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推理小說中的名偵探，大都擁有過人的智慧，但性格卻大不相同。
偵探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往往又與他們誕生的背景息息相關。
福爾摩斯雖然常住在大都市倫敦。
但在柯南道爾筆下---
這位大偵探所涉及的案件背景幾乎遍佈全世界。
從歐洲鄉村古老莊園到北美大陸荒涼的沙漠，
從和平的英倫三島到戰火紛飛的印度。
福爾摩斯就是在這樣遼闊神秘的背景中。
或與黑勢力集團鬥智鬥勇，或陷入家族財產的糾紛中。
他所服務的對象也大多是舊貴族和新興的資產階級。
這與福爾摩斯舉手投足之間帶有的紳士風度也是相符的。
程小青則更喜歡讓霍桑穿梭於江南水鄉的庭院，樓宇和街巷之中。
處理都市中下階層的婚姻、財產等人際糾紛問題。
和福爾摩斯相比，霍桑更具有平民氣質。
兩位名偵探之所以有這樣的不同，這源於柯南道爾和程小青對兩位偵探出身背景不同的設定。
福爾摩斯的祖父是世代鄉紳，祖母是法國名畫家的妹妹。
他從小接受的是專門聘請的家庭教師的精心教育。
還在倫敦著名的大學深造過，是一位帶有英國古典貴族氣質的紳士。
他同情社會中下層平民，破案主要是出於興趣和職業需要。
霍桑的家族世代務農，只有其中佼佼者才能通過科舉入仕跳出農門。
但霍桑的父親霍有志是個另類，他因不願受科舉八股文的束縛而棄學經商，又因厭倦商場上的錙銖必較而返鄉務農。
霍桑繼承了父親的好動和追求自由的習性。
從小就活潑好動並敢質疑長輩，因此被學校老師視為頑劣的學生而受到排斥。
進入大學之後他也只選擇符合時代而實用的課程學習。
最終因為不符合唯成績論的學校的標準而中途輟學。
他是兼具中國傳統“中庸”和“博愛”精神的俠客，坎坷的經歷讓他對平民階層有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他破案的目的除了志之所向之外，更是以此為被壓迫的同胞出一份力。
為什麼柯南道爾和程小青在偵探形象的設定上會有這樣的區別？
這既與客觀的時代背景有關，更離不開兩位作者的主觀創作理念。
十九世紀中後期的英國，是擁有遍佈五大洲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
工業革命剛剛完成，經濟繁榮，政治穩定。
“霧都”倫敦更是這個強盛帝國的中心。
理性而嚴謹的福爾摩斯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的“時代之光”，是英國資本主義民主法制社會的忠誠衛士。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遭受著內憂外患。
國土被列強侵佔瓜分，戰禍連綿，時局動盪，民生凋敝。
“魔都”上海正是這個動盪年代的縮影。
熱血而機智的偵探霍桑正是民國初年上海灘的“亂世英雄”，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挑戰者和科學民主新思想的傳播者。
儘管生於維多利亞盛世，作為醫學博士的柯南道爾卻在醫學上無用武之地。
他的診所門可羅雀，不得不通過寫作另謀出路。
他選擇了自己喜愛的偵探小說，並因此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和命運。
而在民國亂世的程小青，創作偵探小說除了生計和興趣之外；
更有一種改良社會的責任感。
柯南道爾認為偵探小說是“消遣解悶的良法”。
因此
他可以在興趣有所喪失的時候選擇在《最後一案》中“殺死”福爾摩斯；
又可以因為大眾的喜好和呼聲讓福爾摩斯復活。
程小青就不敢如此隨意。
他認為偵探小說是“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
是宣傳科學民主法制、改良社會風氣的工具。
在民國初年的偵探小說熱潮退卻之後。
許多作者都因為各種困難，各種因素放棄了對偵探小說的創作。
程小青卻不管是在抗日戰爭動盪的年代，
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政治風潮的衝擊之下，
始終堅持偵探小說的創作、翻譯和理論研究。
兩位作家不同的創作理念不僅變現在筆下的偵探形象上，更蘊含在探案故事之中。
以他們的成名作《波西米亞醜聞》和《江南燕》為例.
在這兩篇作品中，福爾摩斯和霍桑都少有的受到了挫折。
並遭遇了勢均力敵的對手，但是兩篇作品的內涵和意境卻大不相同。
在《波西米亞醜聞》中，福爾摩斯接手的是與皇室醜聞有關的委託。
一波三折的情節，福爾摩斯與美麗智慧的歌星艾琳的鬥智和若有若無的曖昧，讓這個短篇對讀者極具吸引力和娛樂性。
《江南燕》中霍桑遭遇的是暴發戶財主家的失竊案和恐嚇案。
故事的誤導和逆轉讓讀者驚訝，寥寥數筆勾勒出的大盜江南燕的直爽和俠義更令讀者深思。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通過對霍桑和福爾摩斯兩位偵探誕生背景的研究，我也由衷地感受到“環境塑造偵探”。
優秀的偵探小說在講述驚險神秘的故事的同時，也會在字裡行間反射出國家民族的個性與時代的變遷。
可以幫助我們對小說所描繪的時代背景有更多更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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