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推理小说中的名侦探，大都拥有过人的智慧，但性格却大不相同。
侦探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往往又与他们诞生的背景息息相关。
福尔摩斯虽然常住在大都市伦敦。
但在柯南道尔笔下---
这位大侦探所涉及的案件背景几乎遍布全世界。
从欧洲乡村古老庄园到北美大陆荒凉的沙漠，
从和平的英伦三岛到战火纷飞的印度。
福尔摩斯就是在这样辽阔神秘的背景中。
或与黑势力集团斗智斗勇，或陷入家族财产的纠纷中。
他所服务的对象也大多是旧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
这与福尔摩斯举手投足之间带有的绅士风度也是相符的。
程小青则更喜欢让霍桑穿梭于江南水乡的庭院，楼宇和街巷之中。
处理都市中下阶层的婚姻、财产等人际纠纷问题。
和福尔摩斯相比，霍桑更具有平民气质。
两位名侦探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这源于柯南道尔和程小青对两位侦探出身背景不同的设定。
福尔摩斯的祖父是世代乡绅，祖母是法国名画家的妹妹。
他从小接受的是专门聘请的家庭教师的精心教育。
还在伦敦著名的大学深造过，是一位带有英国古典贵族气质的绅士。
他同情社会中下层平民，破案主要是出于兴趣和职业需要。
霍桑的家族世代务农，只有其中佼佼者才能通过科举入仕跳出农门。
但霍桑的父亲霍有志是个另类，他因不愿受科举八股文的束缚而弃学经商，又因厌倦商场上的锱铢必较而返乡务农。
霍桑继承了父亲的好动和追求自由的习性。
从小就活泼好动并敢质疑长辈，因此被学校老师视为顽劣的学生而受到排斥。
进入大学之后他也只选择符合时代而实用的课程学习。
最终因为不符合唯成绩论的学校的标准而中途辍学。
他是兼具中国传统“中庸”和“博爱”精神的侠客，坎坷的经历让他对平民阶层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他破案的目的除了志之所向之外，更是以此为被压迫的同胞出一份力。
为什么柯南道尔和程小青在侦探形象的设定上会有这样的区别？
这既与客观的时代背景有关，更离不开两位作者的主观创作理念。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拥有遍布五大洲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
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经济繁荣，政治稳定。
“雾都”伦敦更是这个强盛帝国的中心。
理性而严谨的福尔摩斯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时代之光”，是英国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社会的忠诚卫士。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着内忧外患。
国土被列强侵占瓜分，战祸连绵，时局动荡，民生凋敝。
“魔都”上海正是这个动荡年代的缩影。
热血而机智的侦探霍桑正是民国初年上海滩的“乱世英雄”，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挑战者和科学民主新思想的传播者。
尽管生于维多利亚盛世，作为医学博士的柯南道尔却在医学上无用武之地。
他的诊所门可罗雀，不得不通过写作另谋出路。
他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侦探小说，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而在民国乱世的程小青，创作侦探小说除了生计和兴趣之外；
更有一种改良社会的责任感。
柯南道尔认为侦探小说是“消遣解闷的良法”。
因此
他可以在兴趣有所丧失的时候选择在《最后一案》中“杀死”福尔摩斯；
又可以因为大众的喜好和呼声让福尔摩斯复活。
程小青就不敢如此随意。
他认为侦探小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
是宣传科学民主法制、改良社会风气的工具。
在民国初年的侦探小说热潮退却之后。
许多作者都因为各种困难，各种因素放弃了对侦探小说的创作。
程小青却不管是在抗日战争动荡的年代，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风潮的冲击之下，
始终坚持侦探小说的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
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不仅变现在笔下的侦探形象上，更蕴含在探案故事之中。
以他们的成名作《波西米亚丑闻》和《江南燕》为例.
在这两篇作品中，福尔摩斯和霍桑都少有的受到了挫折。
并遭遇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两篇作品的内涵和意境却大不相同。
在《波西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接手的是与皇室丑闻有关的委托。
一波三折的情节，福尔摩斯与美丽智慧的歌星艾琳的斗智和若有若无的暧昧，让这个短篇对读者极具吸引力和娱乐性。
《江南燕》中霍桑遭遇的是暴发户财主家的失窃案和恐吓案。
故事的误导和逆转让读者惊讶，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大盗江南燕的直爽和侠义更令读者深思。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通过对霍桑和福尔摩斯两位侦探诞生背景的研究，我也由衷地感受到“环境塑造侦探”。
优秀的侦探小说在讲述惊险神秘的故事的同时，也会在字里行间反射出国家民族的个性与时代的变迁。
可以帮助我们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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