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诛杀其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渊原配窦后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天)，四子元吉。晋阳起兵主要是世民之谋，唐朝建立后，世民先后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割据势力，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从而功名日盛。李建成的地位受到威胁，遂与四弟齐王李元吉密谋倾覆李世民。
在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周围各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持李建成;萧瑀、陈督达则倾向李世民。在文臣、武将中，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温大雅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都拥戴李世民。两个集团都拥有武装，太子有东宫兵，秦、齐二王各有王府兵。除了这些合法武装力量，各自还招募私人拥有的卫士、勇士数百以至上千人
武德七年双方斗争激化。李元吉企图刺杀李世民未遂，彼此揭发，斗争表面化。武德九年，突厥进犯北边，建成向高祖推荐元吉为帅，企图乘机把秦王府兵和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拢到自己手中，以孤立秦王，然后一举灭掉李世民。这一机密消息，被太子率更丞王晊透露给李世民。因此，李世民便同长孙无忌等人密谋策划，为防意外，便先发制人，阴谋伏杀李建成。六月初四，常何当值玄武门。
此前一天，李世民曾告密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决定次日召见、鞫问。李建成以为常何是自己人，控制了玄武门，所以这天早晨放心入朝。而李世民已在常何的协助下，伏兵玄武门。李建成、李元吉入宫行至临湖殿觉变，便拨马归东宫，李世民大呼追赶，射死李建成，李元吉张弓射李世民不中，这时尉迟敬德率70骑助战，李元吉兵力不支，结果被杀。史称“玄武门之变”。随后，李世民逼李渊让位，自己登上王位。
李世民即位后，次年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不断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减轻赋税和徭役，减轻刑罚，使百姓在战乱后能够休养生息，从而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人们把唐太宗在位时的斐然治绩，誉之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亲眼看到，强盛富庶的隋王朝，仅是粮食储备就可供全国50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十三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这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时时注意以隋朝的灭亡为诫，重视人民的力量。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釆取了许多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还大力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他即位以后，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而是住在隋朝时建造的且已破旧的宫殿。为了减少宫中的费用，唐太宗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次就释放3000人。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严格遵照执行。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能放得下棺木就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明令禁止。
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很重视抓好政治建设，任贤和纳谏是他的两项重要政绩，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唐太宗以“求贤若渴”，“知人善任”著称。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很重视选官用人。
主张“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所以，在唐太宗周围，有出身士族的长孙无忌、房玄龄和杜如晦，有参与谋害自己的东宫旧臣魏征、王珪，有出身寒微的马周、张亮和刘洎，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他对这些人，都能“量才授职”，“各取所长”，委以重任。由于唐太宗善于举贤任能，多方面精选人才，所以，贞观时期人才济济，一批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尽为其所用。
唐太宗任用贤才，还能够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讲究资历地位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李靖，隋朝末年在马邑当副长官，他发觉李渊有反隋的可疑迹象，亲自前往江都向炀帝告密。后来在长安，他被李渊抓住，判了斩刑。李靖能文能武，有很高的志向和非凡的军事才能。李世民知道李靖的才干，几次向李渊请求，免除李靖的死罪，结果释放了他，还把他安排在自己指挥的军队里当官，李靖后来成了唐太宗的宰相，是唐太宗时期最有才干的军事统帅。
玄武门之变前后，李建成的东宫集团中出谋划策和动用武力想谋害唐太宗的人很多，李建成失败后，唐太宗能不计恩怨对他们量才重用。魏征，原来是李建成属下的官员，他看到李世民的功劳和势力越来越大，常常给李建成出谋划策，劝他尽量培植自己的势力，及早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对他加以提拔重用，把他作为自己的重要助手。王珪，原来也是李建成手下的官员，积极为李建成献策反对李世民，李世民不咎既往，王珪后来官至宰相。薛万彻，原是李建成手下的一员骁将，在玄武门之变时，曾带兵攻打李世民的秦王府，失败后逃亡终南山，唐太宗派人将他请回来，任命他为自己手下的大将。
对于自己的亲属、旧部下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量才授官。由于唐太宗重视选拔贤才，因此，他手下人才济济。贞观年代人才之盛，为历朝所少见。唐太宗在位期间，共用宰相27人，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这就为改善吏治，促进政治的清明提供了保证。
由于大宗虚心求谏，纳谏，当时朝廷中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很多，如魏征、王珪、马周、刘洎等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魏征。
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很得太宗的重用，先后担任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要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
太宗誉魏征为“知得失”的“人鉴”，在他死后，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唐太宗还任用敢于直言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宰相。房玄龄有谋，杜如晦敢决断，史称“房谋杜断”。
贞观时期，由于一大批大臣“直言极谏”，太宗“从谏如流”，开拓了君臣共商国是的开明政局，使一些流弊得到及时纠正，使一些好的政令措施，得以贯彻。谏诤之风是“贞观之治”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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