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主人公是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七年（1374），孫貴妃去世。貴妃生前沒有產下皇子，因此明太祖命貴妃長期撫養的周王朱橚，以生母的喪服（“慈母服”）來行三年斬衰之禮。這一下子引起了禮部官員的反對，因為按照傳統《儀禮》的規定，只有父親過世之後，才能服三年斬衰。母親去世則需根據父親是否在世，分為父親身故，為母親服齊衰三年（較斬衰次一等）；父親在世，為母親服齊衰杖期，即服喪一年。既然朱橚的皇帝父親還在世，那麼服三年斬衰，無論從服制還是從年限都不合古禮。
眾所周知，朱元璋雖然出身貧寒，但自從躍登寶位之後，潛心苦讀儒家經典。朱元璋讀書或許可說是頗具“批判精神”，他常常不贊同儒家聖賢所言，比如他對孟子“民貴君輕”的說法就不以為然。同樣的，朱元璋對禮部官員執著於古禮，感到非常不可理解。他認為父、母對於子女的恩情是同樣，而喪禮中卻偏要將同樣的恩情分出個輕重，甚至父親若健在，遇母親逝世則不過守喪一年，實在太違揹人情。所以朱元璋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斷，他要改變喪服制度，讓同樣的恩情在喪服制度中予以同樣的表現，人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都服斬衰三年。而且，朱元璋還製作了《孝慈錄》一書，作為明代喪服制度的定本，甚至將其列入《大明律》中，成為影響深遠的定製。
蕭琪在《父母等恩：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東方出版中心，2019）中，便從這個故事展開來她對“母服”的研究。
《父母等恩：〈孝慈錄〉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蕭琪著，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8月出版，240頁，52.00元
從儒家的經典來說，父母等恩不等服雖然有違揹人情的一面，但這樣的設置卻對維繫父系宗法制度，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雖然“親親” 是制禮時重要的倫理原則，但正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雖然父母與子女的親情相同，但是卻要區分開來，要強調“父母有別”，因此“尊尊”自然凌駕於“親親”之上，父服要遠比母服來得隆重，而形成“禮勝於情”的制度。
這種對於母親之恩的忽略，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說，也代表著傳統宗法社會中對女性地位的長期忽略。所以以常理來看，當女性統治者出現之時，自然會立刻著手改變這種忽略母恩、違揹人情的喪服制度，即所謂“緣情制禮”。果然，武則天就主張，為了報答母親生養勞瘁之恩，不論父親在世與否，人子為母親都須服齊衰三年之喪。她說“禽獸之情，猶知其母”，將母子之情視作為禽獸亦有之“常情”，因此人既然有情，就應當在禮法中加以重視和維護，而不是簡單地忽略與排斥。因此，過往的研究者大多據此認為武則天的女性身份、女主幹政的政治行為，是理解唐代改制的重要突破口。
可實際上需要注意的是，武則天雖然主張孝子對母親恩情的回報，與父親是否在世無關，但始終沒有將母服提升至與父服相同的地位。應當說，武則天時期的母服改制始終未能突破“家無二尊”的制禮原則。所以縱使當時有儒生提出，聖人制禮是要“別禽獸、異夷狄”，卻很難否認母親恩情需要回報，也無法阻止武則天的母服改制。
真正的突破正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母服改制。將父母等恩與父母等服直接對應起來，則完全突破了禮制中的“家無二尊”。唐、明兩次母服改制的對比，正如蕭琪在書中所說，“認為女性統治者為母的經驗，是母服制度發生變革的關鍵，但此一說法若放在明代的喪服改革中，則顯然失去效用。”不過在蕭琪來看，明太祖的改制更多地是其個人對於孝道、治國、制禮觀念的結果，也就是說直到此時，以孝、親親、尊尊為基礎的喪服制度實際上還是一般人所接受的知識、觀念，也形塑著他們的行為。
但是，自從明太祖改制以後，明代社會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改變。蕭琪在書中提到，明代中前期的士人不少都相當擁護太祖之制，認為《孝慈錄》中恰當地展現了母子之情，所謂“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所以縱使現實的制度違背了儒家的經典，在他們來看卻是對聖賢道理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也就牽出一個問題，“孝”應當如何被表達？
“孝”是中國文化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詞之一，以政治來說，從兩漢、魏晉直至明清，“孝治天下”的倡言屢見不鮮；以社會而言，夫人孺子耳熟能詳的故事中，“二十四孝”不可或缺。除了比較短的幾段時間裡，“孝”曾被質疑其存在是否必然，此外的大多數時候“孝”都是傳統中國鞏固家庭、形塑社會、維繫統治的價值基石之一。因此，“孝”不僅是個人的品質與行為，在重視家庭、家族、宗法的古代，更是代際之間最重要的連接點，並且與禮、法共同構成一定的社會軌範。所以，以個人的行為來說，“孝感天地”或有種種不合常理的行為舉動，但禮儀制度中的孝卻須遵循一定的限度。
《孝慈錄》和“父母同斬”的喪服制度彌補了禮制中對母親之恩的忽視，將孝子之情得以充分地展現。可是，由邏輯上來說，這種情感的表達又衝擊了宗法制度的根基。所以，隨著明朝衰亡，明末清初士人反思明朝政治得失之風興起，《孝慈錄》和“父母同斬”的喪服制度受到了顧炎武等人的群起撻伐。這些士人認為宗法制度從根基上動盪，是整個社會走向衰敗、乃至明清鼎革、夷夏之變的原因。
可是，對於情感的認識卻早已深入人心。蕭琪在書中也關注到，對《孝慈錄》的撻伐似乎侷限於古禮的考據，而沒有影響社會生活中對“今律”的遵循。所以到了清代，“父母同斬”的喪服制度廣泛地滲入萬民生活之中。換而言之，在學術與生活交錯的不同維度，存在有對父母喪服的不同理解和對“父母等恩”的共同信奉，這是相當重要也饒富趣味的發現。
需要注意的是，從明初到清代，雖然對現實的禮制是否要符合儒家的經典，士人往往有不同的意見，但對“母親之恩”卻萬人同親。這其實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人倫情感雖百代之前亦有，可對情感的社會認識是否歷百代而不變呢？正如明初母服改制，是與明太祖個人的思想、觀念緊密相關，但由此對一般人“母親之恩”的認識產生了怎樣的改變？社會認識的轉型又對一般人的知識、思想與觀念產生了怎樣的聯動？這些問題在蕭琪筆下的多個案例中都隱隱有所體現，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或許應當說，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蕭琪的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歷史學的研究，實際上也打開了今日與往時的情感溝通。雖然過往的制度大多數已經崩潰，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母子之情、家庭關係，也是今天的讀者不得不面臨的難題。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