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也可稱為世族、門第、勢族、門閥等，放眼古代普遍指代世代做官的“家族”。為了更好地掌握文化教育、賦稅、人口、土地等重要資源，內部往往通過聯姻方式強強聯合，對外往往通過收受門生子弟等方式抱團取暖。如《袁紹傳》記載：“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或《楊震列傳》記載：“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雲”。袁紹的袁氏家族和楊震的楊氏家族就是三國時期的“士族”。
袁氏家族四世居於三公之位，權傾天下；楊震是西漢時的名臣，通曉經籍、博覽群書，有“關西孔子楊伯起”之稱，而他的後世家族做了四世太尉，家學淵源。除了這部分大家族，三國時期沛國曹氏、夏侯氏、潁川荀氏、庾氏，琅邪王氏、陳郡謝氏，以及江東的士族張昭、諸葛恪之類的後起之秀也都是當時“士族”的極重要組成部分。
從先秦的士到三國的士族
“士族”崛起絕非一時，往往是“一人得道”之後帶動全家族長久發展的結果，從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士"階層。先秦時期，“家天下”的血緣關係作為整個社會運轉的重要紐帶，規章制度、文獻書籍、祭祀禮樂等全都被統治階層控制。底層的市民既無教育可言，也無文化知識可學，知識壟斷成為維繫統治的重要一環。“學在官府”的社會情形下，只有士以上的統治階層及貴族子弟才能在學校讀書，學習文化知識，所以，在當時“士”是對有文化知識及掌握祭祀禮樂的人的統稱。
春秋時期，各國之間征戰不休，都在招徠有學之士為自己出謀劃策，以便為自己擴大聲勢。吸引更多的“士”投靠自己，從而進一步擴大影響，鞏固地位，維護自己的統治。如進行私人講學活動，傳授文化知識。這些士讀書多，有想法，在各國間遊覽交流，使當時的思想學術領域就出現了儒、墨、道、法等各家學派百家爭鳴的局面。此時成為“士”階層崛起高峰期，百家爭鳴情況的出現就是“士”發展狀的的表象。戰國時代，各國的爭霸加劇，這些士常常奔波於各國之間，充當說客，以自己的學識和謀略為自己的國家爭取盟友。此時的“士”已經突破了“說客”身份，進而進入統治階層，而佩六國相印的蘇秦就是其中佼佼者。
秦漢時期，三公九卿制度確立了“士”階層的統治地位，此時士又有了新的內涵。軍中的將士、在朝內外任職的官吏，都可以稱為士大夫；直至三國時期的“士族”大多都是“士大夫”階層崛起的門閥世家。這部分士族以袁紹為例：往往祖輩、父輩都是歷朝歷代的高官或重臣。他們家裡有藏書，會請專門的老師教授子弟，以便於文化在士族間傳承延續。朝廷對他們也有恩賜，他們可以憑藉祖輩父輩的官爵恩賜一代一代做官，與自己門當戶對或具有利益聯繫的世家聯姻或相交來往，在統治階級內部構成了一個在政治、經濟、家族等方面互相扶持的貴族階層。
成為“士族”僅僅依靠家庭組織龐大並不實際，最起碼具備兩個基礎條件：“士人身份”，“家族的朝中勢力及影響力”。僅僅依靠文化方面的優勢，僅僅具備一些道德與口碑則與“士族”相差甚遠。在三國時期，僅以江東舉例如“朱家”、“陸家”“顧家”，他們的觀念與勢力傾斜幾乎決定了整個東吳的存亡走向。“士族”階層在三國時期的影響力儼然達到了頂峰。
士族對輿論的絕對控制權
文化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定論在任何時期都不會改變。“士族”作為世代做官的家族，他們一直都掌握著國家的書籍典藏、文化教育等這些上層建築層面的文化載體。“勞心者治人”現象客觀存在，他們是這個國家文化與學問的掌握者，他們的身邊也往往聚集一批尋求讀書做官之人，這些人成為他們的學生或門生，而“謀士”階層應運而生，這批人往往就是輿論走向的代表，更是左右主公觀念的重要影響力。
“士族”之間的交流影響力極大，尤其是在對人或事的觀點走向上。士族之間的交流往往針對時事發表意見，褒貶人物，議論時政，當時這種議論方式叫做“清議”，士族階層正是通過這種清議控制著社會輿論，進而影響政治等局部的變化。清議既能捧一個人，也能貶低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立刻成為標杆，被人們尊敬、崇拜，被禮賢下士，比如“臥龍”諸葛亮、“鳳雛”龐統、"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等。如果一個人再輕易被批評、貶低，那麼這個人就名聲敗壞，很難再得到重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在拉攏和利用士族，企圖為自己洗白；劉備也拉出漢朝皇室的身份關係，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統身份，得到士族的褒揚。
劉備發展初期，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做自己的軍師，得到的不僅僅是被稱為“臥龍”諸葛亮，更是以自己禮賢下士的精神吸引了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州士族。後來劉備佔據荊州，直至奪取益州也都是靠著士族集團為他出謀劃策。在三國後期，蜀漢士族面對曹魏勢力來攻時，蜀漢集團的士族為了享受曹魏九品中正制帶來的特權，紛紛勸言劉禪投降。種種現象都是士族以輿論的控制力影響政治走向。
對仕途的壟斷
在科舉制出現之前，門閥世家在朝廷中的影響力往往具有決定性。讀書、做官在士族中是社會性地遺傳。他們官至高位，家族的姻親、故舊、門生等也是佔據著朝中重要職位，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而且，不同士族之間往往沾親帶故，以此互相扶持、互相推薦，彼此之間“投桃報李”，在政治上形成錯綜複雜的利益團體，以此進一步固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形成士家大族基本壟斷仕途的局面。四世三公的袁紹家族，四世太尉的楊震、楊彪家族，就是以做官為職業的模範代表。
“士族”對仕途的壟斷往往出現極端現象。如孫堅、劉備、曹操最初的發展幾乎都是從一步一步取得士族的支持開始，他們往往能夠駕馭“士族”對自己的影響力。但是孫權則完全不同。孫權的勢力完全江東化，與當地的士族群體形成一致的利益。江東的士族之間互相內薦，直接導致江東的治理混亂。而劉備對染依靠士族輿論影響力起家，但是士族在劉備統治時期一直處於被邊緣化的情形，也為蜀漢第一個滅亡埋下伏筆。
擇君而不是忠君
士族階層在三國時期發展達到巔峰。為了家族更好的發展，他們往往會選擇更優質的依附勢力。比如諸葛亮選擇劉備，除了基於對劉備三顧茅廬的感動，更考慮到劉備正統地位帶來的影響力。劉備身邊缺少有才幹預見識的謀士，輔助劉備能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曹操勢力臥虎藏龍，並不利於自己與家族的發展。在如三國後期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深受士族的歡迎，甚至當魏軍兵臨城下的時候，譙周等人鼓動劉禪投降，為得就是能夠享受特權，維護士族的利益。
東吳後期，孫權最重要的兵權和政權更是直接委託給了陸遜和顧雍二人及其背後的士族群體。也正因為這樣，江東的士族也積極為孫權出謀劃策，為孫權圖謀霸業，孫權作為主君和江東士族具有利益一致性，此時的“士族”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會極盡權力的支持，相反則會成為進步的阻礙。以曹家為例，曹操雖然自己很有雄才大略，但一生也在尋求士族的支持，希望士族能為他所用，當與士族群體產生矛盾時，曹操也在警惕和打壓士族。為了自身利益，士族集團在成為支持曹魏政權的中堅力量的同時，也為日後的矛盾以及由士族主導的司馬家族取代曹魏埋下了伏筆。
結語
“士族”發展到三國時期已經形成了極強的地域性，同區域士族之間的侵蝕減弱，抱團取暖增強。對當地勢力的支持，對異地勢力的反抗，對三國時期發展局勢產生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來講，士族階層的發展就是趨利避害的過程。得益於權力的獲取，也衰落於權力的喪失。不斷以控制輿論權，壟斷仕途，選擇君主等方式擴大自身影響力。在魏蜀吳三國的競爭中游走其間，因支持的勢力強大而壯大，同時也促使三國局勢歸於統一，直至三家歸晉，司馬家族勢力完全掌握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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