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多處公園、商超已經陸續恢復營業，儘管出門需要戴口罩、登記管理，反覆接受體溫測試，但人們出門的熱情依舊十分高漲。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網絡構建的虛擬世界解決了人類的日常社交問題，而電子商務則一定程度的代替了商超的交易功能，可以說宅在家裡的我們仍舊可以社交、交易、參與公共討論，完成人與人、人與物質、人與社會的基本關係。

儘管如此，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仍然有一種強烈的“出門”慾望，我好奇於人們在經歷了一個月的閉關之後，為何越來越坐不住了？

我也好奇於人們在家中既然可以做到不愁吃喝，甚至可以娛樂消遣，那我們究竟在“門外”找尋什麼呢？

宅家30天：從生理需求向自我實現的人類演進

從疫情爆發開始，人們為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開始瘋狂搶購物資，包括米麵糧油、口罩等防護物資，都經歷過斷貨的過程。

在這一時期，人們表現出來的是對於生存和生活的焦慮，出於人類的本能囤貨、屯糧成為了解決生理和安全需求的條件反射。人類為了維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食物成為了其最強烈渴求的東西。

伴隨食物或物資焦慮的平復，丁香醫生等平臺推出的疫情地圖、疫情防護科普，以及媒體關於疫情的新聞報道一時間成為人們的日常談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做是人們對於安全需求進一步滿足，而快速、全面的新聞報道可以一定程度的滿足大家對於安全的需求。

公眾行為與需求的變化關係

根據馬斯洛的公眾行為與需求關係我們可以看出，經過30天的宅家閉關。人們已經渡過了生理、安全需求的焦慮期，伴隨疫情一定程度的穩定現狀，人們強烈的社交需求開始壓垮自身對於安全的危機意識。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疫情控制並未有實際的疫苗出現，而小區的大爺們已經開始圍坐一起打麻將、鬥象棋，而公園、商超依舊有大量人年輕人捨棄快遞服務，帶著口罩、酒精也要去“放風”。

對於他們而言，社交需求已經壓倒了自身對於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的警惕，惟有公共空間才能解決他們的社交焦慮。

這裡就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常年擁抱手機的年輕人，依舊渴望社交需求？便捷的移動通信、娛樂手段難到不能完全彌補這種社交需求嗎？

公共空間充能：年輕人的消極充電方式

人們常常提到“生氣”這個詞，這裡不是指憤怒的情緒，而是生機、生活氣息的一種泛指。

如前文所提到的雖然年輕人可以通過網絡完成社交功能，但仍然不能緩解其社交焦慮，他們同樣湧向公園、商超等公共空間，感受放鬆的愉悅。

那麼為什麼年輕人只有在公共空間才能感受到放鬆，滿足社交的需求呢？

這裡需要引入一個概念：

外在導向型人格——他們以為工作和娛樂必須兼而有之；前者特別看重個人的事業和名聲，後者更看重同儕群的看法，從朋友那裡得到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提攜和保護。

他們是宇宙人，在他們的生活中，熟人和生人的界限已經打破，他們可以同任何人達到表面的親熱。他們不像內在導向型的人那樣在任何地方都能保持內心的規範，“在外就像在家裡一樣”（at home abroad），而是四海為家卻又無家可歸（at home every where and nowhere），佔據他們內心的是一種焦慮感。

瑞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這樣形容外在導向型人格——這種類型的人常見於大城市、年輕人及高收入者之中，他們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產物，其特徵為淺薄、揮霍、待人友好、不確知個人的價值、極其看重他人的評價等，這些特點都與當下的年輕人很大程度上吻合。

面對疫情的影響，這些年輕人的個人事業和名聲處於一定程度的停滯狀態，也因此面對內心的巨大焦慮感，單一的看劇、遊戲的娛樂方式以及同質化的公共話題討論以及不能吸引他們的關注度，因為上述的社交活動並不能有效地體現個體差異和個人價值。

在政府機關、學校、圖書館、辦公空間、餐飲娛樂場所、酒店民宿等公共空間都不能正常運轉的時刻，那些一直脫離現實生活而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馳騁的年輕人，為擺脫內心的巨大焦慮，於是一股腦的湧向了公園、商超等公共空間，尋找暫時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