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以韩愈的“悉心为治”精神，终于把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题记》篇研读完成了。尽管还有几个细点没有完全琢磨明白，但主旨精神却是领悟了。因此，就以文笔记写并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怀。
这篇《题记》，是鲁迅先生写于1925年11月3日之夜的，是为这部杂文集的初版而作。表面看来，是为梳理并说明这部杂文集中的篇目内容，但实质上却是借此精要回顾了1919年到1927年这七年的“中国革新史”，可谓一种独特而精妙的笔触。最为精妙的则是以“卖报孩子及其穿着的拟态制服”为全篇的主要“思想形象”，其本质也就是那时的“中国形象”。
“卖报孩子”是怎样的形象呢？1919年时，是“更体面”的“童子军制服的拟态”，之后是“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到了1925年则是“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用鲁迅先生的原话说就是“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如此，不就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形象”吗？特别是“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更是反映了那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所以，该篇一个“卖报孩子”的形象，就是一个极具意味的“思想形象”，典型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当然，这一形象，也代表了鲁迅先生的“社会批评”。
五四运动所开启的“革新运动”呢？鲁迅先生以《新青年》杂志为“思想形象”，做了这样的评说：“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这就是鲁迅先生以独特眼光、独特文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年来所作的“文化批评”——与卖报孩子的“拟态制服”没有什么两样。真实简洁、生动、形象、深刻。
那么，鲁迅先生对自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短评（杂文）又是怎样看待的呢？鲁迅先生说：“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真是极为精湛的思维，极其精辟的思想。特别是
“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则是一种综合了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表达——“我的文字”尚有存留价值，即是证明了社会与文化的时弊依然存在着。这部杂文集为什么题名为“热风”呢？鲁迅先生是这样颇有意味地说明的：“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上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鲁迅先生的杂文确如投枪匕首的“冷兵器”，但相对于那时的社会之残酷寒烈，却无疑是疗治“中国病症”的“热风”。
我如是凝神阅读、绷紧神经思考着这篇《题记》，思维却是接受着杰出语言文字的训练，思想亦是随着大师的文笔走向一种超乎自我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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