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雜談
政治往往是權宜的，因此，說崇禎帝“信任”東林黨，倒不如說崇禎帝“依靠”或“利用”了東林黨更合適，反之也成立。
東林黨是被朱元璋遺訓慣壞了的江南士子小團體，就其政治性格和人品操守而言，不比“入主為奴”的閹黨好到哪裡去。魏忠賢擅權時，護主顧大局，徵遼和剿匪經費充足，邊將安心，四海相對安靜。而東林黨主政時，從南方士族利益考慮，取消了徵稅，遵循“任人唯同道”原則，只使用自己人，致使將不保位，軍無糧餉，人心渙散，引發了“己巳之變”，導致了明亡清興。
魏忠賢行事時，雖利慾熏天，但多少還照顧一點皇家的利益。東林黨行政時，其理由雖冠冕堂皇，但內核和實質卻只有狹隘自私的“自己”，用自己人，自己給自己做事，否則，一概排斥，堅決打擊。一次，傀儡首輔周延儒，由於沒有完全按東林黨遞上的名單用人，差點被逼下跪，並因此被攻擊下臺，最後命都丟了。
對明朝，特別是明末時期以及東林黨的流行評價是由所謂明史大家萬斯同定調的，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生，而黃宗羲的父親、萬斯同的親師爺是被譽為“東林七君子”之一的黃尊素。
一生反清、發誓永不做“清官”的黃宗羲，知悉乾隆帝要編撰明史時，一反常態，力推自己的學生萬斯同出任明史主編，其用意不排除有要掌握其評價話語權的考慮。
徐大乎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為無錫東林書院題寫的對聯。這幅對聯立意深刻，對仗工整，道出了個人學習修養與國家大事之間的緊密聯繫。絕大多數人對明末東林黨的認識就是來自於這幅對聯。那麼，東林黨到底是個什麼黨？在明末歷史上，東林黨真的這樣憂國憂民、大義凜然嗎？
東林黨是晚明時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而形成的政治利益集團。明神宗統治後期，政治日益腐敗，社會矛盾激化。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在京師為官的顧憲成被革職還鄉，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評論人物，得到江南士大夫的支持。他們與在朝的內閣大臣李三才、趙南星等人深相交結，反對當時朝廷的種種弊政，漸漸參與國事，實行改良主義，遭到了勳親貴戚、后妃宦官的嫉恨。明熹宗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閹黨與東林黨的代表人物楊漣、左光斗之間的矛盾迅速尖銳化。魏忠賢殺害了東林黨骨幹黃尊素、周順昌等人，並使人編纂《三朝要典》，借當時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為題，意圖將東林黨的正直之士一網打盡。直到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後，逮治魏忠賢，瓦解閹黨勢力，東林黨人所受的迫害才告終止。
崇禎帝當政初期，對東林黨人是寄予厚望的。他先後提拔東林黨的周延儒、錢龍錫擔任內閣首輔，希望他們能振作朝綱、中興國運。然而，東林黨人的暴發卻引起了朝中無休無止的黨派之爭。東林黨的首輔和御史們甫一執政，就開始大肆攻訐朝中大臣。他們紛紛指責另一位閣臣溫體仁在家鄉的種種不法行為，包括娶娼妓為妾、接受賄賂、奪人家產等項；甚至對國之干城遼東督師袁崇煥也大放厥詞，說他擅殺大將毛文龍、暗通建州女真，是禍國殃民的大漢奸。朝堂上各派交相攻擊，莫衷一是，非但沒能挽國運、致中興，反而搞得四分五裂、烏煙瘴氣。崇禎帝對此頗感焦頭爛額。
最讓崇禎帝灰心失望的是，東林黨人竟然參與科場舞弊，給嚴肅公正的科舉制度帶來極大的破壞。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是崇禎帝即位後的第二個大比之年。八月，在新進士考選授職的時候，幾個言官突然提出今年的科考有黑幕: 狀元陳於泰竟然是主考官內閣首輔周延儒的姻戚，榜眼吳偉業、探花夏曰瑚都是南直隸人，全部是周延儒的同鄉！於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彈劾考官的奏章像雪片一樣飛到崇禎帝案頭。此時東北女真外患未除，朝廷內部黨爭喧囂，使崇禎帝煩不勝煩。他強壓住胸中怒火，對科場舞弊案沒有深入追究，只是從此以後，他內心再也不相信這些道貌岸然、溫文儒雅的東林黨人了。
東林黨雖然稱為“黨”，但它和現代的各種政治黨派是有天淵之別的。東林黨沒有什麼廣闊崇高的政治目標，沒有什麼切實完善的政治綱領，他們只不過是為打擊政敵、獨攬朝權而結成的一個利益集團罷了。東林黨這個利益集團在北京陷落之後，其殘餘勢力竄回江南，繼續在南明小朝廷中爭權奪利、排斥異己，最終，這個朋黨隨著朱明王朝的滅亡而煙消雲散。
棒槌襖襖
崇禎不是非常信任東林黨，而是因為自萬曆以來，東林黨在和閹黨、齊楚浙三黨聯盟中獲得了最終勝利，在朝廷上一黨獨大，也就是所謂的“眾正盈朝”。而且崇禎的父親朱常洛、哥哥朱由校。包括自己的繼位，其中都有東林黨盡心盡力活動的影子，對朱由檢一家有偌大的功勞。
東林黨人雖然做事不行，可做人卻是沒得說的，可以說是掌握了道德的制高點，這在剛愎自用，容不下一絲差錯和汙點的崇禎皇帝來說，更是一種十分難得的品質，所以於公於私，崇禎都很依賴東林黨，或者說是不得不依賴東林黨。
東林黨人做事，是馬屎表面光、裡面一包糠，他們無時無刻不以儒家經典來做人，一切以道德文章至上，以王道行之。可是治理國家如同烹飪，油鹽醬醋啥的都得下，不能光靠道德文章來治理，還得以鐵腕手段來辦事，也就是漢宣帝所說的“王霸之道”，以王道服人、以霸道御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東林黨人過度解讀道德，如此一來勢必影響其他方面的調料，他們把崇禎、把大明坑死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東林黨在萬曆年間開始崛起，到天啟年間掌握了大權，但治國能力甚至連受人唾罵的閹黨還不如
東林黨的興起，是在萬曆三十二年，由罷官回家的原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在當地知府、富豪的資助下，重開東林書院開始開壇講學而來。
當時的大明內憂外患，內部是萬曆皇帝和群臣之間關於“國本事件”而鬧翻，萬曆皇帝甚至以罷朝來抗議群臣，之後又是圍繞著太子朱常洛而爆發的“三大案”，還有後宮干政等，整個大明機構處於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而外部就更熱鬧了：西南土司造反、東南荷蘭入侵臺灣、東北後金勢力抬頭，大明處於三面包圍之中。
正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這樣的局勢下，就有一大批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想要解決這諸多問題，而顧憲成又因為國本事件中對萬曆皇帝據理力爭而被罷官回家，如此一個剛直正義的人，很自然就成為那些報國無門的士大夫們的旗杆，於是“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呼應”，在明朝士大夫集團中有很大的市場。
- 明朝士大夫是一個比較奇葩的群體，在張居正十年改革中，雖然文學思想受到了壓制，但由於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思想開始興起，或許也是被壓制久了，士大夫們的思想也更加開放，舉世震驚的《金瓶梅》就是在萬曆年間寫成的；
- 張居正去世後其政策都遭到了清算，萬曆皇帝親政之後開始開放思想，當時的社會主流就是抨擊時政、針砭時弊，士大夫們以犯上為榮、以打屁股為傲，沒被皇帝打過屁股的都不好意思在夥伴面前站著，萬曆皇帝以帝王之尊，最後卻被群臣針對得被迫隱居，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 顧憲成本人雖然只在無錫講學，但其勢力已經影響到了朝廷，其最得力的“助手”，分別為淮南巡撫李三才和內閣輔臣葉向高，此二人後被《東林點將錄》編為水滸裡的托塔天王和及時雨，後面東林黨人逐漸進入朝堂，執掌權柄，多是出於此二人的幫助，尤其是葉向高。
萬曆四十三年，此時東林黨魁顧憲成已經去世四年之久，東林黨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隨著這一年爆發的“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東林黨擊敗了以鄭貴妃為首的外戚，穩定了太子朱常洛的位置，成為了太子黨，由此聲名遠揚，之後還因為擁立了朱常洛、朱由校兩代帝王，葉向高被任命為內閣首輔，而東林黨人也佔據了六部、大理寺等顯要職位，正式執掌文官集團。
東林黨以孔孟為本，做事也多是以孔孟之道為標準，本來在天啟朝還有閹黨和齊楚浙三黨相抗衡，可是到了崇禎朝，閹黨、齊楚浙三黨相繼覆滅，整個大明王朝成為了東林黨的一言堂。
這些人都是死抱著書面文章，鑽著課本的案例來辦事，卻沒有從實際上了解帝國的內外環境，總認為按照孔孟之道來辦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僅靠道德說教是成不了事的，後金的騎兵、農民的鋤頭、經濟的貧困、土地的縮減、士兵戰力的低下，這些都需要腳踏實地地幹，不可能憑著一張嘴就解決了。
如此一來就陷入了晉朝時期的空談誤國錯誤，甚至比晉朝還嚴重，畢竟晉朝士大夫們在朝廷的影響力還不算強大，所謂空談、玄學也多是在民間發展，可是東林黨是掌握了政治導向的，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整個國家前進的指示牌，在高談闊論之下卻無一人願意去辦實事，光說不練。
因為辦實事意味著改革、改革意味著得罪人、得罪人意味著有汙點，有汙點意味著背離了孔孟“仁義”之道，所以東林黨人只說不去做，辦事的人也只挑好的、符合東林規範的做，整個崇禎朝十七年，從天啟朝留下來的憂患一件都沒解決，反而矛盾是愈演愈烈，最後把復生有望的大明給活活玩死了。
除了不做事外，東林黨還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被他們坑的幾個武將，基本都是大明後期能力挽狂瀾的擎天巨柱
其實東林黨人裡也不是沒有能人，比如孫承宗就是一個，他在萬曆三十二年參加科舉，在“梃擊案”因為力保太子朱常洛而成為了東林首腦人物魁之一，《東林點將錄》中以地短星鄒淵比擬。可是其他不同於高居朝堂的東林黨人，孫承宗是少有的肯腳踏實地做事的人才，他在防備後金時得心應手，打造了後金騎兵無法突破的關寧防線，就是因為他曾在邊境做過事，在和後金對峙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適合大明王朝的防禦體系，並將其交給自己的學生、薊遼總督袁崇煥。
而對於其他無所作為的東林黨人，孫承宗也絲毫不給情面，像兵部尚書王在晉，天啟二年當任兵部尚書，經略遼東、薊州、天津、登萊等重鎮，在他的主持下，主張放棄外圍防禦，明軍全部退守山海關，命令一下就遭到了袁崇煥的拒絕，在首輔葉向高無法抉折之下，孫承宗以內閣輔臣身份親自趕往山海關巡視，回來後直接否決了王在晉的想法，讓天啟帝朱由校罷免了王在晉的遼東經略職位，提拔袁崇煥鎮守寧遠，修築關寧防線，訓練關寧鐵騎。
孫承宗和王在晉，就代表了當時大明朝兩種完全不同的執政方針，而寧錦會戰的勝利，也標識著孫承宗的做事方法才是正確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靠著幾本兵書是不可能禦敵成功的。可惜的是，東林黨裡的“孫承宗”太少了，倒是猶豫不決的“葉向高”和死抱課本的“王在晉”太多了，在孫承宗之外，因為東林黨而被冤枉坑害的能人，同樣不在少數。
- 薩滸爾之戰被譽為努爾哈赤的問鼎之戰，此戰後後金的兵鋒開始南指大明，為了解決遼東的混亂局面，萬曆皇帝破格大膽起用御史熊廷弼為遼東巡撫，鎮守遼東。在熊廷弼的主持下，從未吃過敗仗的努爾哈赤被敗於浦河，損失了七百多八旗精銳，這是努爾哈赤第一次遭受慘敗，對八旗子弟的士氣造成了極大的打擊。清朝曾國藩曾感慨道：“如果熊廷弼在的話，我大清安能入關”；
- 可是由於熊廷弼不附東林黨，也不附閹黨，處於中立派系，性情與眾人格格不入的熊廷弼就成了眾矢之的，在東林黨魁楊漣多次彈劾之下，熊廷弼闇然離職。而熊廷弼一走，接任的薊遼總督袁應泰不懂兵事，只不過是因為其為東林黨人，結果被努爾哈赤打得丟盔卸甲，大明把後金扼殺在搖籃裡的最好機會，就這樣在黨爭之中失去了；
- 此外，孫承宗、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這些有能力挽救大明的能臣，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東林黨的彈劾，偏偏崇禎皇帝又是一個偏信偏聽的主兒，結果就是武將殺了一個又一個，而取代他們的多是東林黨人，不懂作戰而身居前線，結果就是地盤越丟越多。
《明史》記載道“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這並不是完全的抹黑東林黨，而是確實如此。
除了坑人之外，東林黨連皇帝也坑，為了保住自己的錢袋子，東林黨誓死不讓崇禎加派賦稅
崇禎朝的大明局勢雖然險峻，但也不是無力挽救，畢竟後金和農民起義，靠著大明軍隊還是可以鎮壓得住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錢。
萬曆年間，當時大明賴以生存的土地問題十分嚴重，由於朱元璋規定宗室不用交稅，於是很多有土地的百姓紛紛將名下的土地寄託在皇親貴族手裡，以此來逃稅。朱元璋時期可以用來收稅的土地有八百萬頃，可到了明中後期足足縮水了一半，只有四百萬頃了，當然土地是不會憑空消失的，這些不如戶部記錄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朱家子弟的產業，連皇帝自己都有“皇莊”來填飽自己的口袋。
到了崇禎朝，由於戰事頻繁，錢更是重中之重，沒錢就寸步難行，本來除了土地稅外，崇禎前幾任皇帝都有其他手段增加賦稅，比如正德帝就從關稅入手、天啟帝就從商業稅入手，而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就是從清丈土地、開放關稅、商業稅為主，僅十年的積累就已經足以支撐耗資巨大的萬曆三大徵。所以到了崇禎朝，同樣也可以從以上的幾種稅收入手，增加國庫收入以應付軍費支出。
可是東林黨人卻十分拒絕增加商業稅，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基本上都有商人的背景，“為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在萬曆皇帝大力征收礦稅時就遭到了東林黨人的集體反對，而反對收商業稅也是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所以每到崇禎皇帝有意加強商業稅的時候，東林黨人就集體上書反對，而在集體壓力之下，崇禎皇帝也沒有萬曆皇帝那樣硬氣，最後不得不聽從東林黨的“建議”，不了了之了。
失去了商業稅的擴源，崇禎只能繼續將稅收加重在農民身上，加收農業稅和裁減機構，靠節流來省錢，徵稅過重加之災難頻發，就這樣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農民起義，而最後毀滅大明的闖王李自成，他之所以會加入義軍，就是因為在崇禎元年裁減了各地驛站後，李自成失業又背了一身債，走投無路之下才投了高迎祥的起義軍。所以從結果來看，崇禎裁驛站是滅亡大明的導火索，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東林黨死抱著自己的錢袋，不願為國家分憂所導致的。
而相比於國家的貧窮，東林黨人倒是賺得盆滿缽滿，托塔天王李三才家中存銀高達五百萬兩，蘇杭一帶更是富得流油，南明時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設立江北四鎮抵禦清軍南下，兵力共計三十萬，所需糧餉高達每年兩百萬兩，而江南地區有錢，一次性就給了一年半的軍餉共三百六十萬兩，這比起不到一年之前，崇禎皇帝在面對李自成兵臨城下時，連區區六十萬兩都湊不齊的窘況，江南可真是有錢啊！
總結：在崇禎皇帝當政的時候，東林黨已經一支獨秀，掌握了整個朝廷的聲喉，崇禎皇帝既沒有先祖朱元璋的殺伐決斷，也沒有爺爺萬曆皇帝敢於挑戰文官力量的魄力，就連哥哥天啟皇帝重用太監製衡東林黨的手段都沒有，所以崇禎皇帝是不得不信任東林黨，相信如果還有選擇的話，崇禎皇帝寧可相信魏忠賢也不會再相信東林黨了
而事實上，崇禎皇帝在中後期時，已經意識到東林黨的無所作為，於是又開始大力起用自己一手摧毀的閹黨，可是東林黨的力量太過強大了，閹黨裡又沒有魏忠賢這樣的人物，而崇禎皇帝也不是天啟皇帝那樣不管事的逍遙天子，而是事必躬親的工作狂，和朱元璋時期一樣，宦官在崇禎朝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也無法成為一支能夠制衡東林黨的勢力。
崇禎皇帝還是被東林黨坑死了，他好聲好氣地要錢不行，結果在李自成的藤鞭之下，朝廷百官交出了近四千萬兩的贖金，這筆錢要是他們肯拿出來給崇禎的話，大明也不至於滅亡了，所謂的“眾正盈朝”，到最後卻最先投降了李自成，做了闖軍的引路人，而崇禎皇帝死時，身邊只有一個太監王承恩陪著他殉國，這實在是一種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