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
東林黨有沒有責任不好評斷，可以講一個小故事：明代末年培養了一支火器部隊，這支部隊要開赴前線，經過山東時因為沒有糧餉，飢寒交迫，一個士兵偷了一隻雞吃了，這隻雞屬於王象春——東林大佬；結果是這個士兵丟了腦袋，東林大佬還覺得不夠解氣，還要這支部隊領頭的腦袋；這幫人不得已只有造反。這幫士兵的頭兒叫孔有德。
哀公問宰我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
易述浮生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
文章是自己的好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西安年貨會
筆者認為，東林黨沒有必要為明朝的滅亡而埋單，怎麼說呢，東林黨只是明史上的一個小黨派，並未對朝政起什麼大的作用，而且，在魏忠賢時己將其解散，受到重創，為明朝埋單的應是崇禎皇帝，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滅亡，要不是明帝殺了不少忠臣，武將，何致於讓闖王輕易攻入北京，後明將吳三桂降清，闖王與之在山海關鏖戰，清軍突然殺出，清朝建立滿清，李自成兵敗，從始至終，與東林黨並無太大關係，歷史潮流不可擋也
內蒙農夫
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