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推送非常有趣，圍繞兩位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歐陽修和包拯。節選自吳鉤19年新書《知宋》。
可以偷偷預告一下，吳鉤老師的最新作品蓄力待發，大家非常可以期待一下啦！
一起由買房子引發的政壇震盪
話說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春，開封府接到一起訴訟案 ：一名劉姓老嫗狀告她的侄子劉保衡“亡賴豪縱，壞劉氏產”。
劉保衡本為開封富民，在京城承包了一家大型酒場釀賣商品酒。宋朝對商品酒的生產與銷售實行一種複合式的“禁榷（國家專賣）制度 ：“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 ；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 ；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
意思是說，京師之地，國家壟斷酒麴，酒店向政府購買酒麴釀酒，然後自由售賣，因為曲價中已包含了稅金，政府不再另外向酒店收酒稅 ；諸州城內，官釀官賣，禁止民間私釀酒 ；鄉村允許酒戶自行釀賣，為特許經營，政府收其酒稅，但只要酒 利稍厚，政府就會設法改為官酤。
不過，官營酒坊總是效率低下，又容易跟市場脫節，釀造出 來的酒“多醨薄”，消費者都不願意購買，因此酒坊“歲計獲無幾”。宋政府迫於無法盈利的壓力，不得不改制，走市場化的道路，將官營酒坊的釀酒權、經營權承包出去，“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熙寧變法開始後，更是出現一波酒坊改制熱潮，“遍賣天下酒場”。
宋政府在轉讓酒坊、酒場經營權的過程中，逐漸推廣了一種 極富現代色彩的招投標制度，叫作“撲買”或“買撲”。撲，有博弈、競爭之意 ；買，即買賣、交易 ；合起來，“買撲”的意思就是競價買賣。具體做法是這樣的 ：假設宋政府想拍賣某一處酒坊的經營權，會提前半年於“要鬧處出榜，召人承買”，即張榜公告招標，說明酒坊的起拍價是多少錢（標底通常採用以往拍賣的次高價或中位數），歡迎有意競買者在限期（通常是一個月到三個月）內參與投標。
凡符合資格（官戶、無家業的人不準參與競標）、有意競標的人，填好自己願意出的競買價與投標時間，密封后投入政府專門設來接收標書的木箱內，這叫作“實封投狀”：“許諸色人實封投狀，委本司收接封掌。”
等到競標期限結束，官府開箱評標，“據所投狀開驗，著價最高者方得承買 ；如著價同，並與先下狀人”，哪一個投標人出價最高，即由他中標 ；如果出最高價的有兩人以上，則以先投標的那個人勝出。
評標之後，還要公示，“仍先次於榜內曉示百姓知委”，以示整個招投標過程的公平、公正。最後，政府給中標人頒發“公憑”，實質上就是訂立合同。中標人在合同有效期之內（通常三年為一屆，滿屆即重新招標）享有對這處酒坊的獨佔經營權。按照宋朝慣例，中標者並不需要一次性預交完酒場的租金（含酒稅），而是允許分期付款，“其錢聽作三限，每年作一限送納”。
劉保衡就是一名通過競標拍下京師某個酒場的富商。我們應當承認，“撲買”在當時是一種很先進的拍賣機制，但是，基於人性的理性侷限，有些競標人因貪圖目前利益，或未能預判風險，為拍到酒場經營權，不惜投下不切實際的高價，導致收不回成本，虧欠政府的官錢。我們不知道劉保衡究竟是因為投標時標價過高， 還是因為對酒場經營不善，總之虧了大本，“負官麴錢百餘萬”，欠下政府 1000多貫錢。
負責管理京師官營企業“撲買”事務的機構是三司。作為債權人，三司當然要找劉保衡討債。劉保衡被政府追債，沒辦法， 只好賣掉祖業——京城中的一處宅院來償還欠款。
北宋開封的房地產業非常發達，劉保衡到“莊宅牙人”（類似於房地產交易中介）那裡一放盤，馬上就有人買下他的房產了。那時候也沒有按揭，都是一次性交錢，劉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用賣樓款還清了欠數，沒有交給家裡一文錢。
那位到開封府告狀的劉姓老嫗，是劉保衡的姑姑，所控告內容，正是劉保衡賣掉祖業還債一事。劉氏姑姑堅稱劉保衡敗壞了劉家的產業，要求追回房產。
開封府法官說，劉保衡賣掉的是他自己的物業，沒什麼不對啊。這時劉氏姑姑向法官提供了一個對劉保衡極不利的證言：“保衡非劉氏子。”劉保衡實際上並不是劉家的兒子（也許是養子， 史料沒有具體說明），他沒有權利賣掉劉家的祖業。
開封府馬上派吏員調查，證實劉氏姑姑所言非虛。換言之， 劉保衡並不是劉家物業的權利人，由他簽字的田宅交易合同是無 效的。於是，法官按律判處 ：取消劉保衡鬻賣劉家祖業的交易， 劉保衡將錢款退還買方，買方將物業退還劉家。
這個案子很簡單，本來到此便可以結案。但是，開封府法官在審案時，得知當時跟劉保衡買下宅院的買家，正是現任三司使張方平。說到這裡，我們需要先來了解一下北宋京城的房價。宋朝人自己說，“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東京房價究竟貴到什麼程度呢？鹹平年間，宰相向敏中“以錢五百萬”（即 5000貫）買下薛安上的宅第，薛安上的庶母隨後擊登聞鼓，控告向敏中“賤貿”薛家故第，向敏中因此被罷去宰相之職。也就是說，東京一套豪宅的市場價當在 5000 貫以上， 5000 貫的成交價被認為是“賤貿”。
大中祥符年間，京師有一個叫作崔白的惡霸，強買鄰居梁文尉的住宅，梁文尉的遺孀張氏叫價“一百三十萬錢”（1300 貫），但崔白倚勢欺人，只出了九十萬錢（900 貫），便強行將宅子盤買下來，過後張氏跑到開封府起訴崔白強買人宅，崔白這才“增 錢三十萬”。也就是說，京城一套像樣的宅院，少說也要 1300 貫。這是宋真宗朝的情況，宋仁宗時京師房價肯定又漲得更高一些。
由於京師的房子太貴，北宋前期，很多高官都是租房居住， 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4；“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5。等到宋神宗熙寧 - 元豐年間，朝廷才撥款在皇城右掖門前修建了一批官邸，分配給宰相、參知政事（副宰相）、樞密使（主管軍 政的副宰相）、樞密副使、三司使（主管財政的副宰相）、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當於議長）、知雜御史（相當於副議長）居住。
但張方平當三司使時，還是仁宗朝，那時候還沒有官邸呢。
張方平只好攢了一筆錢，準備自己買房子。恰好劉保衡因為欠了三司 1000 多貫酒場的租金，不得不賣房還債，張方平近水樓臺先得月，便掏錢將劉保衡的宅第買了下來。劉保衡急於將房子出手，要價不會太高，估計也就 1000 貫左右。
張方平以為自己撿到了便宜，誰知半路殺出一個劉氏姑姑， 跑到開封府起訴劉保衡“壞劉氏產”。這下好了，不但到嘴的鴨 子飛走了，還惹來一身腥，京城人都知道三司使張方平賤買了酒 商劉保衡的房產。
權御史中丞包拯很快就上書劾奏張方平 ：“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 包拯的彈劾是有道理的，因為劉保衡的債權人是三司，而張方平是三司的 行政長官，現在劉保衡賣房還債，恰好又是你張方平將房子買下 來，那誰知道在交易的過程中有沒有存在不正當的利益輸送，或 者單方面恃勢壓價的不公正行為。
張方平這下恐怕跳進汴河也洗不清了。
當時包拯擔任御史中丞，以敢言著稱，爭執起來，唾沫星子直噴到宋仁宗臉上，皇帝都怵他三分，人稱包拯為“嘉祐四真” 之一。原來嘉祐年間，“富韓公（富弼）為宰相，歐陽公（歐陽修）在翰林，包孝肅公（包拯）為御史中丞，胡翼之（胡瑗）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 ：‘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
故宮南薰殿舊藏包拯畫像
在包拯看來，張方平的行為，顯然屬於“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一個“身主大計”的三司使，怎麼可以做出這麼愚蠢的事？性情剛強的包拯不但上書彈劾，還跑到宰相富弼的辦公室， “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
隨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御史臺的言官都紛紛要求處分張方平。嘉祐四年三月，宋仁宗應御史臺的要求，下詔罷免了張方平的三司使之職，外放到陳州（今河南淮陽）。
說起來，這是第二個被包拯拉下馬的三司使了。你應該記得，九年前，即皇祐二年（1050），深得仁宗皇帝恩寵的外戚張堯佐，也是因為受包拯（時任諫官）彈劾而被免去三司使之職。
“賤買民宅”一事，成了張方平一生的汙點，以致八年後，即治平四年（1067），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權御史中丞司馬光還要抨擊他“奸邪貪猥”“不協眾望”。剛剛繼位的神宗皇帝問，這是怎麼回事？
司馬光說 ：陛下您有所不知，仁宗朝時，張方平為三司使， 恃勢賤買富民劉保衡的房產，當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 言方平奸邪貪猥”。陛下您想了解張方平究竟為賢抑或不肖，可令檔案館檢出當年包拯等臺諫官的奏疏、張方平自己的奏章、開封府知府陳昇之推勘劉保衡公案的卷宗，便“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
包拯當上三司使
一次不得當的房產交易，居然導致一位高官去職，很想不到吧？但“劉保衡鬻賣房產案”引發的官場震盪才剛剛開始。
宋仁宗罷去張方平的三司使職務後，任命剛回京述職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宋祁接任。但這一人事任命很快又遭到包拯的強烈反對。包拯的理由是，宋祁在益州時，“多遊宴”，貪圖享樂，不宜升遷；而且，宋祁的兄長宋庠是執政官，宋祁應該避嫌， “不可任三司”。仁宗不聽，包拯就“累論之不已”。
諫官吳及也上書彈劾宋祁，稱宋祁以前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為官時，“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益州時又“奢侈過度”，這樣的人，實在不適合執掌國家財政。宋祁的生活作風的確比較 奢靡，他好賓客，常常“會飲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 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啟幕視之，已是二晝，名曰‘不曉天’”。
這時，宋祁兄長宋庠也說，自己“身處機密，弟總大計，權任太重”，確實不合適，“乞除祁外官”，陛下還是將宋祁安排到地方吧。因此，宋祁在三司使的位子上屁股還未坐熱，又被改任為鄭州（今河南鄭州）知州。宋祁本存拜相之志，三司使距宰執也只有一步之遙，可惜他被放外任，仕途自此走到盡頭，以後每每從朝廷傳來誰誰被任命為宰相的消息，都“聞報悵然”。
宋祁走了，那麼誰來接替他呢？
宋仁宗大概覺得，以前張堯佐擔任三司使時，你包拯認為不合適 ；張方平任三司使，也被你彈劾下來，現在宋祁又被你趕走了，那不如你老包來做這個三司使吧。於是，仁宗下詔 ：“權御史中丞包拯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包拯呢，也當仁不讓，大大方方接受了任命。這下御史臺不再鬧騰了吧？
御史們有沒有意見且不說，翰林學士歐陽修首先就不幹了， 上疏反對包拯的任職 ：“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包）拯之材，而不為（包）拯惜名節。然猶冀（包）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包）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
歐陽修認為，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是非常愚蠢的表現。
御史的天職是監察政府、彈劾官員，你怎麼抨擊都沒有人會覺得過分 ；但如果“逐其人而代其位”，那即便是自己確無取而代之的野心，外人也不能不這麼猜疑。包拯說他別無用心，然而“人 誰信之”？常人皆知“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正冠”，何以包拯就不知道迴避嫌疑呢？只能說，包拯這個人，“性好剛，天姿峭直”，但“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
歐陽修又分析了朝廷任命包拯為三司使可能會誘發的負面效應：“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包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以開誘 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
因此，歐陽修說，以包拯的才幹、資望，陛下您給他封一個再大的官，外人也不會說三道四，但是，“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
最後，歐陽修希望仁宗皇帝“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包） 拯他職，置之京師，使（包）拯得避嫌疑之跡，以解天下之惑， 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
歐陽修的奏疏呈上去，包拯聞知，也提出辭職，居家“避命”，但仁宗皇帝並沒有批准，過了一段時間，包拯“乃就職”。
有人說，歐陽修彈劾包拯，是因為歐陽修與包拯之間有私怨， 歐陽修素來瞧不起包拯。這麼揣測未免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歐陽修對包拯的才幹、操守其實是相當賞識的，幾年前， 即嘉祐元年（1056），歐陽修還向仁宗皇帝舉薦包拯 ：“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應當“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正是因為歐陽修的極 力推薦，包拯才於嘉祐元年年底調回京師，權知開封府 ；然後又於嘉祐三年六月升為權御史中丞。
在我看來，歐陽修對包拯的彈劾，並非出於私怨，而是想申明一條非常重要的政治倫理 ：避嫌。
儘管從軍事和國土面積來看，宋朝是個虛弱的朝代，但就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宋朝卻最繁榮昌盛、極具人文精神。那麼，宋朝何以如此輝煌？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宋朝擁有一套理性、完備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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