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个中国人，若有点梦想，追求刺激、牛逼，会背井离乡去闯荡，之后再衣锦还乡。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认为，中国人安土重迁。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翻阅中国的族谱、古代商业史，异地迁徙是常态。
人和其他高级动物追求有一块领地。领地是安全、食物、繁衍等的保障，具有确定性。边界是新鲜刺激的，充满不确定性，运气好，可能有意外收获的；运气不好，可能遇到危险。因此人和其他高级动物总是渴望在边界寻找刺激。
从习熟来说，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确定性增加，有利于控制“领地”，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对于不敢冒风险的、理性能力持有低的人确实是好事。对于一个社会（社区、社群）来说，长期的交往，也就是多次博弈，容易产生互利互惠的情感，进而成为熟人，转化为道德的情感，如此一来，这个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个人效率最大化，整体效率最大化。这是对人人都有利的。
但是，随着人口的膨胀，资源相对减少，就有迁徙或分工的需要了。
从博弈论上讨论，个体进入一个“总是背叛”的异质群体，难以改变现状。如果一个小群体进入一个“总是背叛”的异质群体，随着时间推移，可以逐步建构出新秩序。
当然，中国古代也没坏到处处都是“总是背叛”的群体。古代的族群迁徙，有大一群人的，也有一家几口人的。土地自由买卖，人口自由流动，为族群迁徙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在中国这种社会化习熟程度比较高的社会里，虽然无法排除意外风险，但是有了土地，大致不会被随意驱赶或剥夺。被“隔离”的排异，倒是会有。今日移民北美，如果不是呆在唐人街里面，肯定是被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次博弈之后建立信任，才能被“接纳”。
古代的“土客之争”，是指先住民（土）、后住民（客）的矛盾冲突，到处都有。清朝时期，湘潭发生过江西商帮与本地人的冲突。
对于经商而言，古代人普遍选择背井离乡，去异地谋生。一个人经商，毕竟不安全，总要有团队力量。明清时期，受政治、信任制度的影响，形成了地域化商帮。一个地区的人，因有地缘关系建构信任，结成商业团体，在外地经商。
为什么要在外地经商呢？
按理，互利互惠的情感是多次经济博弈的结果，有助于经济交换，但是具有条件性，也就是说，无未来的合作机会的一次性博弈，人或许采取单方面的利己的背叛策略。而道德情感是康德说的绝对命令，具有无条件性、确定性，从工具性方面来说是对互利互惠的情感的升华、补救，但是完全按照道德情感来做，利润降低，甚至于会取消经济法则。中国社会化习熟程度高，道德情感重，熟人总碍于人情因素，本质上不利于经济交换。也因此，中国古代提倡情、义二分，湖南方言云：“娘亲，爹亲，丫猪过秤称。”父母亲找儿子买猪仔，也要按照经济法则办事，过秤付款。
俗话说：“谈钱伤感情。”熟人之间人情重，经济交换多，则会损害双方的道德情感，久而久之做不成朋友了。经济交换基于有条件的互利互惠的情感，条件一旦变化，今日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敌人，后天又可以是朋友。道德感情是无条件的、确定性的，不允许变化，前后均衡（王船山谓之成均），具有义务性，确保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人际关系一旦被经济交换产生的矛盾破坏，难以修复。因此，兔子不吃窝边草，尽量与陌生人进行经济交换，保留住熟人朋友。
即使与熟人朋友进行经济交换，熟人数量有限，需求量也有限，赚钱要靠“量大”。“量大”必须依靠大量的陌生人，薄利多销是有道理的。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化生产，使得商品“量产”提高，利益最大化上升。如今流行微商，靠朋友圈传播商品信息以求达成经济交换。最近几年，还有一些个性化商品，譬如类似于定制性的酒、茶叶，通过朋友圈销售。从经济交换的常识来说，这些行为难以取得巨大成功。
古代交通不发达，物产不均衡分布，将一种商品运输到其他地方，满足一个地方的人们对于刺激、牛逼的需求，赚取差价，这也是去异地经商的一个原因。
去异地经商，要有一群人。一群人，可能是亲戚关系，可能是老乡关系，可能是二者兼有。亲戚关系，在家庭教育之时就有了信任。老乡关系，依据地域文化有了信任。
这群人，在家乡，可能因各种矛盾是敌对关系；但是，到了异地，受到“隔离”，有了互爱互助的需求，达成了一份心理契约、礼法契约，成为了团体的一份子，偏向于相互信任、团结合作。身在异地，背叛团体，会变成孤家寡人，死无葬身之地。可以说，背叛的成本太高，而忠诚的利益可观。
商业会馆里面，有文化资本之信仰因素。一群老乡达成心理契约、礼法契约，主要地域文化的先贤、神灵等。永州商帮祭祀周敦颐，徽州商帮祭祀朱熹，衡阳商帮祭祀王船山，湖广商帮祭祀大禹，上海长沙商帮祭祀瞿真人，江西商帮祭祀许真人，山西商帮祭祀关公，这些先贤、神灵是契约的保证，为相互信任提供背书。
进入一个陌生的“总是背叛”的异质群体，个体是无法改变现状的，而群体策略是可取的。即使陌生环境里面的人“总是背叛”，缺陷信任，但是损失只是一次性的，团体内部的互利互惠可以弥补损失，逐渐壮大，并改变陌生环境。这也就必须要一群人以团体的形式去异地经商，组成商帮。
面对陌生的外部环境，背叛成本上涨，必须一致对外，团体的合作性、信任度会加强。这个时候，团体的组织建设相对于在家乡要容易一些。古代的商业会馆，充当了团体组织的根据地。
对于一个人而言，来到陌生的外部环境之中，有刺激性，会产生两种可能，一个是遭遇挫折而堕落，一个是遭遇挫折而奋发向上。为了满足个人对牛逼的追求，一般来说，会奋发向上，使得家乡、异地承认自己。这就是为了“被人承认”。
一旦意志坚贞，又有正确的方法，遇到好的运气，走向了成功，那么会强化自己的信仰、道德自证。美国是由一群被英国主流社会淘汰的失败者（清教徒）建立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坚贞信仰、道德自律受益于过去的失意、烦闷的挫折磨砺。
也就是说，身处异地，会强化“自证”。负向的，是自甘堕落；正向的，是勇于奋发向上。这种心理状态，可以称作“移民心理”。
明清湖南人大多数是外来移民，土、蛮血统杂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认为“今日湖南全省人口之中，其可确保为纯粹汉族者，恐绝无仅有矣。世有感于优胜劣败之说，以为蛮族日就于消灭，今日南方人为纯粹汉族者，读此文其可以知其谬乎！且清季以来，湖南人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之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然则蛮汉之不同，不过因其开化有先后之别耳，在种族本质上固无优劣之可言也。”谭其骧先生的土、蛮血统杂交说，潘光旦先生优生理论的影响，有可取之处，但是没有注意到“移民心理”对新、旧“湖南人”的影响。新迁徙入湖南的“新湖南人”有“移民心理”为了被他人承认，牛逼化，在文化的世代传承上会强调耕读并重、勇于奋发向上、积极用世。在新、旧之间，或者说土、客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因此，湖南人在近代崛起，也有“移民心理”的归因。
从一个群体或团体的组织建设来说，必须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造成内部不平衡、冲突，否则团体会丧失生机，自取灭亡。物理学上有一个“熵”概念，譬如说热气、冷气同处于一个环境之中，相互做功，会慢慢混沌化平衡。“平衡”的别名叫“熵死”，它源于“封闭”，终于“死亡”。而“熵”是一个热力学概念，它意味着无序混乱的程度。当外在的能量没法输入系统的时候，这个系统本身的有序性就会逐渐减弱，直到归于静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死亡。物理学家薛定谔曾说：“生命以负熵而生。”“熵减”象征着生生不息，“熵增”则预示着枯竭和死亡。好像华为推出了一本书，叫“负熵理论”（熵减理论），用以激活企业活力，避免死亡。他们认为，在企业发展的自然法则中，熵也是由低到高，逐步走向混乱，失去发展动力。要降低熵增发生的概率，组织首先应不断累积势能，以此转化为动能，从而避免“熵死”。
一个地区来了一批又一批外地商帮，会引发“比较”，土民要超胜客民，客民要超胜土民，土、客之间阴阳摩荡，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活力，或者说社会前行的动力。在相互摩荡的过程之中，正向而言，蛋糕会做得更大，每个人的实力都在提升。因此，在时间上对比，前后变化巨大，“成功”的分量增加，人更有成就感。
在土、客相互摩荡之中，客民面对无数陌生人，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而好、坏运气都在增加。成功了，好运气之所赐。失败了，坏运气之所害。当然，人人希望有一个好运气。
简而言之，一群老乡受文化的“形式”制约，组成商帮团体奔赴外地经商，既有经济学原因，也有社会学、心理学原因。文化资本之信仰、社会资本之信任制度，为商帮的成功提供了帮助，也对他们的能力最大值有一些影响。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夏历庚子三月初一
2020年3月24日
《王船山语要》，当当网有售
閱讀更多 黃守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