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嬴政

最不可思议的是到现在还把东林党看做是政党是好人。东林党不是什么政党他是个宗教团体，准确的说是个邪教，是理学邪教在明朝的马甲。这就要说下这个邪教从司马光创立所遵循的教义是什么，和在这个历史时期邪教必须要做的又是什么了。

理学邪教是儒学的付骨之蛆，打着儒学的牌子行的是邪教的实质，宗教和学派最核心的区别是一个自创立之初就无法修改一个需要吸收新鲜知识从而充实和发展自我。理学邪教把儒学经典上的治国理念搬到自己的教义里，定义成了不可更改的圣经，谁要改那他就是异端，是异教徒，要口诛笔伐，要他死无葬身之地！请参考中期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这些人还是体制内的而且他们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痒式的改革都被骂成狗，体制外的万历改革，魏忠贤改革更是嗤之以鼻。那这个不容触碰的核心教义是什么？我认为是井田制，国家把人口和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劳动成果，从而形成税收。这也是中国能够分久必合，迅速恢复生产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制度只适应于人少地多的国家建立初期，随着和平的到来，人口爆炸，明朝从2到3千万人口到中期已经到了1个多快两亿。而土地的供给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同样的一个家庭从建国初期的十几二十亩地在不断的分家过程中(那时没计划生育）一个家庭也就几亩地了。维持温饱都可能有问题，更别说税收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万历给了正确答案，通过关税，商业税和矿税弥补。但是这东林党是邪教，他怎么可以让你做出违背教义的事呢！万历一死全都拧回来。但是国家还是没钱啊，怎么办？他们追求的是自己宗教的万古长存而之后才是皇帝、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教义是万万不能动的，这也是后世经常听到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由来，那咋办！！就只剩下杀人了。把中国人口重新降到2到3千万，他们就可以再次通过行之有效的井田制蛊惑老百姓信他们，理学邪教就得意延续！这就有了300年来一下的合久必分！办法有了，如何执行，杀人无非就是瘟疫，天灾，战争。前两个不好控制，只有战争好控制。自己不动手那就让外族来杀。这也就是满清入主中原。他们只要搅混水，残害忠良，把自己伪装好就行了。

日常刷下线

在没有被阉党和当代精神阉党扣上“东林”的帽子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东林党，可以说他既是东林党也不是东林党。

关于东林党的问题，网上也争论了这么多年了。其实在讨论东林党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东林党？或者这么问，有哪些人算是东林党，哪些人不算？

关于东林党成员的名单，有很多史料记载，《酌中志余》这本书就统计好几个东林党名单：《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等。《明季党社考》最后也对这些名单进行了汇总统计。这几种东林党成员名单中，较为常见的是魏阉制定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魏阉制定的东林党名单纯粹是给其政敌扣帽子的行为，属于单纯的政治报复。

那么是否阉党钦定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中的人物就一定是东林党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要明白一个逻辑，阉党向来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说成是东林，夸张一点的讲就是“只要东林党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只要是东林党支持的，我们都反对”。明白了这个大前提，就知道这种给谁谁谁扣上“某某党”的行为，是有点近似于当代“扣帽子”的精神胜利法的。毕竟东林党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没有入党、退党、党员证的说法，其内部也互相倾轧。同样的阉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时常有内讧发生。不明确这个大前提，讨论东林党争是不妥的。

比如说“东林党人榜”中的崔景荣为例，这人不能算是东林党。崔景荣持身中正，虽然不为东林所喜，但也一度寻人相救杨涟、左光斗，最终由于反对魏阉，就被打成了东林。还有同样在党人榜中的熊廷弼。众所周知，熊廷弼乃是楚党人物，且与王化贞不合，而王化贞的坐师又是叶向高，结果王化贞没列入东林党名单（也不在阉党名单内），反而熊廷弼进去了。而熊廷弼在其自传中曾言，他督学南直隶时，受到了荆养乔（名列东林点将录）的弹劾，而荆养乔幕后是受到了东林人士的主使。

郭正域这人被列入东林，其实也不太妥当。因为有史料说此人曾经庇护受到东林党攻击的李腾芳、顾天埈，而与东林反目。

还有朱大典，这是位大贪官，众所周知东林党骨干是朝中的“清流”人物，至少在道德层面上两者并不相容，且他和顾宪成、邹元标等人并无太深的交往。朱大典应该是因为反对魏忠贤进名单的。

此外我见过最最荒谬的说法是杨镐也是东林，理由是杨镐是东林推荐的。有些人认为《明史》不能看也就算了，没想到他们连《明实录》也不看。杨镐第一次经略朝鲜，是吏部尚书张位推荐的，但张位不是东林。第二次巡抚辽东，杨应文之前替杨镐说了好话，这才使得杨镐能够复出。杨应文也不是东林，应该是浙党人物。他曾经受沈一贯指示，攻击郭正域，而沈一贯是浙党领袖。第三次经略辽东，还是吏部的推荐，当时吏部尚书是赵焕，按照东林党说法他也是齐人后台。巡抚辽东期间，杨镐想推荐李如梅，结果被御史麻僖、杨州鹤所弹劾。而麻僖因为在万历四十五年京察中，因党附东林而丢官。

总而言之，个人认为，真正的东林党还要算东林书院那波，再加上和那波人关系极深的一些人比如邹元标、李三才等，这些可以说是真的东林，同时分清谁是东林盟友，比如叶向高。至于其他人，那就呵呵了。这种说法要比把所有人一竿子全打成东林的说法更加妥当一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瑕疵。总之，如果当下还有人认为谁和那波人关系好就是东林，谁受到了东林的举荐就是东林，谁反对魏阉就是东林，那么就真的和历史上的阉党一样了——无耻卑鄙下流，这种观念十分令人恶心。当然咯，“钦定逆党”——也就是俗称的阉党名单也不是全无瑕疵。

毕竟有些人只需要用“东林党”“阉党”这两个词套入自己的概念，来作为自己扯淡的论据。至于什么人才算是东林党，什么人才算是阉党，不重要的，反正只要把锅全甩到东林上面就成了。在这帮人眼里，需要谁是东林谁就是东林。

s临溪主人

关于东林党的身世，要追溯到万历二十四年的一个政策。当时万历三大征只剩下万历援朝战争并且已经进入尾声，连年的战争以及皇室的奢靡使得张居正为万历留下的丰厚国库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保证花销，万历皇帝决定派出宦官来征收矿税。征收矿税就要开矿，开矿则需要勘探，派出去的人都不傻，找矿不好找，但是找钱很容易，所以这群没有小弟弟的阉人们就一股脑的都去了东南。

内廷的人在东南打着皇帝的名义横征暴敛，再加上此前多数政府高官对东南富庶地带也是搜刮不断。对于江南地区新兴的中产阶级、中等地主和富商来说，这就是对自己的暴政。也的确，万历年间的压迫和掠夺的对象扩大海及于士、农、工、商，以至中下级官吏。爪牙横行江南北各地，因而倾家破产者,不甜其数。被害人中有南京、准扬的大小监商，也有地方的监生。类似这种对各阶腊的掠夺的粘果，当时有人指出由于“天下赋税之额，比二十年前，.十增其四” 遂使“天下般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口。也有人指出掠夺市民富户的结果，上、中、下各等富戶都贫穷了向。“般实之户”和“市民富户”当然包括了地方的地主富户和城市的富户，两个被掠夺的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贵族大地主的压迫，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也就诞生了，他所代表的就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富人以及农村地区的中小级地主，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东林党在政治方面的主张主要是: 反对贵族大地主（皇族贵族）专政，垄断政权和排斥其他政治势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贵族、大宦官的把持政权，即降低大官僚把持的内阁权势。要求地方势力可以参加政权并加重地方官的权势。反对内阁专政,就要强调中央集权。强调中央集权也就是打击贵族大地主势力的越断。它的目的何在呢?很明显就是与贵族大地主争夺政权地位。当时贵族大地主排斥异己的手段，大致是下面几种:第1是利用京察制度从政权中排斥反对派，第2是停止行取制度封锁地方势力参加政权之路，第3是不补缺官员来削弱现有的反对派势力。于是东林党就手京察、银行取、尔补缺官，贵族大地主集团对之用奏疏“留中”，相应不理的手段,或是用京察手段反击,或是如1595年以“附和结党，抗造君命”的罪名，一次几乎就把所有的南北雨京的言官降职调外或被判罚奉，其他在赵南星京察事件，李三才事件，争立太子事件，争矿税事件中也大批地罢免排斥各种反对派。这一时期的东林党人大都主张“京察”与“行取”制度是不能受任何派别左右的国家制度，要切实实行。同时也要求“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1597年东林党人会通过吏部奏议，提出过这种“破格用之”的名单，有138人之多，其中包括了有名的东林党人，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中间分子。

东林党在政治上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级结成联盟是其自然的政治道路。有些东林党的反对派在攻击东林党时，就公开指出东林党的组成有“才智自雄之士”、‘ ,跋卮无赖之人”、“罢官废吏”;更重要的是东林党内包合了“富商大贾之类”。从十七世纪初期城市阶级踊跃加入东林党的情况，和后来东林党与贵族大地主进行斗争时广大市民阶级袷予热烈支持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代表东南地主势力的东林党人与江南城市中等阶级联盟是愈来愈发展了。所以说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不但代表汇南地丰阶级的政治利益，同时也代表间江南地区城市阶级的政治利益。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作用所导致的历史后果。

东林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主要是:反对贵族大地主的矿监税使的掠夺, 要求有限度的定额税收政策，要求乡村与城市平均负担纳税品。并主张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当这样要求不能被皇族大地主所接受时，东林党就提出当前的统治危机形势和全国人民起义的可能性，以迫使贵族大地主接受他们的要求。

东林党为了缓和当前形势和减轻地方负担，也提出过有限度的定额税收政策，通过御史秦懋义提出具体建议是:“查邸报万腾二十四年起至今二十六年，雨年顺天之所解进者共四万余雨，或秋盈而夏箱，或彼多而此少。臣按岁而派分之，则每岁可二万者其大都也。山东則解二万四千余雨，每岁可能一万，而河南、山西各解二万两，每岁可得八九下雨。浙江兆解二千两，每岁可得八九百两，敲即此定额，责戒焦按，合廉能府佐，兼任其事，另立开朵银两名色，如数勒限进，怠缓者罚无赦。若开采已完，而无砂可采者，即将坐落地方，夫费抵解，又不然则量派该省，稍稍如额而止”。这个建议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要求把无止境增长的税银定额固定下来，一个是要求把开采榷税之权由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这样的建议也未被贵族大地主所采用。但事实上，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贵族所接纳。

从东林党的诸多主张来看，东林党的主张任当时许多政治派别中是比较有体系的，其代表性也是比较厂泛的。这是因为东林党当时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团体，而是江南地方中小地主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级趋向联盟的政党。东林党在政治方面的:主要主张是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要求解除贵族大地主之外的各派地主势力的联合政权，在超济方面的主要主张是反对贵族大地主的经济掠夺，要求满足各地方势力发展经济的顺望。由此可见，东林党的诸方面主张是统一在它的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的总纲领中的。同时也是把当时社会各阶级反对贵族大地主的斗争连接在一起的。

火器工坊

首先，我想质疑一下提问，至于前两部确实黑了东林党，但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又哪里在为阉党翻案？我看这本书中基本上都是在痛斥阉党，而对于东林党，没有黑，也没有赞成，赞扬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满了其中的一些事，准确来说，确实不失公允。

接着，我想说一说我对东林党的了解，他们是一群在朝中得不到重用的士人，把自己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归咎于奸人把持朝政，朝纲不清，又把这些观点传授给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群书生。而反对的奸人，就是一开始的齐、楚、浙三党，和后来的天启阉党。

在天启年之前的东林党，我认为是纯粹的东林党，一帮虽然自命不凡，虽然也参杂利益，虽然也有虚伪狡诈，但是总体来说是一心为了朝堂社稷的人。但他们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把人一棒子打死，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错的，就应该让他们东林党去制定一切规矩，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党争，反而使得朝廷更加不得安宁。

天启初年的东林党是全盛时期的东林党，从杨涟抢回了木匠朱由校开始，他们就已经站在了这个帝国的高峰，说起来，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重扶朝纲，匡扶社稷，而凭其中的杨涟、左光斗、黄遵素等人，也是可以使朝廷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但其中出现了一个破绽，汪文言。

总的来说，汪文言不是一个坏人，他有底线，有能力，但是他不干净，从而让阉党找到了突破口，一举让东林党落下了政治的舞台，而后来的东林六君子，七君子，其实就是东林党最后的坚持，在这之后，亦无东林！

而东林党为何屡次遭黑，这和崇祯时期的东林党是脱不开干系的，在天启年间，一群骨干已被剔除，剩下的呢，都是些无地位，无权势，甚至暗中依附阉党的人（包括袁崇焕），后来阉党被清算，崇祯重新启用东林党，用的就是这一批人，试问，这批人有东林党的人的能力和操守吗？他们又能代表东林党吗？

另一方面，东林党是天启的拥护者，而天启后来却毫不犹豫（可能是毫不知情）的杀了所有人，但这也不禁让人寒心，从此以后，在东林党的心里，又重新加上了一条：皇帝，也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是需要改变的。在后来，袁崇焕被杀事件更是加剧了崇祯和东林党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崇祯也不再信任东林党，甚至打压东林党，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自然也开始离心离德，导致了后来不出钱，不出力的情形。这其中，有一些人的私心，也有一些人的背叛，但更多的，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死心。

北冥的鱼666

刚写了篇东林党的文章，复制过来共诸位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言入正题，东林党人从来代表的都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一切认为东林党代表广大老百姓利益的想法都是自作多情！

下面转入我个人的文章，有兴趣讨论的可以留言。

拜张廷玉、冯铨、李建泰、范文程、纪晓岚等儒学大家所修《明史》所赐，东林党一直以来被当做明末最大的进步力量。电影《大明劫》中虽未直接描写东林党，但一层层的刻画却仍不敢将东林慕虚名的本色刻画出来。

当然，随着新史学观兴起，更多的历史爱好者不在沉溺于东林说什么，而刚着重于看东林做了什么，从而更加客观地看待东林党的历史作用。

源起

万历二十二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在推荐阁臣会议中故意触怒明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回到家的顾宪成并未放弃其政治理想，在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下，顾宪成于无锡开东林书院，宣扬他的政治理想。

最初东林的政治理想十分吸引人，一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虽一字未写救国救民，但那种打抱不平的传统读书人形象却于日渐消沉的明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事求是的讲，明朝晚期明帝国各类矛盾确实十分尖锐。一方面自万历十五年神宗皇帝闭关起，至万历二十二年，因皇帝消极对抗文官集团，故意搁置大量官员的任命，阻挡了官员升迁的脚步，因此文官集团并不喜欢这位皇帝；另一方面，碍于万历三大征和西北救灾的巨大支出，朝廷重启了东南地区的各类商税和工矿税，因此帝国中央与东南经济基层的矛盾亦十分突出。

其三则是中央权力之争，明初在劳模朱元璋的奋力打击下，武勋阶层基本消解，直至土木堡之变后，武勋阶级被一网打尽，除个别人外，剩余的皇亲贵胄沦落为混吃等死的高级宠物，政治上已失去了左右朝政的话语权。

明宣宗后，宦官集团开始成为新兴的权力阶层，并与文官阶层针锋相对，双方势力此消彼长，近两百年斗智斗勇之下，文官集团最终在徐阶、张居正时期势力到达顶峰。

万历后期，神宗开始有计划的重用宦官，打压文官阶层。最终因“立太子”事件，皇帝与文官矛盾激化，文官集团中的激进派被扫出朝廷，前文所述顾宪成即是其中之一。

自此，可以看出，与其将顾宪成开书院的所为解释为救国救民，不如将其看做是政治斗争失败者妄图重新争权的一次尝试。

发展

其后的几十年，东林书院以其宣扬的士大夫传统价值观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追随，这里面虽不乏杨链、左光斗之类的钢铁硬汉，但更多的其实是类似于李三才之类的政治投机者。

知识分子当中永远不缺的就是政治投机者。对其而言，理想只是宣传的手段，与“阿弥陀佛”、“哈利路亚”并没有实际区别；权力才是现实，无论实现抱负还是演绎人生，终极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辅的宝座并不属于东林党，因此东林党在逐渐形成势力后，夺权自然是其最现实的选择。

跃跃欲试的东林党在近30年的等待之中，终于等来了三个绝佳的夺权机会：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下诏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时封王，刻意模糊皇位继承人，“争国本”事件至此爆发；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流民张差持木棍进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打伤皇宫守卫，梃击案爆发；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新继位的光宗皇帝朱常洛，在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贡献的两颗红丸后突然驾崩，红丸案爆发。

东林党并不喜欢朱常洛，他们支持朱常洛的动机十分的简单和直接。既然神宗皇帝不喜欢朱常洛，东林党支持朱常洛就是“不畏强权”；既然朱常洛是皇长子，是法理上的帝国继承人，东林党支持朱常洛就是“大义名分”。

不畏强权加上大义名分所起的化学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三大案爆发前，所谓东林党只是类似于日本侵华前的陆军少壮派，有名而无实权，而三大案爆发后，东林党人开始频频进入帝国中央，掌握实权。随着叶向高出任首辅，赵南星掌握主持京察的左都御史大权，东林党终于实现其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最高理想。

灭亡

有句话说得好，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膨胀，东林党在成长过程中的先天不足终于在掌权后彻底暴露。一般而言，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流行的是首恶必究、胁从不问的政治斗争策略，比如明武宗诛刘瑾，也仅仅是除去一虎，剩下的七虎除与刘瑾势不两立的张永外，罗祥、魏彬也留得性命和官职。

东林党则不同，其执行的斗争策略是终极的肉体消灭。因此，在掌权派失去权力后，东林党人不依不饶的政治追杀，终于打破了齐、楚、浙、宣、昆等地方党派的隔阂，帮助其完成了整合，自此这些党派以阉党的名义重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擂台。

天启六年，明熹宗在宦官、九千岁魏忠贤的影响下，下诏拆毁东林书院，进而东林党人遭到猛烈打击，东林党人最终将一手好牌打的稀烂。同年九月，魏忠贤命顾秉谦等人编修《三朝要典》，将东林党列为反面典型，从思想上对东林进行了斩草除根的总清算。

一时间，不论是东林的核心成员还是外围支持者，都在其一手挑起的残酷斗争中品尝了风声鹤唳的“甜美”滋味，丢官者有之、丢命者有之、叛变者亦有之。然而奇怪的是，东林倒霉的几年光景，辽东局势却出奇的顺利：

天启三年四月，孙承宗重新宁远城防御工事；

天启三年七月，袁可立设计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一举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大部分沿海要地失而复得，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新生

“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宜委任”——朱由校遗言

天启七年，明熹宗朱由校病逝，死前向储君朱由检遗言：“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宜委任。”崇祯皇帝确实遵从了皇兄的临终遗言，朱由校身死三个月后，朱由检一纸调令，将魏忠贤委任为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后又命锦衣卫将魏忠贤缉拿回京，行至中途，魏忠贤自缢而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残存的火种，在崇祯皇帝巨大的鼓风机面前，终于再次燃起了熊熊大火。

二次上台的东林党，相比于之前更加的偏执与疯狂。在政治正确的光环保护下，东林党不仅在政治上一步步的进行着对所谓阉党的政治追杀，在政策上也撕下了曾经的伪善面具，公开为其代理的大地主、大商人站台唱曲。

崇祯三年，东林党不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事实，正式取消工商税、海税；

崇祯十年，为弥补工商税、海税的亏空，正式对西北贫困线挣扎的农民加征剿饷；

崇祯十二年，为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对全国农民阶层加征练饷。

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明朝正赋的一倍以上，东林党人终于在为自己代言的地主富商减免赋税后，迎来了大明王朝丧钟的敲钟人——李自成。

末路

崇祯十一年二月至十一月，兵部尚书杨嗣昌先后招抚刘国能、张献忠，将李自成打的只剩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于此同时，杨嗣昌全力支持与后金议和，争取攘外安内的时间，然而在东林党人黄道周和东林党支持者卢象昇的支持下，明朝终于错失了解决内有外患的最好时机。

崇祯十七年，曾得崇祯帝重用的内阁首辅、东林党人韩爌，觐见闯王李自成；

清顺治二年，曾得崇祯帝重用的内阁首辅、东林党人成基命之子成克巩，官至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兵围北京，太监曹化淳留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吊死景山，遗言“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属下将崇祯帝尸体移至东华门示众，除范景文等11名尚有节气的东林党人为帝国自刎外，只有21名东林旧臣跪拜崇祯遗体，剩余所谓名臣国士，早已写好反省材料在李自成处排队谋求新职。

尾声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城下，东林党最后的领袖、礼部尚书钱谦益在大雨滂沱之中，出城迎接清朝多铎的大军。几天之后，钱谦益称头皮发痒，带着仆人便出门而去。不一会，当钱府家人在见钱谦益时，这位东林领袖已剪了个满人的鼠尾头。顺便说一句，南京城破前，钱谦益的小妾、“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曾劝他一起投水殉国，但钱谦益却着实有几分黑色幽默，“水这么冷，怎么死呢？”

史载“水太冷，不能下”

鱼渊观世界

最近十年，网络史学界最大的历史发明就是将东林党变成了所谓文官集团，而阉党成了星辰大海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影响之大就连常常以内亚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的某法医出身的历史博士也未能免俗。

但是历史事实是所谓“东林党”根本不能等于文官集团画等号，而且历史上也从不存在着齐心一致对抗中央皇权的“文官集团”。

因为中国自秦以后不是察举制就是科举制，而科举制中坐师于门生的关系又和东汉察举制几乎“无以异也”。而这就导致了朝廷之中会存在着多个以师生同门关系和乡党亲缘为纽带的一个个小圈子，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实行代议制的大国也是普遍存在情况。因此如果说企图让政治生活中做到全国一盘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古今中外，政治家之间的党同伐异、恩牛怨李可以说是从来没停止过，而君王或最高权力掌握者利用这种相互倾轧来坐收渔人之利，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也是司空见惯，所以说将情况复杂的晚明败局一概归于“党争”，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

其次，所谓“东林党”的概念很宽泛，事实上东林党如果作为一个派系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后期，短暂的光宗泰昌一朝和熹宗天启初年，至于崇祯一朝，其实自孙承宗于崇祯四年离开中枢之后，“东林党”对朝廷的影响力便几乎为零，根本无法与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大好形势相提并论。崇祯年间换内阁辅臣更换之频繁如走马灯一般，但“东林党”人却再也无缘于权力的游戏，几个比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全部在南京陪都坐冷板凳，处于半下野状态。

最后，作为被阉党迫害而罗织捏造出的“东林党”，的确并非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是以“东林有小人”为缘由而为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鸣冤平反的就是无知无畏了。保守主义者的右翼史观可能对“东林党”人有些理想化的描述，在史料选择上有些偏袒。但现在这种对“东林党”人怀有某种阴暗企图的极端妖魔化就是彻底的歪曲甚至是“发明”历史了。

而所谓文官“奴性”就更是胡说八道。自古以来殉国尽忠者从来都是读书人居多，而自唐宋以来很捐躯沙场的将领也都是文官出身。至于到了甲申国变之后，被现代一些人批判为“奴性”的文臣之中也有着以倪元璐为首的几十位大臣从容赴死。

明毅宗确实说过“然皆诸臣误朕”的话，但是这一句的前面却是这位末路英雄的忏悔:
“朕凉德藐躬，上千天咎……”

洛阳老城区内福王府(前身为白居易故居永丰坊)前石狮子。这里也曾经是弘光帝的潜龙旧邸。

南都失守，弘光帝蒙尘。

“东林党”人唯一负有责任的是弘光朝南都失守，这点无可否认，但崇祯完蛋与东林无关，所谓“北都崩陷因阉党，南都崩陷因东林”明绍宗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东林党”人因为当初与圣安帝(弘光帝之父)不和，一直对弘光帝有看法，让阉党阮大铖等人接机兴风作浪。首辅马士英夹在中间被迫站队。南明动荡最终导致了左良玉的兵变和史可法的孤掌难鸣，最终清军乘虚而入。但即使是如此，被后世一知半解的历史爱好者们讥讽为“水太凉”的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仍在坚持着自己的义理，与最后的大明天下共同进退。

在“水太凉”、“头皮痒”之后，钱牧斋夫妇忍辱负重的从事抗清活动。这一点反而被很多有意的“忽略”了。

陳大舍

东林党最后无疑是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言者。东林党与阉党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党派，他两都是基于政治观点或利益关联而集合而成的，没有固定的章程约束。

顾宪成目睹朝廷的黑暗弊病，被革职回家后从事讲学结合实际宣扬政治主张。因崇实学，议政改变现时的社会弊端，从而逐渐形成一个团体，所谓的‘党’。主张开言路、注重农业商业、反宦官干政、反矿税反舞弊、加强辽东军事力量等等。

一开始的东林党是非常朝气、为民发声、力图革新的，但随着党争的演练进化，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在斗争，特别是借魏忠贤被除的时机，降低甚至取消工商税、矿税、茶税、海外贸易税等等，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危机，变相地转嫁给农民导致起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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詼說

东林党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解释过于浮泛。“时人”究竟是哪些人，是“东林党人”自己，还是反对“东林党”的那些人？

如果检索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就是如此。

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

上图顾宪成

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天启初，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

上图高攀龙塑像

由于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区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秦党、楚党、齐党之类。这里的党，并非政党。政党起源于近代，如17世纪英国的辉格党便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此前并无政党。明史上的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

因为受李三才在政争中的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徐兆魁之流动辄诋诬对立面为“党”的做法，令人不满，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护善脉”：“魏徵曰：自古上书卒多激切，即似讪谤，惟评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是’弹射不休矣。呜呼，范滂、李膺（东汉遭党锢之祸的清流名士）可对狱吏，司马诸贤（司马光等“元祐党人”）可榜朝堂。自古正不胜邪，寡不敌众，往往皆是，今何足怪！”

邓海春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可谓“赫赫有名”。历史学家几乎对东林党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评论，而研究明清两代史的人们几乎绕不开“东林党”这个话题。

随着历史知识的普及，人们对东林党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局限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顾宪成）这个感性层面上。

对东林党的评价在近些年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并且各执一词，争论激烈。

那么“东林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对明朝后期乃至清朝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有什么“重大的，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呢？

我们还是先看看东林党的前世今生。

东林党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沙龙”或者说叫做“失意者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发起人是顾宪成。顾宪成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八年）的进士，获取功名之后一直在京城当官，十几年后，顾宪成当上了吏部文选司的郎中，这可是一个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的很有实权的官。

正因为如，此顾宪成有机会认识和结交很多的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员，也为后来形成东林党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顾宪成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同时脾气也直，是一个“敢于拿自己这个豆包当干粮”的主。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可是顾宪成却更愿意“得罪皇帝”，在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也就是立谁当太子的问题上，他就和万历杠上了。

万历皇帝（明神宗）的皇后一直没给万历生个儿子，所以，万历一直就没有嫡子，他的大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和弟弟朱常洵都是皇妃所生，按道理“无嫡立长”，朱常洛应该是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很喜欢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因此在郑贵妃不断的吹枕头风的影响下，万历就有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

万历的这个念头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顾宪成是态度坚决者之一，不但如此，顾宪武成等人还坚决不给万历面子，联合反对万历“暂不立太子而先同时封王”的“缓兵之计”，强烈要求“按祖制早立皇长子为太子”。

万历的小伎俩没有得逞，因此对顾宪成等人（包括比顾宪成管官更大的人）十分反感。

从结果上看，顾宪成一派在“立储”的问题上还是取得了胜利，但顾宪成也得罪了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以及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

万历二十二年，朝廷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人气很旺的顾宪成回到了老家无锡，做不了官的他开始当老师讲学，并创办了“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书院，它是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不仅仅是读书讲学以及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是“评论时政和针砭时弊”，它开启了“民间议政”的先河，并由民间的“政见”影响“朝政”的先例。

这个东林书院更像一个“政治组织”。顾宪成以东林书院为依托，在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会同他的弟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这样就行成了东林党。

明朝，是文人政治的鼎盛时期，文人政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党爭。

在整个明朝，自明成祖时期开启“宦官参政”的局面的时候，文人集团和太监集团就行成了“势不两立”的量大集团，可以说也是两大“党派”——“宦党”和“文官集团”

之所以叫做“文官集团”而不叫“文官党”，是因为尽管“文官集团”和“宦党”势不两立，但是在“文官集团”内部，却是派系林立，朋党成群。

在“东林党”形成的时期，清朝的“文官集团”内，还有几个以地域结成的“老乡党”，比如“浙党”，“楚党”，“齐党”，“昆党”，“宣党”等等，这些“老乡党”当中，“浙党”的势力是最大的。

真是“党派林立”啊！

在这些党派当中，东林党是一个独特的党派。

其他的党派基本上算是“老乡会”——即是老乡又同朝为官，结成朋党抱团取暖，互相帮衬互相提携。

“老乡党”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党同伐异”，这个“党同伐异”的基本标准就是“非我同乡，其心必异”。

所以，老乡党的本质是“朋党”。

而东林党则是以“政见相同”的文人组成的一个党派，所以东林党更像是一个“政党”。

所以东林党对明朝“朝政”的影响很大，从万历朝开始，东林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东林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简单的讲，东林党就是一些持相同观点和政见的文人（包括在任朝廷官员，曾任朝廷官员以及地方士绅）组成的有原始政治纲领，有基础组织形式的“政党”。

我们接下来看看东林党代表谁的利益。

首先，东林党肯定不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的“政党”。

在整个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尽管士大夫集团也好还是皇室集团也好，整天把“民为贵，为民请命”挂在嘴边，但事实上，哪朝哪代都是皇权和士大夫集团之间在进行着激烈的利益之争，劳苦大众仅仅就是“筹码”和“财路”而已。

东林党也不例外。它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

东林党提出的“具体主张”有三点：

第一是开放言路。通俗的讲就是允许更加坦白的批评时政，更加严苛的针砭时弊。

第二是坚决反对宦官干政，这是针对它的死对头“宦党”。

第三是坚决反对开征矿税。

当然，干的最起劲的还是党爭，通过对郑贵妃集团，宦党，以及其他朋党的打击，来巩固自己在朝野的地位。

东林党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开启了传统的“朋党”之外的“政党”（有政党特征）的先河。同时，也开启了民间组织干预国家政局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东林党更像是一个“反对党”，其破坏，反对，不合作的意义更大一些，在如何建设，改革，发展的问题上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过分强调所谓的“正义性，道德性和精神高尚”。关心太多，指责太多，而建树太少。

有一个观点认为，东林党反对开征矿产税，是出于对中国原始工业或者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保护。这个观点非常可笑，东林党是一个以“儒学”，“王学”为正统观念的“传统文人”的组织，几乎是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的概念的。

东林党要保护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东林党人几乎都是“工商士绅”，开征矿产税损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作为一个为自己利益代言的组织，东林党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心系天下”。

步武堂

都是士商大伐，而且还都是江浙沪的为主，其他的如徽党，晋党，楚党等被东林打压清理只能和阉党合作在一起。对于皇帝而言阉党是忠诚的，东林一党独大会危机君权所以没有打压任其发展抗衡东林，这本事帝王全术的平衡。没想到傻乎乎得崇祯一来就要弄死阉党。在明末国库没钱让捐钱，那时候基本都是东林人，一毛不拔，最后李志成入京这帮渣渣抢着拿钱换平安没想到全部都洗劫一边，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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