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戰亂紛起，天災人禍，接踵而至，黃河水患引發大量民工雜役，同時饑荒蔓延；元朝暴政，引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明朝建立，經歷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勵精圖治，對內鞏固皇權，改革吏治，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社會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洪武之治”，“永樂盛世”分別彰顯兩大帝王超強的治國水平，也為隨後仁宣之治奠定良好的基礎。
朱棣病逝後，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兩位皇帝在位總共11年，而正是這11年間，開創了大明建國以來最好的局面，社會穩定，政治清平，百姓富足，國力強盛，是為“仁宣之治”。
明代立國276年，11年的盛世為什麼會出現在仁宣二帝之間？而盛世的到來，伴隨的卻不是大明國土版圖的擴張，相反卻不斷縮減，看似難以理解的問題，自有其內在的道理。
首先盛世之前，必有亂象，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都是殺伐果斷之人，兩人都是馬上皇帝，稍有動亂，必出殺心。朱元璋就不必說了，一路殺伐，踩著無數強人的屍首建立王朝，一統江山；朱棣，更是勇武，外人暫且不提，自己的侄皇帝也不放過，靖難之役，登基為帝，為鞏固皇權，殺戮無數。對外連續的南征北伐，東聯女真，西下西洋。永樂盛世，國威遠揚，盛極一時。
然則，盛名之下，負擔極重；鄭和下西洋，一路揮金如土；諸國來華朝拜，賞賜遠遠大於各國繳納的貢品；五次北伐，朱棣不僅動用上千萬的人力物力，也把自己的命搭在了北伐回京的路上；無論是戰爭，還是外交懷柔，都耗費了大量的國力和財富，朱棣之後，繼任者如果繼續保持朱棣的風格，必然會造成
財富外流，國力虧空，危機四伏。 明仁宗，一位頭腦清醒的皇帝，不僅如此，還非常睿智仁德，他不僅利用父王打下的良好局面，迅速穩定時局；對“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委以重用；對建文帝時的舊臣方孝孺、黃子澄、齊泰進行平反，赦免其後人的一切罪罰。
抓住人心，就抓住了一切。事實證明，仁宗的仁德之舉使得朝中文武百官上下一心，為接下來的休養生息的政策得以有效執行，提供了人力保障。
明成祖時期，明朝征服安南（今越南），東設行政機構管轄遼東，朝鮮，而這些版圖的歸屬，不是通過戰爭就是耗費人資而得來。
仁宣時期，暫緩剷除北元殘部，放棄安南管控，裁撤開平衛，息兵養民，呈戰略收縮之勢。外交上，暫停鄭和出使西洋的航行計劃，對各國來朝納貢的朝例進行限制，不再像以往那樣大擺排面，鋪張浪費，理性的對待各國使節。對本國國民出國定居也採取限制政策，這也是中國閉關鎖國政策的雛形。
仁宣二帝的收縮策略，是審時度勢的結果，也是休養生息政策的必然選擇，但正是這及時的決策，挽救大明與危難之機，
仁宗帝登基之初，根基尚未穩定，北元殘餘未除，而朱家皇族仍對帝位虎視眈眈，一切可能發生的危機都在伺機而動。收縮策略的好處就是，集中精力處理核心問題，把一些不太影響大局的事務緩後處理。
就這樣，開創仁宣之治的局面就具備了條件，當危機度過之後，就是厲行節儉，恢復生產，整頓政務，廣納賢才，一切就像上好了發條的鐘表，按部就班的開始運轉起來。
朱元璋、朱棣兩位被累死的皇帝，嘔心瀝血打下的基業，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礎，人才濟濟，國威遠揚，國力昌盛，加上人心齊整，目標一致，短短几年之內，宣宗治下的大明國內即恢復了繁華景象。
兩位皇帝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大明國運在“仁宣之治”中走向頂峰，與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相提並論，可見成就之高，然則，大明國君凡是有經世濟國之能的，生命線都短的可憐，仁宗在位1年而崩，宣宗在位10年而崩。
仁宣之治，表明只要不折騰，一切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無論是戰爭還是其他追求權力慾望的滿足，都會產生不可預估的後遺症，在征服與被征服的過程中，不斷有反抗和哀嚎，而戰後重建，人心向背又將大量耗費國力，因此，評價一個盛世，不是一個版圖所能代表的，真正的盛世是人民安居樂業，國家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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