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石像
雖然孔子活著的時候，秦國還沒有統一天下，但是隨著各國間的戰爭日趨激烈，周秦之變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中國的血緣社會正在崩潰的過程中，孔子對“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禮壞樂崩”“世風日下”這些“陌生人社會”的苗頭非常敏感和痛心。薛湧說：“從我們兩千多年後的人的角度看，在這方面，孔子可以說是最早看到專制將腐蝕了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的先 知。”[1]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面迴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復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並立的狀態。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態，道理很簡單：只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孔子反對社會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反對國家組織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對民眾的壓迫加重。
《禮記·檀弓》記載了一個故事——也許不是史實，但是很傳神地說明了那個時代的氣氛：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孔子經過泰山腳下，見到一位婦人在新墳前哀哀慟哭。孔子停下了車，詢問是怎麼回事。婦人說：“我是在哭三個人。我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先後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很吃驚：“虎患如此嚴重，為什麼你們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婦人說：“因為這裡雖然有老虎，卻沒有嚴酷的政治剝削啊！”
孔子聽罷，發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嘆：嚴酷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兇猛！
這隻老虎，就是越來越集權的國家。孔子雖然未見到商鞅變法，但是他經歷了春秋戰國之際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魯國的“初稅畝”。
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第四上》）
“初稅畝”是國家增強稅收能力的一種改革。孔子對這種社會變化的趨勢非常敏感，明確表示反對。
儒學主張血緣關係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這也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方案——這在小共同體時代也許可以實現，到大共同體階段顯然就不行了。所以現在新儒學認為儒學包治百病，甚至認為“21世紀就是儒家的世紀”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啟發作用。
是的，中國社會早晚要走出血緣紐帶，要走向大共同體，但是大共同體是否一定要採取秦國的方式？是否必然與小共同體不兼容？不見得。
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可能通過“反向的周秦之變”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國寡民。但是，儒家反對權力過度擴張，強調家族自治，對我們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會還是有啟發意義的。事實上，後來的大儒顧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來限制皇權，“無強宗是以無立國”，沒有強大的宗族就沒法立國。他說唐代“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皇之際”，唐代的君主雖然知道不能恢復封建制，但是還是保留了魏晉時再度發展起來的大家族制度，這樣的話，天下蒼黃之時，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雖然他對唐史的這種解讀不見得正確，但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貫之的體現。
[1]薛湧：《學而時習之》，新星出版社，2007，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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