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戰略謀劃的層次步驟都很難被當事人所準確把握。尤其當行業內的特定人群，逐步穩定為封閉圈子，偏聽偏信的毛病就容易被自己完全忽視。隨之而來的宏大決策，往往在操作層面看似靈活多變。實則因觀察世界的角度偏差，釀成不可收拾的慘烈後果。
因此，只要隨意翻看一下歷史記載，就能輕鬆找到此類烏龍記載。只是這些前人的血淚教訓，很難真正被後來者所理解。當人們開始為某次勝利而集體歡呼，可能喚來的就是下一場災難開端。
漢帝國不懂草原平衡術
漢帝國首次需要面對整個草原
公元前2世紀，漢帝國正式啟動自己的草原攻略。至少在開始階段，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銳意進取與博採眾長的多線路模式。一方面以幾路兵馬頻繁北上，同時也不忘遣使西域，力圖在更大層面建立反匈奴戰略同盟。雖然免不了為初來乍到而繳納高昂學費，終究在後來一段時間內豎立了自身優勢。
事實上，漢朝很早注意到對手的內部脆弱性。除了起源於陰山老基地的核心人群，整個匈奴集團的內部都如同大雜燴般七零八落。既有戰國時代的其他北方遊牧部族，也包括戰敗後被迫臣服的月氏、東胡或斯基泰人群，甚至是中原流亡人口和西域被擄人群的城鎮單位。其中，除那些真正因內鬥而北逃的秦漢人士，大部分匈奴成員對漢朝並無特殊仇恨。當某些草原王公因內鬥而被迫出逃，也會優先選擇南下長安求得庇護。所以，就算最好戰的漢武帝，也會審時度勢的收納他們，從而做到力量消耗與內部瓦解。
匈奴的內部凝聚力 往往被後人所拔高
但在兩漢之交，草原的政治生態實際上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是原有的匈奴霸權暴露出內部裂痕，許多先前被迫降服的勢力也開始鼠首兩端的觀望起來。因此，西漢那種帝國-草原的二元對立，實際上已完全不復存在。例如緊挨著邊界的南匈奴歸降和天山以北的烏孫崛起，都是對草原舊格局的顛覆性破壞。剩下只保有最差生產區域的北匈奴，容易因四方反水而淪為眾矢之的。也就是說，只要儘可能維持這種多邊態勢，漢朝的北方局勢就獲得更持久安逸。
然而，新建立的東漢統治集團卻主動打破了這份安逸。他們在公元89年出動大軍，聯合幾乎所有的草原勢力圍攻北匈奴。最終，以壓倒性的優勢摧毀對手，逼著對方王族西逃至中亞避難。這個決策當然不僅僅是為了石刻燕然山，更有新一代貴胄的積累政治資本需要。至於積極性更勝一籌的其他草原勢力，則開始趁機瓜分共同敵人的有價值資產。其中也包括剛剛嶄露頭角的鮮卑人。
石刻燕然山的結果 就是草原政治平衡徹底瓦解
公元2-3世紀，鮮卑集團大肆西進，以過去的北匈奴舊地為主要拓展方向。在吸納大批無所依靠的匈奴舊部後，迅速成長為可怕的新一代草原霸主。等到將來順著五胡亂華步伐南下，已經在戰力上完全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原本為漢帝國拱衛邊區的南匈奴，也因缺乏外敵而迅速淪為地方官壓榨對象。不再具有復刻先祖的統戰價值，自然只能在最後一搏過後隕落。
只是當初那些為落井下石成功而慶祝的外戚，不可能想到也根本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但破壞草原政治生態的短視決策，還是給後代挖出一個永遠無法填補的巨坑。當匈奴出生的劉淵攻入西晉都城洛陽，已沒有其他宗室成員值得被歷史所記錄下來。衣冠南渡的士人也全部換成了司馬家族，等於是在動盪中將兩漢權貴們的影響力徹底抹除。若當初對半殘的北匈奴網開一面，維持更久的多邊格局或許會誕生出完全不同結果。
北匈奴的完蛋 就是為鮮卑崛起創造基礎
南北兩宋的末日狂歡
南北兩宋的結局 無疑在歷史上最為刺眼
如果說東漢的短視僅僅釀成長期隱患，那麼南北兩宋的戰略選擇就屬於典型的當場報銷。當事人在決策前後的欣喜若狂，也與後來的悽慘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產生的強烈反差，在浩瀚歷史中都顯得格外刺眼。
先以12世紀背盟進攻遼國的北宋為例，其自身已在多個領域同對方保持著微妙共生關係。當時的國防重心，已經從黃河以北轉向了西夏，並將主要資源都堆砌在西北前線。遼國則是其主要的貿易對象和外部消息來源管道。南方的茶葉、綢緞會被不斷送往南京幽州，北方的羊肉與良馬也是趙家天下的戰略性資源。難能可貴的是，兩種之間已不存在嚴重衝突，更沒有因歷史積怨而經常劍拔弩張。
宋遼直接的關係 早已從對峙變為共生
但當遼國內部的投機者溝通汴梁，便促成北宋內部的主戰派們調轉槍頭。至於金人渡海送來的攻守盟約，則為趙家天子用兵提供了堅實背書。但久無隱患的北宋，顯然已忘卻平衡戰略的必要性。對著半身不遂的遼國痛下殺手，反倒是在所有契丹和女真人面前暴露了羸弱戰力。兵敗後不斷花錢買地盤的措施，也被大部分北人視為可恥的不義之舉。
只是在心思簡單的決策者看來，北伐遼國符合其一貫的政治正確，只要條件允許就不能不搬出來豎大旗。對女真方面的理解無知，架不住自詡謀略高手的一貫自負。結果是慶祝勝利的狂歡還沒有結束，終結其統治的女真-契丹與漢兒聯軍已抵達都城門口。
北宋君臣來不及慶祝 就迎來了金國大軍
這次靖康之變無疑給流亡南方的趙家人已巨大心裡創傷。以至於在客居臨安的100多年時間裡，常常不忘找機會出兵北伐。但無論哪位皇帝為先祖犧牲掉的岳飛平反加封，都無法提升軍隊的實質能力。反過來，女真的金國反而成為與南宋聯繫最緊密的共生政體。他們雖然在野狐嶺、中都、三峰山和開封的慘敗，都表現出超越偏安朝廷的動員水平和軍人鬥志。只是在摧古拉朽的蒙古帝國面前顯得太過無力。後期的倉促南征，則表現出廟堂高層的邏輯紊亂。
不過，13世紀的南宋當局顯然也沒有審時度勢的推算能力。主戰派的迅速抬頭，只是其內部維持政治正確與權貴撈取政治資本的外部投射。當端平入洛的部隊再次因後勤問題而匆忙敗退，都沒有多少人意識到自己已開啟了毀滅之門。北伐成功的歡慶還意猶未盡，邊關告急的文書已被800里加急的送遞臨安。倘若懂得對聯繫密切的遼金都網開一面，也就不至於釀成讓兩位小皇帝都浮屍珠江口的歷史慘劇。
南宋的短暫狂歡 為自己招來了蒙古帝國
大明帝國的自恃甚高
明朝的自恃甚高遠邁漢唐兩宋
表面上，明朝依靠蒙古帝國的饋贈而擁有了最佳地緣格局。不僅是讓漢宮擔憂的漠北地區衰退，連汴梁君臣時刻提及的五京制聯邦與賀蘭山小強都灰飛煙滅。但區域強權的生態缺失，只會引起更多微小集團的迎難而上。明朝又時刻不忘以蒙元世界帝國的繼承者自居，必須為統御更為零散的外域的操碎了心。
結果，毫無平衡概念的君臣就出於各自利益需要，開始一次次局部性自毀操作。例如皇帝經常會為了自身的法統問題，對一些周遭勢力保持天然敵意。朝中大臣則會為了個人功績而慫恿過度出兵。到了各地基層，又是軍頭長官為升遷和賞錢去輕啟戰端。甚至在戰役中主張冒進，為整體形勢蒙上幾層陰影。
對蒙古的詭異操作 就是背叛在邊防領域耗費更多資源
在蒙古高原方向，明朝在不同階段都試圖奉行一刀切的處理手段。只是由於力量有限，才被迫尋找自己的首要目標，進行聲勢浩大的無用北伐。例如在朱元璋時代，北元大汗與前朝的親王領地是重點攻擊目標。但這種力圖迅速消滅對方核心的做法，只能讓更多次級權力擁有者有機會冒頭躥升。於是到了朱棣頻繁用兵的年代，韃靼部的阿魯臺成為眾矢之的。當明軍已巨大消耗換得其勢力消退，也就使自己無法找到一個能進行對話的可靠核心。大量分崩離析的部落民重新組合，形成漫步在長城沿線的武裝威脅。明朝自己無力統御，也不準有人協助自己管理草原。結果當然是要付出更多成本，還從未有效的緩解北方邊患。
在西南方向，明朝同樣對任何冒頭的土司施行棒擊策略。立國之處設立的沐王府體系，就因為自己的限制和戰略規劃紊亂而淪為擺設。除了指導一些次要事物和在戰時為朝廷捐軀，基本沒有完成當初構建者的職能設想。因此，明朝就必須直接耗用重兵，不斷與麓川和播州之類的大土司作戰。然而，為了解決某個大土司勢力，就必須扶持一堆小型土司。等到地區因戰爭平息而恢復和平，又需要面臨下位出頭者挑戰。因此，後人會從史書中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規律。在土木堡和薩爾滸這兩次軍事災難之前，明軍已耗費大量資源用於對麓川土司和緬甸王國的慘勝。
對西南土司的機械政策 同樣在消耗明朝自身資源
在東北方向，明朝完全以相似邏輯管理臨近部族。相比根深葉茂的蒙古牧民和西南土司，當地的新女真山寨往往勢力更加微弱，彼此認同更為模糊。但明軍卻本能的將那些壯大的城寨逐個拔除，並對早期漢化程度較高的勢力加以限制。結果，造成親善路線的不可持續，也毀滅了那些可以兩頭獲得認同的溫和派。當數代軍頭為升官發財而彈冠相慶，更為激進的反對勢力便孕育而生。他們的後裔也將在17世紀成為後金軍隊主力，並靠著入關建立起取代明朝的大清。
最後，在形式理應最為樂觀的東南沿海，明朝的此類處事邏輯依然給自己不斷埋下地雷。例如面對一心同自己媾和共處的海盜首領汪直，反視其為對自己威脅最大的罪魁禍首。但對其人的就地正法，不僅沒有解決海商走私問題，反而促成各船隊的自行其是。隨之而來的倭寇風暴，攪得半壁江山不得安寧。對雙嶼島基地的突襲摧毀，則讓更多沿海島礁成為海盜們的常駐領地。使軍事打擊難度反而比先前來的更為艱難。以至於到王朝覆滅，沿海的各類非正規團體問題也沒能得到徹底解決。
滿洲激進派的產生 讓明朝付出了最慘痛代價
因果循環
小團體的認知偏差 促成整體的坐井觀天
當然，縱觀兩漢、兩宋與明朝的這些決策失誤，其內在源頭都是完全想通的。 一部分靠體系謀利的集團，因信息失真和反饋機制不暢而喪失基本判斷力。任何有價值的情報，都會因認知偏差而被得出錯誤結論。但只要事情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地步，就不可能論證決策究竟錯在何處。後人觀前朝舊事而痛心疾首，合上書卻又不自覺走上相同道路。
若繼續深層次的挖掘緣由，則是長期缺乏一元化政治框架所必然引起的副作用。因為帝國的所有交涉對象，往往被主管的判定為更低一級。所以，原本的國界交流，就會被當做上下級述職處理。然後再生成一個原本不存在的問題，並用更多隱患去強行解決。每個環節都要耗費遠超正常比例的資源，並讓迷失其中的當局者，產生天降大任於己的變態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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