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019年，为筹备纪念近现代湘商文化始祖王船山圣诞400周年，我查阅了部分湘商史料，发现周敦颐、王船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曾是一些湘商会馆崇祀的对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值得关注的现象。据说，湖南大三湘茶油董事长周新平几年前就在衡阳给周敦颐塑了像，崇祀周敦颐，可谓是在“先知先觉”之中继承了古代的传统。
一般说来，会馆起源于明朝，盛于清朝、民国。会馆究竟源自于什么时候，目前尚无定论。明末刘侗《帝京景物略》认为，会馆起于明嘉靖、隆庆之间。清末周寿昌、民国瞿兑之认为，汉代郡邸是会馆前身。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周美均《中国会馆志》、王日根《中国会馆史》都认为会馆源自于永乐年间。
讨论会馆的类型，可分为衿绅会馆、移民会馆、商帮会馆、行业会馆、军人会馆等。因此对于湖南人而言，还有具有鲜明特色的湘军会馆。在实际运作之中，这种分类也不确切，各种群体的力量是混杂的。
以下以此分类介绍各类会馆中崇祀周敦颐的案例。
北京永州会馆，曰濂溪祠，祀周敦颐。最先开始应当属于衿绅会馆，并且以衿绅力量为主，逐渐加入了湘商力量。清嘉庆五年（1800）创建，永州人认为此宅院“科举不利”，于光绪六年（1880）另建，2012年前后拆除。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量湖南移民迁入四川（含重庆），永州移民修建有永州会馆。永州会馆，一般称作“濂溪祠”、“濂公祠”、“濂溪庙”、“濂溪书院”。完全说是移民会馆也不妥当，明显有证据指向湘商也参与其中。
重庆湖广会馆，曰禹王宫，内有“濂溪祠”，为永州分会馆。湖广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重修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禹王宫正殿的脊梁上刻有“楚省两湖十府绅粮士商捐资重建，大清道光丙午岁律中中吕月彀旦”，另外一处刻有“湖广阖省士民商贾等捐资培修永远巩固，大清道光二十四年岁次甲辰嘉平月彀旦”，禹王宫后殿一石拱门上镌刻有“濂溪祠”。据此可知，湖南与湖北十府的绅、粮、士、商四大群体参与了禹王宫的捐修，十府之中有永州府，因而内有永州人的濂溪祠。
目前，将重庆湖广会馆视为移民会馆，但是据道光年间的镌刻文字，可知有湘商参与。
大足县、南溪县、渠县、营山县、蓬安县、仪陇县、高坪等地的濂溪祠（濂公祠）， 为永州移民会馆。清同治《渠县志》云：“况吾楚人之屡承教泽，岂以移居于蜀而遂忘故土之大贤乎？故凡散居川中者，莫不立庙塑像崇拜。”据《大足县志》（民国三十一年重修）记载，民国二年，大足有 4 所濂溪祠。铜梁也有濂溪祠，据《铜梁县志》记载，铜梁的濂溪祠是永州士民李、周、刘、柏四姓所建。
营山县回龙镇濂溪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道光十年（1830）重建。濂溪祠，主祀周敦颐，坐东朝西，原由正堂、中堂、山门、戏楼、厢房及左右凉亭组成。
在商道上，明显为永州商人修建的永州会馆——濂溪祠，屡见不鲜。
先谈汉水商道上的濂溪祠。襄阳是汉水商道上的重镇，樊城湖南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同治年间由士、商、军捐资重修。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长佑等捐款。主祀周敦颐，配祀财神、水神。陕西兴安府安康县，是进入陕西的门户，在汉水南岸有“濂溪书院”，建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是以永州商人为主体的湘商的会馆。大殿主祀周敦颐，庙门题额则为“濂溪书院”，两侧门楣上有“爱莲”、“濯缨”。陕西石泉县禹王宫，清乾隆年间修建，是湖广会馆。据民国《石泉县志》记载，禹王宫主祀大禹、周敦颐。可知，禹王宫属于商帮会馆。是否为永州湘商专建，有待考证。
在湘江——桂江商道上有不少濂溪祠。桂林有湖南会馆，原名濂溪书院。据道光十五年（1835）《濂溪会碑记》，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在桂林为官的常德籍贵中孚创建，为衿绅会馆。嘉庆三年（1798）由湘商廖百奎、颜永洲等人增修，改为湖南会馆。会馆内有濂溪阁，主祀周敦颐，每年六月初七日周敦颐诞辰日，在桂林是湘籍人士一起祭祀祭祀周敦颐。
兴安县的湖南会馆也叫湖广会馆，又名濂溪祠、周子庙。道光《兴安县志》云：“湖广会馆，在城外上水关，国朝雍正二年建，祀关帝、文昌及周濂溪先生，旧曰濂溪祠，嘉庆八年邑人何登嵀倡募重修。”
在沅水商道、湘黔滇商道上也有濂溪祠。贵阳市湖广会馆，原名三楚宫，始建于清顺治年间，雍正元年（1723）增修，乾隆七年（1742）又建濂溪祠于院内，主祀周敦颐。濂溪祠旁建爱莲书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湘籍的贵州巡抚贺长龄、贵州布政使李象鹍重修爱莲书院与濂溪祠，并将其更名为两湖会馆。同治年间，又更名湖南会馆。
在湖南省内，湘潭十总有濂溪祠，靖州有濂溪宫，洪江区有濂溪宫，是永州商人的会馆，主祀周敦颐。
对于湘军会馆而言，典型的有南昌湖南会馆和西安湖广会馆。湘军会馆，由湘军将领主建，湘商参与其中。南昌湖南会馆，创建于同治六年（1867），内设濂溪夫子殿、全楚昭忠祠、魁星楼等。濂溪夫子殿，主祀周敦颐。西安的湖广会馆，始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为湘籍的陕西布政使李星沅、陕西按察使罗绕典等创办。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二年（1876）扩建，主体建筑有禹王殿、楚善祠等。楚善祠，主祀屈原、周敦颐。
以上并非胪列所有的史料，只是简略举例，以此阐述明清时期湘商崇祀周敦颐的现象。崇祀对象，一般是被认为的乡土神灵、圣贤。朱熹被徽商追认为精神领袖、保护神，因此徽商会馆都崇祀朱熹。各地的各种湖南会馆、湖广会馆以及各府、县会馆，都有崇祀对象。大禹，是湖南、湖北共同的崇祀对象，因此湖南会馆、湖广会馆大多称作“禹王宫”。上海湖南会馆，最先是主祀长沙瞿真人，后来又入祀黄兴、蔡锷、宋教仁。永州的湘商会馆，称作“濂溪祠”、“濂公祠”、“濂溪书院”，主祀周敦颐，每年六月初七报赛，久而久之，周敦颐又扩大为全省乃至全楚（湖南、湖北）会馆崇祀对象之一。
依据史料进行分析，商帮会馆、行业会馆相当于今日异地商会、行业公会。崇祀乡贤、乡神，以为保护神，其目的是内外立法，制订程式、契约，由此建构利益共同体，上属精神，规范人心，捍卫自身权利，宣示自身形象等。永州的衿绅、移民、商帮崇祀周敦颐，其目的在此。对于永州商帮而言，周敦颐确实是一个契约符号，通过此符号达成共识，对内是签订一致同意的契约，对外是建立互信共享的承诺公示。
周敦颐作为一个道学家，被推崇为宋朝道学开山祖师，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谥元，故称元公。后又被南宋理宗淳佑元年封汝南伯，元朝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国公，从祀文庙。明代宗景泰七年封其后裔十二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延至清末四百余年共封十三位五经博士。
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朱熹是再传弟子，周敦颐作为道学开山祖师，地位最高，也为各界所承认。一位地位如此显赫、崇高的永州乡贤，进入永州商帮会馆成为崇祀主神，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法力、地位最高的神灵是食物链的顶端，驾一驭万，统帅群神，自然被崇祀为主神，或曰保护神。在梅山地区，法力最大的梅山教师公被崇祀为“地主菩萨”，相当于保护神，与有功德于子孙的祖宗“家主菩萨”并尊。自己可以不厉害，但菩萨要厉害，并且能提供保护，而战胜他者，首先是要菩萨厉害得超胜他者，否则何以提供保护？
在当时，商帮会馆的主神也是保护神。可知，周敦颐是永州商帮的主神、保护神。
周敦颐作为永州商帮的主神、保护神，除了达成契约共识以建构共同体与超胜他者、提供保护外，还有一个功能，即教化永州商帮群体，提供具有宗教性的价值依据。
商人，有宗教性的教化需求。这一点，向来为学术界所忽视。著名学者余英时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影响，讨论中国商业伦理的近世化，援引禅宗、道教的世俗化改革精神，实则忽视了儒家地域化教化传统。儒家地域化教化，一是祖先崇拜，二则是乡贤、乡神崇拜，具有近世的宗教世俗化内容。
商人赚钱，似乎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商人也是人，一是需要被承认，二是需要自我修炼而持有理性（资本精神），三是外在立法以建立规范，四是内在立法确证精神归属，获得终极价值关怀，否则，内心焦躁不安，也会是商业活动之中惨败。如发财了，不持有理性，无法克制欲望，纵欲、赌博、吸毒，最终倾家荡产。商人群体崇祀一个主神，有此目的，可谓神道设教、人文化成。
商业活动，依靠欲望刺激，这是动力。但是欲望会无限膨胀，人的肉体跟不上这个进度，也要运用理性进行合理调节，并且解决灵魂问题。
中国历代追求“不朽”（不死），是人类的普遍性共通追求。考察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可知追求名利、实体之“可久可大”是千百年来的意愿。商人也一样会追求“不朽”。私有产权永久性，利益与欲望的无限扩张，追求不死，这是激发商人不断创造财富的保障与精神动力。
商人崇祀的神灵，是上天给商人的承诺与保证。
人人都晓得，不死，或者继承人世代忠于使命，可以保证自己权利不受侵犯，意志不断延续。当然，肉体不死，是不可能的，顶多长寿。世俗经验也告诉我们，长寿可以战胜邪恶，有更多的机会保障自身权利。但是，长寿也只是暂时性的，如何建立制度，忠于自己的子子孙孙（徒子徒孙）世代勿替，这才是关键。
在全球范围内，将企业交给子孙，使得自己的事业永世传承，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共同意志追求。理想毕竟只是理想，现实是不确定性的。
怎么办？通过崇祀一个神灵，灵魂得到拯救。
我想，这是周敦颐在永州商帮群体之中的宗教性功能。
前已述之，周敦颐是永州商帮的崇祀主神，后来逐步扩张到湖北、湖南商帮群体。如何界定这种现象呢？我依据春秋公羊学传统，追认周敦颐为
湘商文化春王。
日本商道的开山祖师为石田梅岩，他是心学家，由此使得日本商道具有心学特质。像稻盛和夫，被推崇为日本经营之圣，其心学特色也是学界、商界所共知的。
日本不是中国，中国不是日本，文化土壤不同，中国商道伦理不能简单地抄袭日本。
湘商文化的建构，是具有“十方”性的，需要不断补充内容。周敦颐的道论、诚论、乐论等思想，可以为湘商文化提供价值依据。虽然周敦颐并无经济学方面的阐述，但是却被湘商崇祀，可以追认为湘商文化春王。
为什么是湘商文化春王呢？周敦颐教程颢、程颐兄弟寻孔颜之乐处，感受春意，直接上达性天。张晚林教授也说，“寻孔颜之乐处”是周敦颐思想里面的宗教性向度的呈现。也有周敦颐的语录，说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有“自家意思”，这是“春意”（生意）。据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的揭示，周敦颐教人“观天地生物气象”。程颢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程氏遗书》卷六：“ 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程氏粹言》卷二：“观物于静中，皆有春意。”《程氏粹言》卷一云：“观生理可以知道。” 卷二云：“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 意二程兄弟的“静观”，出自周敦颐的“主静”说，为“周茂叔看”。周敦颐《太极图说》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周敦颐“主静”的修养工夫在其《通书》等著作中多有阐发，姑且不赘述。
元，周敦颐被尊谥为“元公”，是宋朝道学之“元”。在易学里面，有元、亨、利、贞。在公羊学里面，还有“大一统”说，“元年春王正月”，以元正始、以元统天。春，是乾阳真几。作为四序之“春”，在中国文化里被认为是生命力或生机的象征，即“春生夏长秋杀冬藏”。儒、释、道三家，对“春”皆有其自家之诠释。禅宗有“枯木逢春”的公案。一般来说，宋朝儒家讲“仁”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本体，如朱熹说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春，正是“仁”的呈现形式。春意盎然、生意盎然、生机勃勃、春机、生意，乃是“仁”的本意。周敦颐的粉丝、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认为，认为“元”的体是仁，是仁人之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师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也”。他以“仁”作为连接天道之“元”与人道之“心”的中介，以仁体元是证实天道的“生意”（春意）。到了朱熹那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宋明理学家的境界是“寻春问柳”（寻花问柳），也就说，是春境（春天般生意）。古代，将经商称作“生意”，确实是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也体现出了经济活动的本质。周敦颐教人寻孔颜乐处，感受“生意”（春意），可以由此转入经济活动话语体系，经商（做生意）也是“以仁体元”，即是治国安邦的要求，也是上达性天的路径。也可以说，春意（生意）是经济宪法正义的依据。
王船山与周敦颐不同，王船山有现代性经济学的阐述，又在近现代被追崇为湖南精神始祖，是近现代湖南人的精神领袖和合法依据，不少湘商推崇王船山思想并运用于实践，因此，王船山作为近现代湘商文化始祖是当之无愧的。公羊学有三王之道，可追认屈原为湘商文化明王；周敦颐为湘商文化春王，范旭东为湘商文化文王。中国近现代化工之父范旭东创办数家民族化学工业企业和民间化学研究机构之后，亲自立法，手订“永久黄”事业团体四大信条，可谓湘商企业文化立法，故谓之文王，即立法之王。文，外在的礼法制度也。
纵观中国古代史，任何一个学派都是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建构出来的。湘商文化的自觉意识，自明清以来不断“生发”，而今为盛，也是到了成熟的时候了。我深信，在未来不久，湘商文化会有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
说一个题外话，在古代，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因为理性不足和人的超越性证成，存在压制金钱（市场）和鄙视商业的现象，也使得商人处于最差等级的社会地位当中。古今中外，有无数谴责金钱的文学作品。这是历史的“命限”。在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工具提高了效率，“量产”实现了物质的丰富性，而思想家也认识到了金钱（市场）的“属性”，也设计出了制衡金钱（市场）的制度。虽然制度并不十分理想，但是也只能做到这样，未来可以更好。理性地说，不太坏是无可奈何的底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据目前的经验，资本精神，是一聚一散的辩证精神。不聚，动力不足；不散，动力消失。王船山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也。”这是看到了聚财的“生意”（春意）性。公羊学之尊王进夷，散财，是目前资本家们的核心大事。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夏历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初稿
西历2019年12月17日
夏历己亥十二月初八日午时修订
西历2020年1月2日
（本文依据本人在2019年12月16日举办的“理学道州”第十届周敦颐国际理学文化旅游节的“周敦颐学术思想与理学之乡”高端论坛上发言整理和补充而成。）
《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2020年1月第2版。当当网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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