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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卡智庫理論研究中心每週針對社會熱點問題召開選題研討會，進行熱點、亮點討論，為後續深入研究確定方向。
以下為本週選題討論會的部分重點內容：
1
疫情捅破系列泡沫，第四次金融危機全面爆發
疫情是檢驗事物真偽虛實的試金石，讓事物顯露出真實的本色。
典型表現就是金融泡沫、貨幣泡沫被捅破。
2008年金融危機本就肇始於美國金融過度，在缺乏節制的經濟金融化中，各類所謂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紛紛出籠，最終把天捅破。
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首，各主要國家聯手大手筆通過寬鬆貨幣政策，力挽狂瀾，使得全球經濟免於跌入蕭條的泥潭。
然而，雖然寬鬆貨幣政策在拯救經濟於危難之際功不可沒，但全球在貨幣注水的這條路上始終剎不住車。
自2008年至2014年年末，美國以購債的方式、通過三輪量化寬鬆政策，總計向市場釋放了大約4萬億美元的流動性；中國大手筆推出“四萬億”一攬子計劃；歐洲則也以購債的方式，通過量化寬鬆，向市場釋放了約2.7億歐元。而全球性的量化寬鬆時代直到2018年12月底歐洲正式退出量化寬鬆才算結束。
然而，貨幣政策收縮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2019年下半年，美國連續三次降息。
這樣史無前例的全球性量化寬鬆也成就了美國長達11年的大牛市。
然而，過剩貨幣撐起來的繁榮終究是脆弱的。
3月12日、3月13日，美股發生自1997年以來的連續兩天熔斷，並且，巴西、加拿大、泰國、韓國等10多個國家股市也遭遇熔斷，全球股市上演了史無前例的“史詩級”股災；即便黃金也“大驚失色”，“亂世黃金”失效。
雖然，不管是油價崩盤，還是股災，直接誘因是蔓延全球的疫情，但根本上是過去十來年產能過剩、貨幣過剩的必然，疫情不過是最後的稻草。
早在2018年年初，福卡智庫就預測將爆發第四次金融危機，並在2019年提出，美國將成為第四次金融危機爆發的主戰場，什麼時候、具體誘因是偶然的，危機的爆發則是必然的。
與2008年金融危機更多是一場清算市場原罪的危機不同，第四次金融危機更多是一場清算政府過度的危機。
2
新冠疫情有多長？經濟危機有多深？
中國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全球其他地區卻開始不好了。
目前疫情已蔓延至114個國和地區，佔全球國家和地區的比例58.5%，也就是說，全球近60%的國家和地區都已淪陷。
包括伊朗副總統、法國文化部長、英國衛生部副大臣、澳大利亞內政部長等在內的多國數十位高級官員先後中招，且被確診的各國官員名單不斷拉長。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1名外國政要被確診，其中5人去世。
3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同日，世界衛生組織說，目前歐洲報告的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病例超過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總和，歐洲已成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震中”。
如此，疫情全球大流行已成事實，世衛組織對疫情的判斷也“節節敗退”，從不構成全球大流行轉為認可全球大流行的事實。
那麼，這樣的疫情會持續多久？
福卡智庫認為，鑑於全球範圍內的傳染與失控，疫情時間至少將延至全年，甚至直達人類免疫的邊界。
那麼，危機有多深？
就如前文所述，由於疫情僅僅是壓垮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當下經濟狀況的本質是產能過剩和貨幣過剩，因此，危機的盡頭是過剩產能和過剩貨幣的蒸發。
而疫情和經濟危機疊加的複式大危機，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全球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等一系列變化。
3
世界安全島漂移
長期以來，美國都擔當著世界安全島的功能，動輒風吹草動，美國都是避險資金的避風港。
一個典型表現就是，2008年美國引爆金融危機後，反而進一步驅動全球避險資金湧向美國。在危機爆發及美聯儲降息週期中的2008年，全球避險情緒導致美國國債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國債收益率大幅走低。美國股市更是從2009年開始，進入了長達11年的大牛市。
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複式危機將引發全球化、產業鏈等大變局，一系列的量變最終將累積成質變。伴隨著全球化及全球產業鏈的變化，美國安全島的效應也將發生變化，換言之，世界安全島將在大變局中逐漸發生漂移。
4
石油重新尋錨？
原本，2019年國際原油價格就處於弱勢，今年2月更是跌跌不休，而3月9日干脆來了個“創紀錄式”的下跌——單日最大下跌幅度超過30%，創出了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最大跌幅。
對於這次原油價格暴跌，不少分析把關注點放到了美國、沙特、俄羅斯的“三國殺式”博弈。
畢竟，如今，世界原油供給格局呈“三足鼎立”之勢。Wind 數據顯示，2019年10月，美國、沙特、俄羅斯日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43%，其中美國20%、沙特12%、俄羅斯11%。
不過，更為根本的是，由於需求端的變化，原油價格的形成機制開始發生切換。
5
新基建概念多，老基建空間小？
疫情之下，基建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新基建更成為受矚目的”明星“。
不過，新基建並非是疫情之下突然出現的新名詞。
實際上，早在2018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就首次出現了有關新基建的表述，此後，在季度、半年度和年度的重要會議中均有提及。只是，今年在如此特殊時期，重新大手筆推動基建建設，多次重要會議提及加快新基建的建設，新基建才受到普遍關注。
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基建？
根據央視新聞給出的定義，新基建主要指的是“發力於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七大領域，涉及到通信、電力、交通、數字等多個社會民生重點行業。”
鑑於此前大規模基建的負面效應，各方都希望能通過新基建避免重蹈覆轍。一些分析從兩者的內涵、對經濟增長拉動的效果、貨幣環境以及資金來源等方面，分析了兩者的不同之處。
不過，一個核心問題無法迴避，即新老基建各有多大的空間？
從發展大格局而言，毋庸置疑，老基建的空間在不斷收縮。
要知道，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45.68%，201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突破60%。這也就意味著，由城鎮化而帶來的鋪路、架橋等老基建空間已在壓縮。
就新基建而言，儘管面向未來，充滿想象，不過，由於諸如5G、工業互聯網等技術尚不成熟，概念多於實質性的應用，這也意味著，新基建的空間概念多於實質，實質性落地是一個逐漸釋放的過程，難以集中大規模釋放。
6
機器人在產業中的替代程度
疫情給機器人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展身手的機會。
根據華住酒店集團提供的數據，該集團在疫情期間派機器人為酒店客人累計送了24000餘次物品；京東也通過智能配送機器人使得武漢第九醫院在疫情期間的配送不被中斷；國家電網新疆檢修公司在人力由64人減少至28人的情況下，通過機器人每天巡查電網設備，由它們傳回的巡檢系統數據維持了當地電力系統的正常運轉；武漢同濟醫院、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等通過醫護機器人、送藥服務機器人等，協助承擔起了看護消毒、測量體溫、清潔送藥等工作······
這背後，機器人替代人力步步深入。
《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2018年）》顯示，全球機器人市場規模在2018年超298.2億美元，其中中國機器人市場規模超87.4億美元。在2013－2018年機器人產業平均年增長速度為29.7％。
從衡量國家制造業自動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機器人密度（每萬名製造業員工所擁有的機器人數量）來看，《全球機器人2019》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平均密度為99臺，新加坡達到831臺，全球最高；其次是韓國774臺；德國是338臺，日本是327臺，美國是217臺，中國是140臺。
如此來看，包括中國在內，全球單是工業機器人的密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更不要說，服務機器人和特種機器人還將打開更多的空間。
不過，隨著機器人對人的替代日益廣泛，未來人的競爭力，或者說勞動力的競爭力究竟體現在哪裡，也將成為一個人們難以迴避的問題擺在面前。
7
波音能否扛住三大危機的連續衝擊？
當2018年1月15日，那位壓制了波音長達23年的競爭對手——空中巴士公司（Airbus SE）的銷售總監約翰·萊希（John Leahy）正式退休時，波音或許長舒了一口氣，認為自己的好時代終於來了。
就連萊希本人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在辭別空客時曾不無擔憂、無奈地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打敗波音……我們的確盡力了。”
然而，接下來的“劇情”顯然出乎雙方的預料，萊希懸著的心也可以落地了。
從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波音737 MAX系列飛機在5個月內發生印尼獅航和埃塞俄比亞航空兩次墜機事故，共導致346人死亡。
連續的空難之後，各國紛紛停飛737 Max。截至2019年12月，波音737 Max的庫存積壓高達400架，並在2020年1月全線停產。
2019年，波音被取消的訂單量直接超過了購買量，這是三十年來首次；今年1月，波音錄得零訂單量，是1962年以來首次；今年2月，商用飛機的訂單取消數又高於新訂單量。
波音已身陷空難事故、新冠疫情和美國國策三大危機。
而在表面的三大沖擊波背後，還隱含著做大做強、超級壟斷、以利潤為中心時代的變局與終結。
而這三大變局，並非只是波音面臨的問題，也在給所有的企業敲響警鐘。
面對劃時代性的大變局，那些有前瞻、有戰略的企業更有可能扛過去、走更遠。
8
特殊民主國家強人宿命之路
至少從總統任期的角度看，普京看起來真的要成為“大帝”了。
原本，在今年初，普京向議會發表的2020年度國情諮文中建議修改憲法時，人們還猜測這是普京為退位後設計的政治安排。
畢竟，該建議的核心思想是限制總統權力、增加議會權力，同時提高某些諮詢機構的權力地位。
隨後，普京在聖彼得堡與二戰老兵座談時也再次表示，不會走蘇聯終身制的老路。他認為，終身制沒有提供最高權力轉換的必由之路，這是蘇聯國家落後、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
這更強化了人們的上述猜測——普京終於要告別那個權力寶座了。
然而，峰迴路轉。
現實經常超過編劇的想象。
3月11日，俄羅斯憲法修正案先後在議會下院（國家杜馬）和議會上院（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以絕對多數高票通過。這項新的修正案包含著一項讓人們頗感意外的關鍵條款，該條款規定待新憲法生效後現任總統的任期歸零。
這意味著普京仍可以參加2024年及2030年的俄聯邦總統大選。
在3月10日出席國家杜馬發表的講話中，普京雖然仍不贊成取消總統任期次數限制，卻並未反對將現任總統任期歸零的提議，而是強調該提議需要經過憲法法院和全民公投的批准。
一些人難免感慨，普京晚節不保。
畢竟，作為一個已經越過了民主政治的最低門檻，進入了民主國家行列的國家，普京在總統位置上的反覆折騰是與民主政治理念相背離的。
實際上，與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相悖的不單普京一人，印度總理莫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都表現出與西方民主某些“格格不入”的風格。
這背後，根本性、決定性的因素並非是任何個人的個性使然，而是隱含著特殊民主國家強人的必然宿命。
換言之，不成熟的民主誕生著不成熟的強人。
選題研討會的詳細、深度分析研判將發佈於福卡智庫內部研究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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