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以韓愈的“悉心為治”精神，終於把魯迅雜文集《熱風》中的《題記》篇研讀完成了。儘管還有幾個細點沒有完全琢磨明白，但主旨精神卻是領悟了。因此，就以文筆記寫並抒發一下自己的心懷。
這篇《題記》，是魯迅先生寫於1925年11月3日之夜的，是為這部雜文集的初版而作。表面看來，是為梳理並說明這部雜文集中的篇目內容，但實質上卻是藉此精要回顧了1919年到1927年這七年的“中國革新史”，可謂一種獨特而精妙的筆觸。最為精妙的則是以“賣報孩子及其穿著的擬態制服”為全篇的主要“思想形象”，其本質也就是那時的“中國形象”。
“賣報孩子”是怎樣的形象呢？1919年時，是“更體面”的“童子軍制服的擬態”，之後是“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到了1925年則是“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用魯迅先生的原話說就是“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如此，不就是那個年代的“中國形象”嗎？特別是“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更是反映了那時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所以，該篇一個“賣報孩子”的形象，就是一個極具意味的“思想形象”，典型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當然，這一形象，也代表了魯迅先生的“社會批評”。
五四運動所開啟的“革新運動”呢？魯迅先生以《新青年》雜誌為“思想形象”，做了這樣的評說：“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這就是魯迅先生以獨特眼光、獨特文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七年來所作的“文化批評”——與賣報孩子的“擬態制服”沒有什麼兩樣。真實簡潔、生動、形象、深刻。
那麼，魯迅先生對自己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短評（雜文）又是怎樣看待的呢？魯迅先生說：“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這真是極為精湛的思維，極其精闢的思想。特別是
“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則是一種綜合了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的表達——“我的文字”尚有存留價值，即是證明了社會與文化的時弊依然存在著。這部雜文集為什麼題名為“熱風”呢？魯迅先生是這樣頗有意味地說明的：“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上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魯迅先生的雜文確如投槍匕首的“冷兵器”，但相對於那時的社會之殘酷寒烈，卻無疑是療治“中國病症”的“熱風”。
我如是凝神閱讀、繃緊神經思考著這篇《題記》，思維卻是接受著傑出語言文字的訓練，思想亦是隨著大師的文筆走向一種超乎自我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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