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杂谈
政治往往是权宜的，因此，说崇祯帝“信任”东林党，倒不如说崇祯帝“依靠”或“利用”了东林党更合适，反之也成立。
东林党是被朱元璋遗训惯坏了的江南士子小团体，就其政治性格和人品操守而言，不比“入主为奴”的阉党好到哪里去。魏忠贤擅权时，护主顾大局，征辽和剿匪经费充足，边将安心，四海相对安静。而东林党主政时，从南方士族利益考虑，取消了征税，遵循“任人唯同道”原则，只使用自己人，致使将不保位，军无粮饷，人心涣散，引发了“己巳之变”，导致了明亡清兴。
魏忠贤行事时，虽利欲熏天，但多少还照顾一点皇家的利益。东林党行政时，其理由虽冠冕堂皇，但内核和实质却只有狭隘自私的“自己”，用自己人，自己给自己做事，否则，一概排斥，坚决打击。一次，傀儡首辅周延儒，由于没有完全按东林党递上的名单用人，差点被逼下跪，并因此被攻击下台，最后命都丢了。
对明朝，特别是明末时期以及东林党的流行评价是由所谓明史大家万斯同定调的，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而黄宗羲的父亲、万斯同的亲师爷是被誉为“东林七君子”之一的黄尊素。
一生反清、发誓永不做“清官”的黄宗羲，知悉乾隆帝要编撰明史时，一反常态，力推自己的学生万斯同出任明史主编，其用意不排除有要掌握其评价话语权的考虑。
徐大乎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为无锡东林书院题写的对联。这幅对联立意深刻，对仗工整，道出了个人学习修养与国家大事之间的紧密联系。绝大多数人对明末东林党的认识就是来自于这幅对联。那么，东林党到底是个什么党？在明末历史上，东林党真的这样忧国忧民、大义凛然吗？
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而形成的政治利益集团。明神宗统治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在京师为官的顾宪成被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得到江南士大夫的支持。他们与在朝的内阁大臣李三才、赵南星等人深相交结，反对当时朝廷的种种弊政，渐渐参与国事，实行改良主义，遭到了勋亲贵戚、后妃宦官的嫉恨。明熹宗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阉党与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杨涟、左光斗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魏忠贤杀害了东林党骨干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并使人编纂《三朝要典》，借当时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题，意图将东林党的正直之士一网打尽。直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后，逮治魏忠贤，瓦解阉党势力，东林党人所受的迫害才告终止。
崇祯帝当政初期，对东林党人是寄予厚望的。他先后提拔东林党的周延儒、钱龙锡担任内阁首辅，希望他们能振作朝纲、中兴国运。然而，东林党人的暴发却引起了朝中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东林党的首辅和御史们甫一执政，就开始大肆攻讦朝中大臣。他们纷纷指责另一位阁臣温体仁在家乡的种种不法行为，包括娶娼妓为妾、接受贿赂、夺人家产等项；甚至对国之干城辽东督师袁崇焕也大放厥词，说他擅杀大将毛文龙、暗通建州女真，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朝堂上各派交相攻击，莫衷一是，非但没能挽国运、致中兴，反而搞得四分五裂、乌烟瘴气。崇祯帝对此颇感焦头烂额。
最让崇祯帝灰心失望的是，东林党人竟然参与科场舞弊，给严肃公正的科举制度带来极大的破坏。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是崇祯帝即位后的第二个大比之年。八月，在新进士考选授职的时候，几个言官突然提出今年的科考有黑幕: 状元陈于泰竟然是主考官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姻戚，榜眼吴伟业、探花夏曰瑚都是南直隶人，全部是周延儒的同乡！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弹劾考官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崇祯帝案头。此时东北女真外患未除，朝廷内部党争喧嚣，使崇祯帝烦不胜烦。他强压住胸中怒火，对科场舞弊案没有深入追究，只是从此以后，他内心再也不相信这些道貌岸然、温文儒雅的东林党人了。
东林党虽然称为“党”，但它和现代的各种政治党派是有天渊之别的。东林党没有什么广阔崇高的政治目标，没有什么切实完善的政治纲领，他们只不过是为打击政敌、独揽朝权而结成的一个利益集团罢了。东林党这个利益集团在北京陷落之后，其残余势力窜回江南，继续在南明小朝廷中争权夺利、排斥异己，最终，这个朋党随着朱明王朝的灭亡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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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不是非常信任东林党，而是因为自万历以来，东林党在和阉党、齐楚浙三党联盟中获得了最终胜利，在朝廷上一党独大，也就是所谓的“众正盈朝”。而且崇祯的父亲朱常洛、哥哥朱由校。包括自己的继位，其中都有东林党尽心尽力活动的影子，对朱由检一家有偌大的功劳。
东林党人虽然做事不行，可做人却是没得说的，可以说是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这在刚愎自用，容不下一丝差错和污点的崇祯皇帝来说，更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品质，所以于公于私，崇祯都很依赖东林党，或者说是不得不依赖东林党。
东林党人做事，是马屎表面光、里面一包糠，他们无时无刻不以儒家经典来做人，一切以道德文章至上，以王道行之。可是治理国家如同烹饪，油盐酱醋啥的都得下，不能光靠道德文章来治理，还得以铁腕手段来办事，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王霸之道”，以王道服人、以霸道御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东林党人过度解读道德，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其他方面的调料，他们把崇祯、把大明坑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东林党在万历年间开始崛起，到天启年间掌握了大权，但治国能力甚至连受人唾骂的阉党还不如
东林党的兴起，是在万历三十二年，由罢官回家的原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在当地知府、富豪的资助下，重开东林书院开始开坛讲学而来。
当时的大明内忧外患，内部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关于“国本事件”而闹翻，万历皇帝甚至以罢朝来抗议群臣，之后又是围绕着太子朱常洛而爆发的“三大案”，还有后宫干政等，整个大明机构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外部就更热闹了：西南土司造反、东南荷兰入侵台湾、东北后金势力抬头，大明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样的局势下，就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想要解决这诸多问题，而顾宪成又因为国本事件中对万历皇帝据理力争而被罢官回家，如此一个刚直正义的人，很自然就成为那些报国无门的士大夫们的旗杆，于是“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呼应”，在明朝士大夫集团中有很大的市场。
- 明朝士大夫是一个比较奇葩的群体，在张居正十年改革中，虽然文学思想受到了压制，但由于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兴起，或许也是被压制久了，士大夫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举世震惊的《金瓶梅》就是在万历年间写成的；
- 张居正去世后其政策都遭到了清算，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开始开放思想，当时的社会主流就是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士大夫们以犯上为荣、以打屁股为傲，没被皇帝打过屁股的都不好意思在伙伴面前站着，万历皇帝以帝王之尊，最后却被群臣针对得被迫隐居，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 顾宪成本人虽然只在无锡讲学，但其势力已经影响到了朝廷，其最得力的“助手”，分别为淮南巡抚李三才和内阁辅臣叶向高，此二人后被《东林点将录》编为水浒里的托塔天王和及时雨，后面东林党人逐渐进入朝堂，执掌权柄，多是出于此二人的帮助，尤其是叶向高。
万历四十三年，此时东林党魁顾宪成已经去世四年之久，东林党的影响力却是与日俱增，随着这一年爆发的“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东林党击败了以郑贵妃为首的外戚，稳定了太子朱常洛的位置，成为了太子党，由此声名远扬，之后还因为拥立了朱常洛、朱由校两代帝王，叶向高被任命为内阁首辅，而东林党人也占据了六部、大理寺等显要职位，正式执掌文官集团。
东林党以孔孟为本，做事也多是以孔孟之道为标准，本来在天启朝还有阉党和齐楚浙三党相抗衡，可是到了崇祯朝，阉党、齐楚浙三党相继覆灭，整个大明王朝成为了东林党的一言堂。
这些人都是死抱着书面文章，钻着课本的案例来办事，却没有从实际上了解帝国的内外环境，总认为按照孔孟之道来办事，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仅靠道德说教是成不了事的，后金的骑兵、农民的锄头、经济的贫困、土地的缩减、士兵战力的低下，这些都需要脚踏实地地干，不可能凭着一张嘴就解决了。
如此一来就陷入了晋朝时期的空谈误国错误，甚至比晋朝还严重，毕竟晋朝士大夫们在朝廷的影响力还不算强大，所谓空谈、玄学也多是在民间发展，可是东林党是掌握了政治导向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整个国家前进的指示牌，在高谈阔论之下却无一人愿意去办实事，光说不练。
因为办实事意味着改革、改革意味着得罪人、得罪人意味着有污点，有污点意味着背离了孔孟“仁义”之道，所以东林党人只说不去做，办事的人也只挑好的、符合东林规范的做，整个崇祯朝十七年，从天启朝留下来的忧患一件都没解决，反而矛盾是愈演愈烈，最后把复生有望的大明给活活玩死了。
除了不做事外，东林党还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被他们坑的几个武将，基本都是大明后期能力挽狂澜的擎天巨柱
其实东林党人里也不是没有能人，比如孙承宗就是一个，他在万历三十二年参加科举，在“梃击案”因为力保太子朱常洛而成为了东林首脑人物魁之一，《东林点将录》中以地短星邹渊比拟。可是其他不同于高居朝堂的东林党人，孙承宗是少有的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才，他在防备后金时得心应手，打造了后金骑兵无法突破的关宁防线，就是因为他曾在边境做过事，在和后金对峙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大明王朝的防御体系，并将其交给自己的学生、蓟辽总督袁崇焕。
而对于其他无所作为的东林党人，孙承宗也丝毫不给情面，像兵部尚书王在晋，天启二年当任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蓟州、天津、登莱等重镇，在他的主持下，主张放弃外围防御，明军全部退守山海关，命令一下就遭到了袁崇焕的拒绝，在首辅叶向高无法抉折之下，孙承宗以内阁辅臣身份亲自赶往山海关巡视，回来后直接否决了王在晋的想法，让天启帝朱由校罢免了王在晋的辽东经略职位，提拔袁崇焕镇守宁远，修筑关宁防线，训练关宁铁骑。
孙承宗和王在晋，就代表了当时大明朝两种完全不同的执政方针，而宁锦会战的胜利，也标识着孙承宗的做事方法才是正确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靠着几本兵书是不可能御敌成功的。可惜的是，东林党里的“孙承宗”太少了，倒是犹豫不决的“叶向高”和死抱课本的“王在晋”太多了，在孙承宗之外，因为东林党而被冤枉坑害的能人，同样不在少数。
- 萨浒尔之战被誉为努尔哈赤的问鼎之战，此战后后金的兵锋开始南指大明，为了解决辽东的混乱局面，万历皇帝破格大胆起用御史熊廷弼为辽东巡抚，镇守辽东。在熊廷弼的主持下，从未吃过败仗的努尔哈赤被败于浦河，损失了七百多八旗精锐，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遭受惨败，对八旗子弟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清朝曾国藩曾感慨道：“如果熊廷弼在的话，我大清安能入关”；
- 可是由于熊廷弼不附东林党，也不附阉党，处于中立派系，性情与众人格格不入的熊廷弼就成了众矢之的，在东林党魁杨涟多次弹劾之下，熊廷弼暗然离职。而熊廷弼一走，接任的蓟辽总督袁应泰不懂兵事，只不过是因为其为东林党人，结果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大明把后金扼杀在摇篮里的最好机会，就这样在党争之中失去了；
- 此外，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这些有能力挽救大明的能臣，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东林党的弹劾，偏偏崇祯皇帝又是一个偏信偏听的主儿，结果就是武将杀了一个又一个，而取代他们的多是东林党人，不懂作战而身居前线，结果就是地盘越丢越多。
《明史》记载道“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这并不是完全的抹黑东林党，而是确实如此。
除了坑人之外，东林党连皇帝也坑，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袋子，东林党誓死不让崇祯加派赋税
崇祯朝的大明局势虽然险峻，但也不是无力挽救，毕竟后金和农民起义，靠着大明军队还是可以镇压得住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钱。
万历年间，当时大明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十分严重，由于朱元璋规定宗室不用交税，于是很多有土地的百姓纷纷将名下的土地寄托在皇亲贵族手里，以此来逃税。朱元璋时期可以用来收税的土地有八百万顷，可到了明中后期足足缩水了一半，只有四百万顷了，当然土地是不会凭空消失的，这些不如户部记录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朱家子弟的产业，连皇帝自己都有“皇庄”来填饱自己的口袋。
到了崇祯朝，由于战事频繁，钱更是重中之重，没钱就寸步难行，本来除了土地税外，崇祯前几任皇帝都有其他手段增加赋税，比如正德帝就从关税入手、天启帝就从商业税入手，而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就是从清丈土地、开放关税、商业税为主，仅十年的积累就已经足以支撑耗资巨大的万历三大征。所以到了崇祯朝，同样也可以从以上的几种税收入手，增加国库收入以应付军费支出。
可是东林党人却十分拒绝增加商业税，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有商人的背景，“为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在万历皇帝大力征收矿税时就遭到了东林党人的集体反对，而反对收商业税也是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所以每到崇祯皇帝有意加强商业税的时候，东林党人就集体上书反对，而在集体压力之下，崇祯皇帝也没有万历皇帝那样硬气，最后不得不听从东林党的“建议”，不了了之了。
失去了商业税的扩源，崇祯只能继续将税收加重在农民身上，加收农业税和裁减机构，靠节流来省钱，征税过重加之灾难频发，就这样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而最后毁灭大明的闯王李自成，他之所以会加入义军，就是因为在崇祯元年裁减了各地驿站后，李自成失业又背了一身债，走投无路之下才投了高迎祥的起义军。所以从结果来看，崇祯裁驿站是灭亡大明的导火索，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林党死抱着自己的钱袋，不愿为国家分忧所导致的。
而相比于国家的贫穷，东林党人倒是赚得盆满钵满，托塔天王李三才家中存银高达五百万两，苏杭一带更是富得流油，南明时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设立江北四镇抵御清军南下，兵力共计三十万，所需粮饷高达每年两百万两，而江南地区有钱，一次性就给了一年半的军饷共三百六十万两，这比起不到一年之前，崇祯皇帝在面对李自成兵临城下时，连区区六十万两都凑不齐的窘况，江南可真是有钱啊！
总结：在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东林党已经一支独秀，掌握了整个朝廷的声喉，崇祯皇帝既没有先祖朱元璋的杀伐决断，也没有爷爷万历皇帝敢于挑战文官力量的魄力，就连哥哥天启皇帝重用太监制衡东林党的手段都没有，所以崇祯皇帝是不得不信任东林党，相信如果还有选择的话，崇祯皇帝宁可相信魏忠贤也不会再相信东林党了
而事实上，崇祯皇帝在中后期时，已经意识到东林党的无所作为，于是又开始大力起用自己一手摧毁的阉党，可是东林党的力量太过强大了，阉党里又没有魏忠贤这样的人物，而崇祯皇帝也不是天启皇帝那样不管事的逍遥天子，而是事必躬亲的工作狂，和朱元璋时期一样，宦官在崇祯朝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也无法成为一支能够制衡东林党的势力。
崇祯皇帝还是被东林党坑死了，他好声好气地要钱不行，结果在李自成的藤鞭之下，朝廷百官交出了近四千万两的赎金，这笔钱要是他们肯拿出来给崇祯的话，大明也不至于灭亡了，所谓的“众正盈朝”，到最后却最先投降了李自成，做了闯军的引路人，而崇祯皇帝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陪着他殉国，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