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趙建，西澤研究院 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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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前最大的短板，不是傳統的硬件基礎設施，而是法律法治和治理機制等嚴重滯後的軟性基礎設施。如果缺乏一個有利於市場經濟和企業家作用發揮的法律法治和治理機制環境，而是繼續扮演“基建狂魔”的角色，無論是大興土木的“舊基建”，還是冠冕堂皇的“新基建”，雖然短期內能刺激需求，但如果在長期內無法有效提升潛在增長率，最終還是會以債務高企、產能過剩、通脹和房價泡沫而告終。原因很簡單：
舞臺搭起來了，沒有市場經濟去唱戲。只有賬面的資產和堆積的負債，沒有人創造真實的利潤和現金流。
我們不否認過去中國基建投資的重大成績，但在當前這個階段，法律制度建設可能比大興土木更加重要。比如城市基建，不僅是物理空間的重塑，還要有社會服務功能的提升。本次疫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城市化只是通過鋼筋混凝土增加了人們的聚集，相應的公共衛生管理和疾控服務功能的提高，才是城市的硬核競爭力。
當然，非常時期，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從“新週期”到“新基建”，政策引導預期的力量首先體現在語境的提振上。“首先要有響亮的口號，然後要有感染力的手勢”，這不僅是首相們在廣場演講時成功煽動群眾的秘訣，也是自媒體時代成為網紅學者的秘訣。當群情激昂打雞血的“新週期”已經作古，如果還是按照舊基建的規模和債務導向思路，可以很肯定的說，估計不到兩年，“新基建”也會不可避免的走向如此命運。因為：
所有讓人激動若狂的政策，都不可能長久。市場經濟的唯一真相是，平靜的遵守內在規律。
因為基建已經有點被妖魔化了的味道，要想從“基建狂魔”的標籤中走出來，需要加上一個“新”字。正如處於權威語境裡的“新時代”一詞。相信不久的一天，被打入黑名單的p2p也可能會加上個“新P2P”而鳳凰涅槃。基建當然沒有不堪到這個地步，但過去十年間，基建似乎總是與低效投資、重複建設、挖坑填坑和巨大債務等聯繫在一起。回頭看大興土木搞基建的那些年，的確造出了不少空城、鬼城、假特色小鎮和燈光形象工程，或者不過是為土地財政創造條件。而且看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通脹，都跟基建投資過熱有關。如果當初的本意就是為了花錢刺激需求，並沒有從預算約束和市場效率方面做通盤考慮，那麼通脹和房價泡沫的結果也並不會讓人驚奇。
然而，也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自2016年金融去槓桿和反腐加碼以來，基建投資下滑的非常厲害 ，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和全社會的債務卻沒有少增，房價也沒有少漲。很顯然，人、財、物多重約束下，繼續依賴基建投資穩增長的政策思路已經難以持續，“反腐、改革和穩增長”已經成為地方官員的“不可能三角”。如今疫情衝擊造成的巨大經濟衰退風險已經來臨，而貨幣政策只能在流動性（而且只是銀行流動性）方面護航，真正能擋住總需求收縮趨勢的，還是要看財政端實實在在的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創造投資和消費需求的能力。但這對缺乏企業家精神的地方或國企官員來說，何其難。
這就是現實：傳統的基建投資已經廣為詬病，難以為更大的財政赤字提供有力的“合法性”，也無法給資本市場講述一個“性感的故事”，“新基建”這個名稱就應運而生（新時代以來的語境構建秘訣就是“新+”），包含了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諸多有想象力的行業。同時各地方政府也聞雞起舞，“資金未動、文字先行”，各省競賽式的公佈了33萬億的投資項目。但詳細的研究一下，這些項目似乎都比較抽象：
第一，錢從哪裡來，第二，這麼專業的項目，誰來做“項目經理”。戰略新興產業的投資，跟修路搭橋可不一樣，地方政府官員無法完全承擔。而且，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如何測算需求的真偽、效率的有無？
所以在當前財政資源極度稀缺的情況下，新基建必須轉換思路，把重點重新放到“放水養魚”的改革初心上。一方面，不能走大興土木、房地產化的基建老路，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重視法律、法治和體制等基礎設施，重述“一百年不動搖”的中國特色契約精神，讓民間投資更有信心，通過法律法治的可置信承諾，讓企業家成為“新基建”的主導。
因為那些高新技術含量極高的產業和項目，只有預算硬約束、具備專業和職業精神的企業家才能做到。政府官員在其中的作用，應該也回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古典政府精神”上：
減稅降租、消除制度體制堵點、構建體制上的“高速公路”，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為市場和企業家主導“新基建”保駕護航。
一、從“舊基建”到“新基建”，本質上是為了創造國家核心資產。但改革開放的事實證明：真正的核心資產是好的制度和機制
想一想，中國改革開放40年創造的經濟奇蹟，靠的是什麼？每一次遇到危機後力挽狂瀾，靠的是什麼？是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還是制度體系的完善、改革和開放？答案顯而易見：
基建投資只是發展的結果，不是原因。正是有了制度改革推動的經濟增長，才有家底和能力大興土木搞基建。
改革開放是為了不斷完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個比較昂貴和稀缺的資源配置方式，它的昂貴之處是需要各種硬件和軟件的配套措施。其中，統一的、大規模的交通運輸和物流網絡等基礎設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之一。英國當初以商人階層為主發起的工業革命，基本上印證了這一點。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也證明了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要想富，先修路”，樸素的口號說明了，必須通過交通設施與市場網絡進行鏈接，才能融入到轟轟烈烈的市場化商業浪潮中。有學者研究，兩次危機，促進了中國基礎設施大躍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各地開始大力興建高速公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各地開始興建高速鐵路，同時棚改、舊改，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一直保持熱度，名曰“城市化”。
如果進行科學分類，可以按照階段分為基建1.0，基建2.0，基建3.0；也可以按照實施主體分為中央項目和地方項目，按照資金預算分為預算內和預算外。基礎設施建設，的確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尤其是集中資源和權威指令能力。比如修建高鐵，這樣的國家重器，在私人產權國家幾乎不可能：社會交易成本非常高。
基礎設施作為公共品，或者準公共品，本質上是為了形成國家核心資產。國家核心資產的核心之處，以及與企業核心資產的不同之處是，不一定盈利（商業利潤），但一定要創造社會價值，能夠讓社會主體，以可以承受的成本（包括債務，未來的成本），享受大國經濟的規模效應。
但市場經濟的昂貴之處是，需要大量軟性的配套基礎設施：顯性制度層面的法律法規和體制機制，隱性制度層面的社會文化和契約精神。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分為硬件和軟件兩大部分，那麼國家以此創造的核心資產，也就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部分。有形資產是傳統的基建，交通設施、信息網絡、城市環境、產業園區等形成的物質基礎設施，這些當然必不可少，是保證市場經濟運營的基礎。
而無形的核心資產則主要是廣義制度體系。所謂廣義，我們按照經典制度經濟學的劃分方法，分為顯性制度和隱性制度，或者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主要包括國家直接提供並通過暴力維護的憲法法律和各種遊戲規則，後者則主要包括社會文化、習慣習俗，意識形態、特有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氣質等。在一個還存在二元結構的發展中社會里，文化也呈現多層次性，一線大城市的市民文化已經形成，但是在很多偏遠鄉村還遺存原始的鄉土文化。這些鄉土文化內生於當地社會生活，有其自身韌性，但還需要進一步與現代經濟制度體系相融合。
同時，中國地域廣大，省區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比如大家一直熱議的“南北經濟差距”，因為拿基礎設施來看，東北建設的高樓大廈和交通設施並不比南方差，差距的根源就體現在制度和文化上。這些地區的制度建設與南方省市相比，的確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全國從整體上遵守的是同一個憲法和法律體系，但是在具體的制度實施細則上，有些地區更傾向於有利於“官本位”的體制文化。另外，文化理念和當地習俗等非正式制度，影響也非常大。
這更加印證了制度的重要性。一個國家的核心資產觀，三十年來看物質基礎設施是重要的（按照一般的有形資產折舊年限），但一百年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軟件基礎設施，即現代法律法治體系、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有利於現代經濟繁榮的公民文化和契約精神。所以，國家最重要的核心資產還是這些以制度為主的無形資產。當然，無形資產也會折舊，也需要不斷的進行折舊投資和擴建投資，也需要花錢贖買，學術上叫制度變遷，現實實踐中稱為：改革開放。
於是又回到了原點。很顯然，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成就已經證明，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並不是那些鋼筋混凝土基礎設施，而是能帶來預期穩定（人心）和激發要素積極性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文化。所以，先進的制度和文化，才是國家長期積累沉澱，能有效抵禦各種重大風險的核心資產。
二、“新基建”成功的充要條件是市場和企業家主導，政府要做的是通過減稅補貼將30萬億新基建資金讓利於民
新基建餅畫的很大，很可口，但是誰來主導，錢從哪裡來，需求在哪？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市場經濟下，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在需求的信號（價格）指引下，才能保證經濟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如果不考慮需求，或者一心“自負”的創造需求，大量的產業政策資金投下去，即使是前景廣闊的新產業、新技術，大概率也會發生產能過剩、債務高企、資源浪費等“政府（政策）失靈”問題，這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們認為與簡單的大興土木和鋼筋混凝土積累的舊基建相比，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特高壓、充電樁等七大領域的新基建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沿襲過去的投資邏輯。新基建主要存在三個不同的約束：
第一，技術約束。新基建對技術要求很高，政府官員如何來進行信息甄別和評估，政府融資出資後，在購買服務的委託代理關係中，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環境下防止尋租、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這些都是由新基建的技術特徵引起的問題。
第二，資金約束。當前為應對疫情已經付出了巨大的政策成本，大量的醫療資源投入，大面積的減稅、減免高速公路費等措施，財政資金已經非常緊張，號稱三十幾萬億的新基建建設資金從哪裡來。在地方政府債務本來就不堪重負的形勢下，繼續擴大赤字造成的財政懸崖會在短期內造成巨大的通脹壓力。這是因為這些新基建的投資是一種商業週期更長的“迂迴生產”，在未對市場形成產出實現盈利前，只有投資資金的貨幣投入，沒有相應形成產出，勢必會引發通脹或房產泡沫。也就是用鑄幣稅為這次新基建融資，由此造成的社會後果也需要慎重考慮。
第三，
規模約束。與大興土木的舊基建相比，新基建基本上都是相對輕資產投資，很難彌補傳統固定資產基建投資形成的規模缺口。即使是幾十萬個5G基站，也很難與巨大的城市基礎設施相比。而且很多高科技項目需要發揮積聚效應，比如大數據中心，並不需要每個地區一個，如果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大規模鋪開，很容易造成重複建設。而且這些“高大上”的新基建，不像城市路網等，三四線縣級城市並不需要，因此拉動經濟的空間規模效應也不高。另外，考慮到這些高新技術的產業鏈特徵，估計對經濟拉動的乘數效應也不如舊基建。
基礎設施的本意，是為市場經濟更有效的運轉搭建平臺，這是基建投資的初心。但現實中，很多是為了基建而基建，為了投資而投資，這最終會帶來各種副作用。如同學者們批判美國的量化寬鬆，“所有的寬鬆，本質上都是通縮的，因為將來註定要償還（債務週期）”。同樣，對中國的大基建，所有無效的擴張性投資，本質上是衰退的。因為所有的資本形成，最終都要接受市場和需求的檢驗。最終沒有需求的資本品——不管是公共資本還是私有資本——都將是無效的和過剩的，是沉沒成本。當然，作為公共資本的基礎設施，盈虧平衡期會比較長，甚至是在商業利潤的計算方程裡永遠不會盈利，但是需要一套影子利潤的計算方式，來計算它的社會收益。比如，由於基礎設施配套完善帶來的稅收增加。
在當前財政赤字壓力越來越大的背景下，不應該再像以前那樣大手大腳的直升機撒錢，否則更大赤字的成本要全國老百姓通過鑄幣稅（通貨膨脹或房價泡沫）的形式償還。應該精打細算，把每一分財政資源用好。面對新基建的幾十萬億投資（在我看來更多的是概念），我們不禁問一個問題，單就新基建這樣的行業投資來說，同樣的一萬元，是交給政府花的更有效率，還是交給企業家和個人（這可能是香港政府給每人發一萬港幣的本意）。
通常的答案是，在市場失靈的公共品投資領域，政府主導當然相對好一些。但是大部分投資，政府是失靈的。考慮到新基建的高新技術產業屬性，主導應該是企業和市場——企業在利潤導向下精打細算，市場通過信號更有效率的配置資源，防止新的產能過剩。在這種形勢下，企業如何有如此大規模的投資需求？必須要有賺錢效應，或者至少在看得見的時間裡有盈利模式，這是企業的商業本性。所以如何調動企業和市場的積極性，發揮全社會的力量，基本的思路是：與其政府通過債務赤字主導可能帶來尋租、套利、腐敗和大量副作用的大規模投資，不如將這些財政預算作為減稅或行業補貼，為企業家和市場減稅降租（這裡的租是指廣義租金，包括房價泡沫帶來的社會成本上升），讓企業和市場在已有的基礎設施上有“賺錢效應”，並自發產生“新基建需求”，這樣才能一方面盤活存量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代表新興產業的新基金才更有效率，不至於產生新的債務泡沫和產能過剩。因為在新基建的專業技術領域，在市場上摸爬滾打、具有預算硬約束的企業家，要比政府官員更專業、靈敏和勤奮。
三、制度、法治和市場機制才是現代經濟最核心的“基礎設施”，改革的目的就是為市場機制的發揮對社會資本進行“折舊和新增投資”
一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需要硬件基礎設施與軟件基礎設施的協調並進。當前中國的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從債務端和邊際收益率來看，是相對充足的，有些領域還存在結構性過剩。當然，不能說是絕對充足或過剩，因為所有的供給都應該與需求相對匹配。沒有需求支撐的基建投資，都是相對過剩的。
然而與硬件基礎設施投資相反的是，軟件基礎設施的建設，即制度建設卻相對不足，制度供給存在缺口。首先，法律法規、商業規則、國家治理機制等制度供給相對不足，很多地方還存在法律空白，尤其是那些技術進步和模式創新比較快的領域，比如金融科技和金融創新領域，由於科技和創新走在了監管制度的前面，衍生出了很多風險，發生風險後又沒有制度可依，只能繼續採用人治和一刀切的方法。這些都是顯性制度供給不足的表現，根本上也是技術進步太快與制度體制改革滯後之間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在很多領域，
即使形式上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和機制，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並沒有嚴格遵守，沒有表現出對制度本身的尊重，還是依靠層層上報的權威指令和“一把手”人治文化、領導文化。這很容易造成效率的大幅缺失。比如本次疫情，實際上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直接報送機制是有的，但從事後的情況來看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果。
其次，可能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即有利於現代經濟體系的文化和意識氛圍。對於中國特色的現實來說，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需要兩種文化氛圍的清新氣象：一是新的政治家文化，敢於為市場和企業家發揮作用護航的政治家精神，現在說的服務型政府文化和清親新的政企關係。二是新的企業家文化，減少投機性賺快錢心理，培育更多的立足於實業、敢於創新、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企業家。就新基建這個命題來說，新的企業家精神必須立足於新技術管理，不斷學習和創新，具有敢於在全球產業鏈中搶佔主導地位的國際競爭意識。具有公共資本屬性的基礎設施需要政府牽頭組織，但具體實施還要由企業家主導。
市場文化和契約精神的重要性，體現在人心向背上。可以把改革開放看做是解放思想的一項啟蒙運動，其實主要是打開了兩個心結。一是企業家的心結，所謂改革，從歷史的陰影中走出來，相信私人收益的合法性，相信這種合法性“一百年不動搖”。二是海外投資者的心結，所謂開放，讓全世界相信中國是一個願意改變過去的歷史態度，以真誠謙遜開放的心態，融入全球發展中的國家。只有取消了海外投資者的顧慮，建立了這種國際信任文化，中國才真正的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並創造了“中國製造”的經濟奇蹟。
從這個角度來說，疫情的確是一個契機。後疫情時期的經濟振興規劃中，新基建非常重要，但是任何一個看的更加長遠的經濟學者，都應該看到對於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真正的基礎設施投資是什麼。抓住這個容易達成共識的特殊時期，加大投入推進制度和體制建設，才是推動中國真正走出政策刺激怪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運投資”。國家核心資產的精髓是制度和文化，最需要的“新基建”是制度體系的建設。否則，一切不過仍然是一個相似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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