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明朝時期評選圈定的，其中唐代兩位，分別是柳宗元、韓愈，宋代六位，分別是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從當時選拔依據看，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三蘇（蘇軾、蘇轍、蘇洵）等四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鞏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
但無論依據什麼標準，有一個人都繞不過去，那就是范仲淹。
相比韓愈、柳宗元，范仲淹既是宋代詩文革新的提倡者，也是實踐者和探索者。據《全宋詩》所收範詩數量計，範詩作現存三百餘首，他抒發了一個士人、士大夫心憂天下、銳意進取、濟世安民的胸懷與抱負。
相比同時代的歐陽修，范仲淹官位比他低，文學造詣在其之上。而且范仲淹、歐陽修同為宋朝詩文革新派主將，力圖通過變革以正文風、恢復古樸雅正的詩風，給文學貫注強有力的社會功能，抒發真性情，從而使詩文“質文相救，變而無窮”。
至於在其之後的三蘇、王安石、曾鞏等人，在文學成就上更是達不到范仲淹的標高，而且這些人都是以范仲淹的門生粉絲為榮，對范仲淹佩服的五體投地。
後來很多人也表示不理解，因為憑范仲淹在北宋散文史上的巨大影響和傑出地位，完全應該躋身於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的。
遺憾的唐宋八大家已經張榜，而且貼了千年，誰也不好意思再換人了，畢竟那八位的實力也的確不可小覷。
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究竟是什麼遮蔽了明人的眼光，讓這樣一個文章大家被忽視了？ 不說太具體的代表作品，難道他們沒有讀過《岳陽樓記》？
從文學意義來看范仲淹，其傳世散文（今存，包括賦、表狀、奏疏、書、序、論、記、碑銘墓誌等）近五百篇。從文章的後世影響看，自然首推以《岳陽樓記》為代表的寫景抒懷散文，還有《清白堂記》《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和《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等名篇佳作。
有人說，唐宋八大家都是抒寫政論的大手筆。范仲淹的散文亦以政論文為主，其代表作如《上執政書》《奏上時務書》等，還有著名的“四論”（《帝王好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都是大手筆的雄文。
如果沒讀過他的《上執政書》，就不可理解他為什麼要那麼不顧一切地推行慶曆新政。當時，北宋王朝已經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五十餘年，在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浮華表象之下，一個王朝已呈現積貧積弱的頹勢，內憂外患之際，范仲淹寫了《上執政書》，通篇洋溢著政治家的治國之才和軍事家的雄韜大略，當然還有文學家的橫溢才華。
范仲淹的文章，有著清晰的條理、嚴謹的結構、透闢的說理，文如其人，這些政論文一如他坦誠務實、充滿銳氣的秉性一樣，充滿了正義理性又極其犀利。 這從他晚年在慶曆新政失敗後寫的《岳陽樓記》充分體現出來，進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亦憂，處江湖之遠亦憂，憂患是他一生的動力。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成全了范仲淹，范仲淹也成全了岳陽樓，范仲淹指出並概括了一個古代文化士人的最高境界。
范仲淹不只是散文大家，也是北宋劃時代詩詞律賦大家。北宋是律賦由興盛走向衰落的轉折點，而范仲淹阻擋和延緩了這種衰落的大趨勢。在他至今尚存的三十五篇律賦中，對律賦的內容有了極大的拓展，在技巧運用上也是爐火純青。
范仲淹還在律賦中探究儒家經義，論述世界和人生哲理，窮天理，盡心性，是宋學開山、士林領袖。南宋理學巔峰人物朱熹，把范仲淹確定為宋學開山之祖，贊其為“天地間第一流人物”。
既是宋人，自然少不了詞作。范仲淹那兩首蒼涼豪放、歷代傳誦的《漁家傲》和《蘇幕遮》，足以躋身宋朝頂尖級詞人行列。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范仲淹邊塞詞的出現，可以說是對詞的一種顛覆性創造，開大宋一代詞風。
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到了這個地步，其實是不是八大家也無所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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