於東林黨權力慾望的加劇，鬥爭由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
明朝政治不僅沒有變得清明，還因為不斷的權力和政治鬥爭變得汙濁腐敗
東林黨人作為一群擁有政治抱負的人雖然在不斷的為了實現政治理想而奮鬥，卻並沒有改變日漸惡化的政治環境，也沒讓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轉危為安。
吳偉逸的文章認為：“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
《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一文認為：“從表面看來，似是由於正直一派官員操之過急，以及除惡務盡的策略錯誤導致失敗，故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似乎他們與閹黨負有同樣的責任。
《明代政治史》認為：“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運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
後世對東林黨的評價兩極分化，但總體評價並不高，可以說東林黨人既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也是一群無知和虛偽的政治和權力慾望下的囚徒，
這也說明了道德倘若不與時俱進就會害人害己，無論哪個時代，搞政治鬥爭都不利於民生髮展，
唯有以人民為中心，可惜君主專制的時代家天下條件下，人民的權益是無法得到保障的，所以專制集權要經歷革命的摧枯拉朽，從底層將一切革新。
Moriarty0224
東林黨、宗室、小冰河、鼠疫，為明末四大災害。小冰河是天災，哥倫布發現美洲後，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進而引起植被大範圍恢復，使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減少，因此溫度降低。其餘三個皆為人禍，而東林黨首當其衝，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誕生之初還是很有正面意義的，大家聚在一起針砭時弊，倡導廉政清明。當時參與進東林黨講學活動的，大多數都是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雅士。
但是，這些人都有個共性，那就是都是仕途不順的人，大多數都是沒當上官的，在那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這些讀書人都是以當官為榮譽。他們考不上科舉，當不了官，心中自然聚集了大量的不滿和怨恨，這種情緒彙集，矛頭對準的必然是當權者。
於是他們的對抗皇權，針對朝政，因此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由此拉開了東林黨和閹黨，東林黨和與全國朋黨集團之爭，“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
東林黨的空談誤國，和各黨的爭鬥造成的內耗也是明朝的滅亡的重要因素。
東林黨起源於江南，那裡自古以來便是商賈富庶集聚之地，而一個黨派的發展，必然缺不了財力的支撐。東林黨的後臺也正是這些商人，這些商人付出了自然要求回報，東林黨也就成為了這些人的利益捍衛者，這也為東林黨內部埋下了不良的種子。
隨著東林黨不斷地發展強大，這個種子也在其內部逐漸生根發芽，開始扭曲了這個團隊的核心價值觀。
開始的引導社會風尚的理念逐漸被為了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政治鬥爭所取代。
東林黨在和各方勢力鬥爭中嚐到了政治鬥爭的甜頭後，價值觀已經扭曲了。再加上和閹黨之爭，以崇禎拿下閹黨，拱手將朝政大權相讓於東林黨為結局。至此，東林黨可以說是一家獨大，朝廷再也沒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勢力。
東林黨當政那些年，明朝沒有出現能救國救民的名臣，反而都是一批政治白痴。他們只懂得瘋狂的用手裡的權利侵佔國家的利益，只要是對自己不利的政策，東林黨人都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找出各種理由來抗旨。
面對這一群靠不住的人，即使是一心想當好皇帝的崇禎也無能為力。
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起兵，東林黨人並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手段反擊。李自成進京的那天，朝中大臣第一時間去李自成那裡獻忠誠，保平安，誰也沒理崇禎皇帝的苦悲。
南京城破後，帶頭跪迎清軍的正是當時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這不得不說是明朝的悲哀，文人的骨氣也蕩然無存。
東林黨雖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們並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治國方案，這一點不如人家張居正。
黨爭歷來都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內耗，浪費國家的政治資源，影響社會發展，因此歷朝歷代都不會支持黨爭，甚至會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黨爭自然也是逃不過這種歷史規律。
綜上，明亡於東林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