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偉/文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中華大地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為了免遭病毒傳染，我自疫情爆發以來就很少出門。對於像我這樣搞研究的人，一時足不出戶並不會對工作造成多大的影響，但疫情對整個中國經濟的影響卻是十分巨大的。
今天，我讀到一個段子：一位企業家打算讓企業開工。朋友勸他說，現在“新冠”疫情正鬧得厲害，開工就要接觸很多員工，萬一被哪個攜帶病毒的員工傳染了會很危險。這位企業家回覆說，“怕什麼？‘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只有2%。但如果不開工，企業沒收入，債主追上門，我的死亡率可能就是100%了！”這個段子裡蘊含著深深的苦澀。
在春節期間，“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據估計，僅旅遊、餐飲、電影這幾個產業的損失加在一起，就可能超過了一萬億元。而這一切似乎還只是開始，隨著春節假期的結束，“新冠”的破壞力才逐漸顯露出來。
那麼，“新冠”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我們又應該採用怎樣的政策來加以應對，以最大可能減少“新冠”的損失呢？
“新冠”疫情的影響很可能超過SARS
說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不少人會習慣性地將它和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較。十七年前，也是春節前後，也是不知名的疫情洶洶襲來。那一年，中國人民沒有在可怕的病毒面前屈服，不僅取得了抗疫的勝利，還在疫後的經濟建設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讓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1%，創出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新高。據此，一些分析機構根據SARS前後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得出了結論，認為“新冠”的衝擊至多會在短期，而其長期的影響則會很小。
在我看來，這樣的觀點似乎有些過於樂觀了。事實上，無論是“新冠”疫情本身，還是中國經濟現在的環境，都和十七年前的SARS時期發生了很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很可能讓“新冠”的影響遠遠大於SARS。
（1）抗擊“新冠”可能會是一場持久戰
在疫情初期時，不少研究者都認為，這場疫情的破壞力會弱於SARS，理由是它的死亡率在2%左右，而SARS的死亡率則有9.6%。但後來的疫情發展已經證明了這種判斷是錯誤的。
雖然與SARS相比，“新冠”的死亡率相對比較低，但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患者可以得到有效救治。而事實上，由於“新冠”的傳染性遠高於SARS，所以它很可能會在局部地區造成醫療資源供不應求，從而讓死亡率急速攀升。
在SARS疫情的前期，我國並沒有出臺像今天這麼嚴格的防控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四個月後，SARS感染人數才破千。相比之下，即使進行封城、封路這樣的嚴格防控，“新冠”仍然在不到一個月內使得數萬人感染。傳染病學上用“基本傳染數”R0，也就是一個被感染者在不受控的情況下能夠傳染的人數來刻畫病毒的感染力。我曾用武漢疫情初期的數據計算了這個值，結果是3.13，而很多研究論文表明，實際值可能還要高於這個值。對比之下，文獻中記錄的SARS的R0只有2左右。由此可見，“新冠”一旦擴散，就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大範圍疫情。這種情況一出現，醫療資源就會出現嚴重擠兌，大量受感染的人員可能得不到及時救治，“新冠”的死亡率也會由此大幅升高。
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彭志勇團隊最近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上的一篇論文中，統計了該院138名新冠肺炎患者的狀況，死亡率為4.3%。到目前為止，“新冠”僅在武漢一地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與SARS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相當。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武漢的醫療資源是在中國居於前列的，這樣尚且在疫情面前不堪一擊，如果疫情爆發在其他更小的城市，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針對“新冠”的以上特徵，對其的防控只能是嚴防死守，發現一例掐滅一例，否則它就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引發巨大災難。然而，由於“新冠”病毒的潛伏時期很長（注：根據鍾南山團隊的最新論文，最長的一例達到了24天，中位數為4天），潛伏期仍有傳染性，且傳播渠道也不明確。因此，要取得抗擊“新冠”的最終勝利，很可能會是一場持久戰。
現在很多人都在預測“拐點”什麼時候到，疫情什麼時候結束。我自己也用模型進行了一些推算，結果顯示，感染人數達到峰值可能要在三月中旬，而整個疫情結束則要到四月。我也參考了其他的一些研究，結果有些差異，但平均的預測值差不多。如果我們相信這種推算，那麼整個疫情事件總共持續的時間會達到四個月。這看似比SARS短，但在SARS初期，政府採取的管控措施很少，真正採取較嚴格措施的時間段只在四月底到六月初這一個多月之間。照此計算，“新冠”疫情的實際影響時間可能要高出SARS一倍。
（2）當前的經濟環境要比SARS期間更為嚴峻
與2003年相比，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形勢有可能會讓我們在應對“新冠”疫情時變得更為不利。
首先，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已經與SARS期間有了很大不同。2003年時，中國經濟正處於高增長階段，面對災疫的抗擊打能力較好。而如今的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了新常態。面臨“三期疊加”的形勢，增長壓力本來就很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抗擊打能力會有所減弱。
其次，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和SARS期間有了很大變化。2003年時，第三產業對中國GDP的貢獻只有39%，而在2019年這一數值已經上升到了53.9%。本次疫情，第三產業受到的影響是首當其衝，即使其下降幅度只和SARS相當，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也會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SARS期間，疫情的峰口事實上僅持續了一個月左右，而且波及範圍相對較少。考慮到這點，由第三產業造成的增長壓力將會遠遠高於SARS。
再次，今天我國所處的貿易環境遠比2003年時複雜。2003年時，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十分顯著，因此儘管受到SARS疫情的影響，出口受到的影響並不大。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製造的比較優勢已經大幅減弱，而貿易保護主義又在各國甚囂塵上，在正常情況下出口形勢尚且不容樂觀，疫情的到來更會使之雪上加霜。如果國內的企業因疫情原因遲遲不開工，長時間無法接受、交付國外的訂單，很多國家則可能會直接放棄與中國的貿易，轉而加速製造業迴流，或者與印度、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貿易。如果這種局面出現，那麼其影響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最後，與2003年相比，很多政策工具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SARS疫情之後，我國拉動經濟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將房地產列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並對此予以了各種政策傾斜。這在房產價格相對較低的2003年，確實不失為恢復經濟的一劑良方。然而，在如今房地產價格已經居高不下的今天，是否還能靠房地產來拉動後疫情時代的經濟？這似乎還是一個疑問。
綜合對疫情持續時間和經濟整體形勢的判斷，個人認為，“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中期負面影響很大概率會超過SARS。
復工：當前中國經濟的重中之重
那麼，應該如何應對疫情的影響呢？需要做的工作千頭萬緒，但最重要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儘快組織企業恢復生產。
在本文開頭的那個段子裡，那位企業家說，如果不開工，自己就會死。這個說法未免有些誇張，但如果說只要不開工，他的企業就要死，那這個說法就幾乎是正確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曾對995家企業進行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在不開工的狀況下，受訪的企業中的34%只能維持1個月，33.1%可以維持2個月，17.91%的企業可以維持3個月。由此可見，恢復生產對於企業來講，可謂生死攸關。除此之外，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如果停工時間過久，還可能引發全球貿易的轉移，從而造成出口需求永久性消失等後果。
那麼，現在企業的實際開工狀況如何呢？坦白說，很不樂觀。很多地區都規定將法定復工時間安排在了2月10日之後，復工時間已經比往年晚了一週多。然而，從現在的形勢看，照此時間復工的企業卻很少。在一些地方，復工率甚至連一成都不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從企業角度看，原因可以歸結為“三不”——“不讓”、“不敢”和“不能”。
所謂“不讓”，是一些地方政府出於防控疫情的需要，要求企業繼續延遲復工時間。例如，很多地區已經要求本地企業將復工時間延遲到17日，甚至24日之後，如企業私自開工，則會受到懲處。
所謂“不敢”，指的是某些地方雖然允許企業開工，但一旦在企業發現病例，就要企業立即停工、隔離全部員工，並且承擔全部費用。在這樣的責任安排之下，很多企業出於安全的考慮，就乾脆不開工。
所謂“不能”，指的是企業達不到開工條件，不能開工。企業要正常開工，必須有員工、有原材料，有暢通的物流。但因為疫情，以上三方面都受到了影響。為了控制疫情，各地都對外來務工人員進行了嚴格的防控，很多地區甚至乾脆“一刀切“地排斥外地人，這給企業的招工、用工造成了很大困難。更為麻煩的是，一些地方為了控制人的流動，甚至把交通物流一下子卡死了，這導致企業的原材料進不來，產品出不去，即使有人也開不了工。
針對以上問題，地方政府必須設法破除“三不”，組織企業迅速復工。否則，其他的扶持政策將毫無作用。具體來說，應當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應當根據企業的特性和員工構成，允許符合開工條件的企業迅速開工。重點行業、解決就業多的行業要加速放行，不能以防疫為藉口一刀切。
其次，應當在審核的基礎上，為企業提供“開工保險”，保證如果在做好相關監控工作的情況下，再發現工人中有感染病人，則由政府負擔相應的隔離、治療費用。
再次，應當積極打通物流、放行“人流”，為企業開工奠定足夠的條件。各級政府應當明文禁止以防控疫情為由的禁止外地人員進入、禁止外地貨物進入的做法。對人的管控，應當根據其流動狀況、接觸史、健康表現等分級管理，對感染可能較少的人，應當允許其在接受監控的基礎上參與就業。對於物流，則應該完全放行。
除此之外，政府還應該採用更有針對性的政策來緩解企業困難，切實減少企業的壓力。現在，各地政府都出臺了很多政策，但其中的很多政策對於緩解企業困境的作用卻很少。舉例來說，一些地方要求銀行為企業提供貸款以緩解企業的經濟困難。這個政策看起來很好，但銀行出於自身利潤和風險的考慮，只會給那些能夠提供抵押、現金流較好的企業提供貸款，而那些資金最困難、最需要資金的企業卻得不到貸款。因此，這並不能起到很大的實際作用，反而可能會導致很多問題。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採用減免稅收、社保金等的措施，則可以幫助企業有效地降低成本。尤其是那些吸收就業較多的企業，可以從中受益巨大。
改革：為經濟注入長期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組織復工、提供扶持只能保證廣大企業在短期內存活，保證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這些政策只能救經濟一時，想要抵消疫情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政府還必須出臺進一步的政策。
從某種意義上看，疫情只是引發廣大企業生存危機的一個導火索，在其背後，很多問題其實早已存在。現在，民營企業是中國企業的主體。長期以來，廣大中國的民營企業都是靠低成本、高產量來競爭的，從單位產品中獲取的利潤很少。這就決定了大批企業必須保持較大的員工規模才能實現正常生產。這種低利潤水平，導致企業的現金保有量很低，因此就很難有充足的資金儲備來抗擊風險，甚至很少有足夠的抵押來獲得貸款。而那些高利潤行業呢？通常都是國有壟斷的。儘管法律上也允許民營企業進入，但事實上由於“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的存在，民營企業卻很難進入。近年來，人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大幅度攀升，使得廣大民營企業壓力巨大，而疫情的出現，則成為了可能壓垮這些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針對以上問題，如果要從根本上激活民營企業，抵消疫情影響，最終還要靠推進改革，切實打破加在民營企業頭上的歧視。唯有如此，才能保證中國經濟能夠在大疫之後保持足夠的活力。
記得在SARS之後，英國的《經濟學家》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SARS的評論文章。文章引述了一位經濟學者的話說，疫情對GDP的影響實在是難以預測，在政策的刺激之下，一場重大疫情最終甚至可以造成GDP的大幅增長。這位經濟學家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只是想要抵消疫情的影響，保持GDP的穩定，那問題很簡單，讓政府重新出臺大規模基建就可以了。但這樣得來的GDP的成本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它可能會在經濟中造成巨大的錯配，最終造成的浪費和損失甚至會比疫情更大。我希望，在疫情之後，政府能夠更多地依靠改革、依靠煥發經濟的內在動力來抵消疫情，而不再是依靠那些更為簡單粗暴的方法。畢竟，GDP只是一個虛幻的數字，而經濟卻是實實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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