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751年的浙江绍兴人俞蛟曾在《梦厂杂著》中记录清代鸦片吸食者的痛苦：
“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对于鸦片的危害，中国的认知和禁止不算太晚。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惩办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在这一法令中，首次提出了用刑罚手段来惩治贩卖、教唆或引诱他人吸食鸦片的行为，并加重了对管理官吏的责任。该条例为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
罂粟花
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十九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及至道光时期，各地烟馆林立，“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就连道光本人也一度成瘾。他在《养正书屋全集·赐香雪梨恭记》中自述即位前吸烟之事道：“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蚀微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可见当日吸食之普遍。
道光帝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信任推举之下，林则徐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东后，限定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同时，林则徐强硬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以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壮举，有力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贩毒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定的禁烟决心。
林则徐
不过，英国打赢了他们声称的“贸易战争”,也成功打开了鸦片倾销到中国的大门。其实对于鸦片的态度，清廷历来就有两种态度。林则徐属于禁烟派，而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则属于弛禁派。1836年4月27日，许乃济曾向道光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论的主张。他认为：严禁鸦片，引起许多流弊，而且越禁越多，不如“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主张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沾染恶习”，而“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因为就他看来，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同时他在附片中还提出了除听任民间吸食外，应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的建议，理由是“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不禁而绝”。
鸦片战争期间的外交和议
概言之，许乃济认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鸦片对抗进口鸦片，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益。这种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义正词严的斥责。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论及晚清的鸦片政策中还提到许乃济，认为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伤筋动骨的折腾，清廷对于鸦片的态度仍然回到了许乃济这一边。吊诡的是，因为禁烟成为英雄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向许乃济的论调靠拢。鸦片战争五年后，即1847年2月，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土烟，林则徐又说：“（若白银在）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引自杨国桢著《林则徐传》第433页)
鸦片烟馆
为了发展经济，林则徐建议江西抚州种罂粟，可见罂粟已成为一种经济作物。土烟是中国自产的鸦片，而洋烟则是进口的鸦片。林则徐所担心的，只是消费者能否接受国货，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至于吸食鸦片对国民身体造成的危害，林则徐根本没有在乎。想当初，林则徐曾经痛彻心扉地谈到：“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言犹在耳，如今却改弦更辙，何也？其实林则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禁烟是禁不了的，因为鸦片战争已经叩开了中国国门。既然这样，还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罂粟种植合法化，这样还可以杜绝白银外流。
林则徐
作为清朝的地方官，仍然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马克思也说：“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在林则徐当政期间，陕西是否已经将鸦片的种植列入支柱产业之一，但从林则徐这样的禁烟派人物都敢于公开鼓吹鸦片种植，可以确认当时鸦片已经至少成为地方官员们的新宠。
马克思
鸦片战争后30年，即1872年，上海《申报》发表文章，主张弛禁鸦片，广泛种植。此议一出，朝野上下竟然无人反对。两年后(1874年)，李鸿章上奏同治帝，说“既不能禁英商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不食洋烟”，那就不如开禁，允准中国人种植鸦片，从而自种自食，以防白银外流(每年外流约二千数百万两)。结果是清廷准奏。这样一来，仅仅几年，中国土烟的产量就超过了进口洋烟。于是，白银的外流倒是因此得以制止，但随着土烟的广泛种植以及烟价的迅速降低，吸食鸦片的中国人不但没有减少却反而大大地增加了。
李鸿章
鸦片能征收超出粮食二十倍的税收。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五十两鸦片，一两鸦片约值大洋一元，一元大洋可以买四十斤左右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两千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直到2019年10月，才在湖南衡阳市达到亩产1046公斤。可见，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
袁隆平
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贵州鸦片质优价廉，成为抵抗洋货的先锋，畅销两广。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高达全省耕地的三分之一。四川鸦片在“乡村篱落皆遍种之”，涪陵等地“皆以种罂粟为要务”，日常蔬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甚至“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有学者估计，四川一省生产的鸦片，可能占了全国市场总额的40%。
罂粟头
山西“无处不种”，“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待到罂粟漫延时，一场席卷华北的特大干旱袭来，历时三年，饿死千万，这就是“丁戊奇荒”（指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特大灾荒）。当时清政府公开允许种植鸦片（土药），导致农村大量土地种植利润更高的鸦片，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小。山西成为这次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山西巡抚曾国荃痛诉道：“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平。”
旱灾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受灾各省纷纷开始查禁鸦片种植。山西要求“所有栽种罂粟者，责令甲长族长押令拔除，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等张之洞到任后，在鸦片种植最火的交城、代州两地，铲除了所有罂粟，到1883年前后，山西的鸦片已经基本禁绝。几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其有效期并不长久。1908年，仅四川一省的鸦片产值就高达三千五百万两，超过当年从日本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其中的两千三百万两，就地完成了销售，令四川遍地烟民。
林则徐
我们再回来接着谈林则徐。从禁烟到提倡种烟，林则徐的如此转变让人惊愕。那么林则徐还算得上是英雄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林则徐能够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安危，这就是英雄。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林则徐是人不是神，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他已经比同时代的官僚进步很多了。
禁烟是为了国家，种烟也是为了国家，这就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忠君爱国的真实写照。想必当他在回信中倡议种烟时，其内心也是挣扎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形势比人强，以毒攻毒也是无奈之举。美国华裔学者张馨保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赞叹道：“在所有19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林则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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