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建国时间短，内忧外患，内忧是诸侯林立，外患是匈奴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之下，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稳定社会经济，此举也被历朝极力倡导。
宋初尚未实现大一统，南唐、后蜀等国虽已被灭，但燕云十六州仍属辽朝势力范围，因此北伐是当时主流。随着北伐相继失败，双方势力也旗鼓相当，宋朝统一计划便被搁浅，关注点逐渐转向内部。北伐失利后的宋廷就面临尴尬局面，政治宣传与形象塑造是王朝不可忽视的重要使命。面对宋初局势，统治者分别在确立皇储，任命官僚，约束宗室，遵守礼制以及对外国的态度方面，采用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逐渐使国家政治经济得到发展。
宋初提倡“修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将自身发展与前朝进行对比，并根据时势调整统治策略
- 确立皇储
皇储关乎王朝未来，宋廷多位皇储的确立久经波折。宋仁宗子嗣凋零，群臣建议及时选取贤德之人早立皇储：
“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 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宋史》
汉文帝早立太子，国祚长久，而后唐明宗接受不了早立皇储，才国破家亡。两相对比，欧阳修希望宋仁宗能以史为鉴，以朝廷为重，早立皇嗣。无独有偶，宋英宗身体不适， 敢于直言的刘庠建议: “太子，天下本”。
图 | 宋英宗
汉文帝早立太子之事被重提，宋英宗深知自身状况，遂接受群臣建议，及早确立了皇位继承人，确保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可见，在立储问题上，汉文帝故事已经成为宋人效法的依据。
- 官僚制度
“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将。”——《汉书》
太平治世侧重于内政的自我修护。宋英宗居潜邸时，王广渊便受其青睐，宋英宗即位后，便提拔其直集贤院。司马光却认为王广渊善于逢迎，品行有失，建议 对其罢黜。
“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 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司马光进谏
司马光此举便是稳定时期人事选择标准的细化案例。太平时期，治国安邦的重点是稳中求进，维护王朝长远发展， 因此看重官员的参政能力、个人品德修养等。
相比之下，乱世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大。两宋之交政局动荡，李纲虽有报国之心，奈何屡被谗言所扰。他曾借汉文帝与季布事坦言作为“圣君”的汉文帝，也会因疑虑与贤人失之交臂。
这无疑从反面暗示当朝君主要知人善任，重用良才。汉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两宋之交风云变幻的局势。李纲宦海沉浮多年，对此深为了解，虽有一番报国之心，奈何君王无意。
与此相反，宋孝宗却是难遇良才。孝宗将自身处境喻为艰难的创业期，意在进取。王十朋每见孝宗就奏陈恢复大计。王十朋欲借周成王、汉文帝、汉景帝发扬祖业的事迹，向宋孝宗传达开拓进取、克勤克俭、固守祖业的思想。
图 | 宋孝宗
借前代故事，言当代之事，汉文帝、汉景帝事迹充分应用到孝道盛行的宋朝，宋人更希望文景故事能真正深入帝王心，付诸实用。
宋朝治国之策随时局变化而定。战乱之时，帝王倚靠武将，提拔人员不拘一格，主观性较强。太平治世，宋廷贯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崇文抑武明显，更要求官员德才兼备。可见，宋廷在人事任用方面借鉴前代故事，顺应时势及时调整统治策略。
宋朝统治者对前朝兴衰经验进行总结，依托汉朝时期“文景之治”的思想，发展符合自己统治的理念
- 约束宗室
宋廷借鉴历朝治乱兴衰经验，采取各种措施防患于未然，“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极力防止内祸产生。尽管如此，宋神宗时期却发生了赵世居案。赵世居为宋太祖之后，赵宋宗室成员。
神宗时前余姚县主簿李逢被人告发谋反，经调查其与宗室赵世居过从甚密，且皆有谋反倾向。最后赵世居被逼自杀，其家属虽免死罪，但皆从皇室中除名。
汉景帝时期，同为刘姓宗室的“七国之乱”爆发，七国宗室遂除其籍。汉武帝即位后选定七国后人继任诸侯王，延续宗族命脉。
图 | 七国之乱
王岩叟将赵世居案与七国之乱作对比，将宋哲宗与汉武帝作对比，强调若无七国之乱，汉武帝的仁义之名便不能与哲宗相提并论。这其实是从侧面进谏，希望宋哲宗能够宽待与赵世居案相关联的人员。
赵世居案件本就扑朔迷离，杀一儆百已起到震慑作用，不必再对相关人员赶尽杀绝。王岩叟此举是为保全赵姓宗室、维护家国同构统治秩序而进谏，由此可见宋人对待朝政的现实功用态度。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宗室斗争数见不鲜，傲视诸国的王朝背后满是血腥残酷，唐宋王朝也不例外，在遇到重大宗室谋反案件时，“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待时局稳定，又会便宜从事，一方面意在维护宗室团结，另一方面也有为当朝统治者树立仁义形象的目的。
- 谨守礼制
中国自古崇尚礼制，虽朝代更替，但基本礼制未废。宋初祭祀历代帝王，以太牢之礼。宋人眼中汉高祖和光武帝享有第一等级的待遇，汉文帝次之，而赫赫有名的秦皇汉武则与汉景帝享用同一等级。主要是因为汉文帝、汉景帝稳定汉廷之功。因此在宋人眼中文景二帝可以和秦皇汉武相媲美。
宋宁宗即位后没有谒太庙，浙东提举李大性言:
“自汉文帝以来，皆即位而谒庙。陛下龙飞已阅三月，未尝一至宗庙行礼。过太庙 门而不入，乞早择日，谒太庙。”——《宋史· 礼志十一》
但是帝王继位，都必须举行告庙仪式，以此昭告祖宗，此举是彰显帝位合法性的必要程序。宋宁宗即位后，屡经太庙却未告庙，而汉文帝刚即位就谒庙，及时向祖宗、向全国宣告自己继承大统。
图 | 宋朝百姓
宋宁宗能以汉文帝故事为鉴，及时告庙行礼，这不仅是对祖宗的尊重、孝道的传达，而且也是确立宋宁宗合法统治的最终程序。可见，不管是对前代帝王还是本朝祖先，宋室延续以往惯例，并依本朝理念重新划定祭祀等级，谨守礼制。
- 减轻刑罚
汉文帝、汉景帝的重要功绩之一是减轻刑罚，“文景之治”的赞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如此深入人心的德政在宋朝却出现了争议。自文景之后，恢复肉刑之议一直持续，宋神宗时期更加白热化。
主张恢复肉刑的官员认为汉文帝当年废除肉刑，主要是考虑德政为先，保存民力，但如今普通刑罚早已不适应现实需求，刑罚松懈导致犯罪成本变低，经济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快，常刑渐失惩治之效。
自东汉后，恢复肉刑的声音就一直存在。但从人性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废除肉刑确实是仁政的重要表现，这与儒家思想十分契合。历朝也在极力营造善行德政、爱护民力的形象。
宋神宗倾向变法，变法派则主张恢复肉刑，时人将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仁政与眼前恢复肉刑的讨论做对比，质疑统治者执政的人道主义。
宋神宗虽力主变革，但在此事上，还是慎之又慎，最后恢复肉刑之议也不了了之。宋人对于汉文帝、汉景帝，并不是无条件地一味赞扬，而是针对具体事宜不断讨论。
图 | 王安石
宋人王安国刚回京述职，宋神宗因其为王安石之弟，便主动召见他，问其如何评价汉文帝。将汉文帝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神宗认为汉文帝缺乏改革进取的勇气，这种认识与神宗时期所处的大环境——王安石变法有关。在争议中探索符合自己道路的统治理念，这就是宋朝独特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思想，资治劝诫理念突出。
宋太宗后期，守内虚外政策逐渐定型， 宋廷对内政的关注逐渐提升。面对新情况，宋廷在积极寻找应对之策。具有相同境遇的文景时期成为资治、劝诫的关键。因此，在关乎国运的立嗣、选人等方面，文景故事成为参考的典型例证，并影响到实际的政务决策。
在对外政策上，宋朝参考文景之治的示例，逐渐形成崇文抑武理念，奉行内修政理、外患渐弥的方针
虽然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为宋人之志，但在 北伐失利后，宋廷便果断放弃收复计划，改转内政，逐渐形成崇文抑武理念，奉行内修政理、外患渐弥的方针 。整个宋朝对外虽战事频繁，但却能维持相对稳定，这与宋人的现实功用态度有莫大联系。
汉朝、宋朝同样面临北部强敌威胁，汉朝宋朝面对不同的外部威胁，分别采取 针对性策略。汉文帝时期，南粤国的威胁不足为惧，之所以对其首领尉佗优抚，汉文帝欲化干戈为玉帛，促成南粤转投大汉，这是最大的仁政。现今契丹势力与宋朝旗鼓相当。
对宋而言战事 只会两败俱伤，而和平之策不仅免除战乱之苦， 还可传播仁政，这是互利互惠之事。可见胜负虽 重，但宋人更欲达成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其 实是势均力敌的结果。宋人理性判断，审时度势，保守祖业，这点与文景时期的形势如出一辙。因相似境遇，宋廷在具体对外政策上参考了文景故事。
“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 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宋史》
苏轼所言正是晁错之策———“徙民实边”。此举不仅增强了对抗匈奴的力量，还开发了边境，有效稳固了汉匈边境局势。宋仁宗时李元昊反叛，朝廷在宋夏边境屯兵四十余万以应对战事，但都没有成功。
图 | 宋朝军队
之后范仲淹等人建议迁徙部分人口以充边境，要求家家熟习弓箭等，组建抗夏武装社团，整装待发，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苏轼欲借此传达御夏之策。
即使到南宋，汉文帝御边之策还被视为典范。南宋面临更为严峻的边境威胁，但时人仍奉守祖训，御外必先安内。和战与否视敌方情况而定， 对方若望和平，则用汉文帝之策，若取武力进犯， 则效唐太宗故事。
结语
宋朝对“文景之治”的施政策略、治国理念做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讨论，紧贴现实，经世致用，资治、劝诫的务实性突出。“文景之治”主张黄老之道，休养生息。而宋廷面对难以取胜的现实，希望效仿汉文帝、汉景帝故事，积攒实力，恢复社会秩序，逐渐形成“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治国理念与守内虚外的政策。
宋廷严守祖宗之法，正是孝道理念的实际体现。宋人多次引用文景故事，是遵行孝道、维护家国同构的统治秩序的必要手段。宋朝却是要将历朝经验应用到现实统治中，真正解决困境。“文景之治”在宋朝的应用， 反映了时人探索统治秩序的热情。后世随着统治方法的成熟，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类的盛世符号，终成为治世楷模。
参考历史文献：
《汉书》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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