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至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混乱激烈地冲击了中国社会，或许有人将它称作“文明之断绝”。一方面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代文明之遗产的主要因素 ——农业、科技、建筑、哲学、文学、宗教等，虽然曾受到影响，可是最后都被后代中国文明所继承。笔者认为，都城设计思想也应当经过同样的传承系谱而被后世继承。

若按上述思路，或许我们可以推断：东汉末期至西晋灭亡时期，随着中国文明进入衰退期而处于危险之中，“大都无城”思想也面临灭亡的危机，然后逐渐复活而作为“大中轴线”思想在胡汉文明里生根发展。

*文章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转载自公众号新古史辨（ID：Neo-Gushi-Criticism）。

北京城内城西城墙、马面、垛口，远处为西直门（《中国城墙》）

评介《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作者 |〔日〕黄川田修（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众所周知，海内外的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很重视古代中国的都城遗址，每年多篇相关的文章在期刊杂志上问世。虽然如此，对于这些都城遗址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并成系统研究的专著有几本？出乎我们意料，其册数并不多。另一方面，作者是否有掌握海内外的相关研究，并综合运用文献、考古资料进行考证？如果从这个标准看，恐怕只能提到《中国古代を掘る》（杉本宪司1986/ 日文）、《中国の城郭都市》（爱宕元1991/ 日文）、《古代城市》（曲英杰2003/ 中文）、《后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盐泽裕仁2013/ 日文）等几本而已。

过去最受学者重视的代表性专书，应是二十世纪80 年代后期出版的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杨宽/ 日文版1987/ 中文版1993/ 下面简称《都城》）。《都城》包含的新石器时代有关信息较少，而是以商代至隋唐时期为中心，然对于当时已经公布的主要遗址有关信息都有系统讲述。加之，作者根据他自己的历史观阐明都城发展阶段，同时对有关每个遗址的详细信息做出分析，迄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然而，《都城》出版于二十世纪80 年代，部分内容难免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在这种状况之下，十几年前问世的许宏氏撰写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2000/ 下面简称《先秦》），在学术史上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先秦》全面收集并整理了当时已公布的新石器至战国时期有关都城的资料，同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上解释都城的变化。一方面来说，《先秦》收录的遗址数量非常多（总共有507 处），而且《先秦》对于过去有关中国古代都城的众多课题都一一梳理而做了讨论。总体而言，《先秦》是一部极具专业性的著作，对于研究其他领域的专家或学生，特别是在海外作为外文阅读中文的读者，要准确理解《先秦》的内容恐有不少困难。

通观上文所提的研究史，最近问世的许宏氏著《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2016/ 下面称作“本书”）很值得讨论。相较于《先秦》全书超越30 万字，本书则为B6 版251 页、字数只有10 万字之多，可以说是一本比较简便的书。同时许氏以他近年提倡的新说（见下文）为主要课题，对于还未出版正式报告的遗址他几乎没提，只对主要的都城遗址做出讨论，可以说是和《先秦》不同的讨论方式。本书的章节结构、内容都非常简洁，为读者提供极大的方便。如果有一位学生今日开始学习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笔者相信我们应该推荐此书为入门读物。其实，本书已经引起了考古学、历史学专家的

下面笔者拟将本书主要内容向读者介绍，并阐述一些笔者自己的观点。

一、本书内容

作者20 多年来在二里头遗址——以“夏王朝”首都候选地著称的大遗址，担任考古队队长，主持田野发掘、编纂报告的工作。由此可知，许氏是具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的考古学家。作者系统地收集了中、英、日学界有关古代中国都城的各种文献，准确理解这批资料而进行讨论，使本书的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本书之所以取得很高的学术水平，一则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学术修养，而且他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以国际交流的中心闻名于世的学术机构。如果注意到这些特色，也可以说本书明确反映了近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趋势，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专书。

下面笔者简要介绍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

• 引子（不是“无邑不城”吗？ / 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实/ 大家都曾怎么说/ 城郭形态千年观/ 文献的视角∶大邑无城墉）

作为序章，作者先梳理过去的相关研究，然后对于“宫城”“郭”两者做出定义。许氏说：过去学者们称作“小城”或“内城”的空间，可以定义为“宫城”“多为贵族或统治者所有”（9 页）。而宫城以外的不同功能的空间, 即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地等，作者总称为“郭区”。为了保护郭区修建的防卫设施就是“郭城”。讲完这些定义后，作者提出本书的重要概念：“大都无城”。过去专家们认为古代中国的都城都被城墙环绕，然而作者指出, 从二里头期至汉代大部分都城的郭区不见城墙，这是当时的总体趋势。接下来，作者提到和他观点有关的主要学者，俞伟超、徐苹芳、杨宽、刘庆柱，梳理他们对于古代中国都城发展的观点，还介绍了冯时氏经梳理文献而指出的大邑多无城墙的现象，并做了适当的评论。

作者采用倒叙的方式展开本书的论述，即从汉代开始而述及战国、春秋直至二里头。笔者最初不解，但读来感觉其中有较强的逻辑性。

• 第一章 魏晋以降 城郭里坊（魏晋至隋唐/ 宋元明清）

作者以魏晋南北朝至清代的主要都城为材料，从三个不同视点，即：①整体平面结构、②有无中轴线、③里坊制综合进行分析。本段提到的城市是邺城（曹魏）、洛阳（北魏）、长安（唐）、汴梁（宋）、北京（元明清）。作者引用各地考古队近年公布的研究成果归纳各时期城的特色，作为该章的结论。作者主张：“‘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才进入了‘无邑不城’的时代”（35 页）。

曹魏邺城平面示意（《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清明上河图》中的开放式街巷（局部，明·仇英绢本）

• 第二章 秦汉京畿 帝国霸气（西汉长安∶城郭之辨/ 秦都咸阳∶有城还是无城/ 东汉洛阳∶最后的无郭之都）

本章开头作者提到西汉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他将它视为古代中国都城的初步完成阶段。

本章核心内容是二十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杨宽氏（前复旦大学教授）和刘庆柱氏（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进行的一场著名论争。作者梳理“杨刘之辩”的主要论点，同时还提到他自己的见解。众所周知，过去在长安城发现了未央宫、长乐宫和其他宫殿遗迹，以及围绕这些宫殿的城墙。杨氏将城墙里面的空间定义为“宫城区”，同时主张一般都市居民居住的“里”、商业活动的空间即“市”，两者都位于“宫城区”的外面。然而二十世纪90 年代主持长安城考古的刘庆柱氏全面否定了杨说。刘氏断言该城墙应是“郭城”，同时主张“市”应在“郭城”里。

本章前半，作者梳理杨刘之辩的重点，并重新考证相关的遗址、文献史料后，断定杨氏的观点有理。继之作者论及长安城平面结构所见的中轴线。他介绍刘瑞氏近著《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2011）的主要观点而给予肯定，解释汉初至西汉中期的长安城具备“坐西朝东”的结构，至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转为“坐北朝南”，该特点被东汉洛阳城继承。

汉长安城东向与南向布局演变示意（《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

本章后半，作者介绍过去有关秦代咸阳城、东汉洛阳城考古的主要收获，说明秦代咸阳城与长安城两者的继承关系不明，但可以确认两者都有宫城而没有郭城，而东汉洛阳城应属于最后阶段的“大都无城”。

• 第三章 东周城郭 乱世独作（內城外郭话春秋/ 城郭并立惟战国/ 西土模式看雍城）

关于东周列国的主要都城, 作者介绍了近年的田野研究收获，并对各都城的平面结构讲述了自己的见解。本文不谈作者的讨论细节，而针对笔者最感兴趣的一些论点特意介绍。该时期的中国都城多见的一个类型，是独立的两个或三个方形城墙互相连接而成（笔者暂时将它称作“城郭并结制”），过去多位专家认为它是“夏商周”和汉代之间特有的一个过渡期类型。作者梳理每个学者的论点并一一否定之后，主张这种类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74 页）。这是让读者感到尴尬，却是很大胆的看法。然而按笔者的印象，如果一一验证作者提到的各项资料，该假说的提出应是妥当的。

东周时代的列国都城（《中国の考古学》）

• 第四章 三代大都 王国孔武（春秋∶“大都无城”的孑遗/ 西周∶“守在四夷”的自信/ 殷墟∶重启数百年“无城时代”二里冈∶城郭“帝国”二百年/ 二里头∶“大都无城”的肇始）

在前一章作者主要针对属于“城郭并结制”的都城进行讨论，接下来在本章收集并讨论了属于“大都无城”的都城遗址。这是年代主要属于二里头至西周时期各地著名的都城遗址。

令人好奇的是，当讨论二里冈时期的中国社会之际，作者参考了孙华氏、刘莉女士的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以郑州商城为首都而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早期帝国[1]。继之作者说道∶当时的中国社会“军事攻防色彩浓烈”，和二里头期、殷墟文化期社会都显然不同。鉴于上文的时代背景，该时期宫殿区的周围或有城墙或有壕沟。总之，这些属于二里冈时期的各地城邑遗址依据和“大都无城”不同的思维被设计、修正了。

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现场（《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 余论∶晚出的大中轴线

作为本书的总结，作者梳理了早期王朝至西汉时期中国各地都城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诸侯国都、王都的都市规划所见特点，指出汉代以后中国都城平面结构所见有何具体特色。作者断言，像隋唐长安城那样的南北有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平面结构“只能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产物”（220 页）。这段的确是让读者很感兴趣的观点。笔者相信，对于近代以前中国都城制度，本书的结论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因此下面再展开讨论。

二、笔者的疑问

以上，笔者讲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质言之，对于本书的讨论、表现之细节笔者有一些疑问。以下笔者选择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有关南北朝至清代各朝代都城的讨论，有值得商榷之处。对于该时段，包括1500 多年中国都城的历史, 作者只对四座都城，邺城、洛阳、开封、北京进行讨论，并未涉及其他，恐怕材料过少。笔者一方面可以理解，本书讨论的主要时代是早期王朝时代至汉代，而且是“通论”性质的著作。但另一方面，本书应该还要提到分裂时期的各国首都（北魏平城、六朝建康、五代成都和番禹、南宋临安，等等），并向读者介绍各都城近年的考古发掘收获，以让读者更准确、系统地了解中国都城的发展脉络。

第二，作者关于郑州商城（前16 世纪末至前14 世纪）的讨论，笔者有一些疑问。据作者提出的假说，二里头期（前19 世纪至前16 世纪）结束时，“大都无城”思想在中华文明里已出现。可是郑州商城的郭区外面出土城墙，我们可以将它视为郭城。不能不说上述现象和“大都无城”之间确实有矛盾，让读者感到困惑。

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发掘现场（《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1996

作者利用Bagley 氏、王海城氏提倡的“二里冈帝国”学说，孙华氏、刘莉女士提倡的“二里冈国家”学说（对于他们所提倡的学说笔者最近将另文讨论），尝试说明郑州商城所见的郭城为“军事攻防色彩浓烈”（169 页）时代的产物。可是笔者对于该观点却有疑问。作者讨论该问题时，除了郑州商城以外还提到七处遗址即偃师城、望京楼、大师姑、府城、古城南关、东下冯、盘龙城[2]，主张二里冈王朝为了获取、运输各种自然资源，或作为军事设施修建了这些周围有城墙的聚落。二里冈王朝在政治层面因素之下修建的这些聚落群，笔者暂时总称“围垣据点聚落”[3]。试问，这些围垣据点聚落的多数为什么集中在晋南豫西，并在半径只有150 千米的范围内？一方面，鲁西、河北、苏北、陕南都发现多处二里冈文化遗址，可以推断在这些地域都有中原系、土著系两种不同集团并存，而且两者之间关系紧张。然而，这些地域连一处也没有发现围垣据点聚落。由此窥见，晋南豫西的围垣据点聚落群应是在相当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再者，围垣据点聚落的出现是否只靠着军事因素就能妥当解释？对于上文所提诸疑问，“大都无城”未有很充分的说服力。笔者期待作者未来能针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二里冈时期“围垣据点聚落”分布示意图

第三，插图方面仍有改善空间。关于本书提到的各座都城的地理环境及相关信息，作者从多方面尝试解释，可是作者提供的相关插图恐不够多，令人感到遗憾。如上所述，本书内容非常适合于中国及海外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们来阅读。然而海外处于入门阶段的学生们多数尚未了解中国的主要都城何在，所以阅读本书时不容易把握各遗址的具体位置。同时，部分插图中的遗址说明字号太小，导致部分地名不容易解读，较令人遗憾[4]。

今日在欧美日的各研究机关、大学里，华人学者活跃的空间愈来愈大，其发言力也渐渐提高，能够阅读中文的非华人学生在全世界都呈现增加的趋势。有鉴于此，今日中国学者撰写入门书或研究专书时，需要进一步考虑海外非中文读者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了解程度，向读者提供更多相关的地图和资料表。以上，是笔者作为有多位华人朋友的海外学者的衷心建议。

三、本书在考古学研究史上的贡献

以上，笔者对于本书包含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或许不免有挑剔细节之嫌。但笔者要强调的是，上节指出的问题都只不过是小瑕疵而已，然而瑕不掩瑜，完全无损于本书的价值。据笔者理解，上节所提出的有关郑州商城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论，应视为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才产生的。总体而言，作者提倡的“大都无城”很可能一语中的。下面笔者将解释其主要依据。

1. 本书在商周考古学研究史上的意义

二里头、殷墟、大周原等中国早期王朝时期的代表性都城遗址，为什么至今为止都尚未发现城墙？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是二十世纪90 年代前半以前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和“大都无城”不同的思路，即“未发现”来加以解释。笔者考上大学（1990 年），刚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的时候，“未发现”说比较有说服力。当时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考古所、各大学考古系都未具备充分的人力、经费，他们可以展开发掘工作的空间相当有限。因此我们还可以相信城墙还“未发现”。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省级考古所、大学考古系开始每年对于早期王朝时期的都城进行广泛的发掘工作，同时编纂、公布考古报告，使“未发现”说能够成立的空间愈来愈小。具体来说，虽然每一年我们都能听到发现新石器时代或汉代及其以后的城墙的报导，可是关于被视为早期王朝王都的那种大遗址而言，除了部分遗址以外都没有发现城墙。总而言之，这些王都遗址的城墙可能并非“未发现”，而是原来就“不存在”。如果客观看过去一百年来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所有田野工作的收获，我们不能不说∶许宏氏在本书里提倡的“大都无城”说是最妥当的假说。今后我们研究早期王朝都城时，不管是否同意“大都无城”说，恐怕一定要以该学说为出发点进行讨论。

2. “大中轴线”成立的历史背景

在本书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一个假说，即以隋唐长安城为代表的“大中轴线”制在汉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尚不存在，东汉以后始逐渐出现。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的不少学者会赞同作者的看法。

正如过去多位学者讨论的那样，从东汉末期至西晋王朝灭亡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是超出今日我们所能想像的。据梁方仲氏的推算，在东汉顶峰时期中国拥有5600 万的人口，可是上述一百多年之间急剧减少，至三国时代只有约1300 万人，即不到原有人口的三成[5]。众所周知，从北亚、中亚过来而进入中原的异民族人口有几百万，他们和在中原残存的汉族融合而形成新的文明，建立了北朝历代王室。过去有几位学者将这一社会称作“胡汉文明”，以和三国时期以前的“汉文明”明确区分[6]。

东汉末期至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混乱激烈地冲击了中国社会，或许有人将它称作“文明之断绝”。一方面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代文明之遗产的主要因素 ——农业、科技、建筑、哲学、文学、宗教等，虽然曾受到影响，可是最后都被后代中国文明所继承。笔者认为，都城设计思想也应当经过同样的传承系谱而被后世继承。

若按上述思路，或许我们可以推断：东汉末期至西晋灭亡时期，随着中国文明进入衰退期而处于危险之中，“大都无城”思想也面临灭亡的危机，然后逐渐复活而作为“大中轴线”思想在胡汉文明里生根发展。

唐长安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3. 考古遗址定名问题

最后，部分遗址的重新命名体现出作者独特的观点，在研究层面上很值得借鉴。在本书里，作者对于和他自己研究方向有密切关系的早期王朝时期各遗址，据自己的历史观一一重新做了考证定名，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他以前在其他著作（《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里也表述了相同的史观，本书更明确地显示其审慎的态度。笔者整理相关的记载，编为下表：

（1）、（2）所见的作者观点，是针对所谓“中商文化说”明确表达的一个视点。众所周知，20 世纪末安阳洹河北岸出土了一群遗址，当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工作的唐际根氏主张殷墟和洹北一带商代遗存各自属于独立的遗址群，将前者称作“晚商文化”，后者和郑州商城末期遗存合并而称为“中商文化”。与此相反，许宏氏在此前的论文[7] 和本书里将洹河北岸、南岸的两个遗址群总称为“殷墟遗址群”，均属殷墟文化。作者在20 世纪初以来的殷墟研究史的脉络之中提出该观点，是确实值得借鉴的新看法。继之，关于（3）、（4）我们一看两处遗址如何定名，就可确知作者的意图。按笔者个人的理解，因为两处遗址都没有出土文字资料可为依据，因而不应该轻易断定各都城的历史背景，所以在这些遗址的前面没有加写“商”字[8]。

笔者反思自己过去的研究，全面赞同作者的高见。

四、余 论

除了上面涉及的诸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和本书有关的研究课题[9]，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无法再展开相关的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未来将另文探讨。

本书问世后有数篇相关文章和专书问世，下面向读者做一简介。蒋天颖氏《城郭形态视角下的都邑动态观察——评许宏〈大都无城〉》一文在《文物春秋》2017 年第3期上发表，从和笔者不同的角度评论了本书。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先秦》，许宏氏最近全面进行了补充、修订工作，新版《先秦城邑考古》2017 年12 月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共同出版。2018 年12 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发行了《中国考古学》第18 号，在该卷上三位日本学者各自用日文撰写了专门讨论古代中国都城的文章。一是角道亮介氏的《周原遗迹における西周都城の都市构造》，二是佐川英治氏的《都城制の画期をめぐる历史学と考古学——曹魏の邺城と洛阳城の复原を中心に》，三是黄川田修的《洛阳“成周”所在地を巡る诸问题》。角道氏和黄川田针对西周时代都城结构进行了讨论，佐川氏对汉代至三国时期都城进行了讨论。各篇都有和本文相关的内容。

以上论著，希望读者和本文一并参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深恐拙稿理解表述有误，谨请读者各位及作者批评指正。

附记：本文初稿原是2016 年秋用日文撰写的。2017 年6 月在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东京分会定期研讨会（会场∶驹泽大学）上口头发表。至2018 年做了一些修改并加上中文提要，2018 年4 月在台湾上古秦汉史读书会（会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上口头发表，即本文的第二稿。另外，因为初稿有两万多字（等于中文一万多字）及9 幅插图，作为一般期刊杂志的文章则篇幅过多，所以删掉字数一半和所有插图而制作第三稿，至2018 年在日本《东洋学报》第99 卷4 号上发表。本文的章节结构均以日文的第三稿为准，另从旧稿及一年来收集的资料中增补若干材料修订而成。

撰写本文时，除了许宏教授以外还获得了下列各位学者的协助，笔者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松丸道雄（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阎鸿中（台湾大学副教授）、雷晋豪（香港教育大学助理教授）、土口史记（日本冈山大学副教授）、角道亮介（日本驹泽大学副教授）、铃木舞（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

注 释

[1] 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 年。

[2] 众所周知，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发现了城墙，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上限是二里冈上层（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吴城——1973～2002 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 年），因此笔者绘制本文图一时除了作者提到的7 处遗址外再加吴城遗址。然而本书评完稿后，许宏氏在他的新书《先秦城邑考古》（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同意关于吴城遗址城墙年代上限应是殷墟一期的观点（施劲松：《吴城遗址与商代江南》，《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 年）（《先秦城邑考古》上册第205页）。以上请读者参考。

[3] 20 世纪末日本的中村慎一氏注意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出现的周围拥有城墙的聚落遗址，而且很难定义这些聚落是否已进入“城市”（city）阶段。鉴于此，中村氏提倡了“围壁集落”（いへきしゅうらく）概念（中村慎一：《中国における围壁集落の出现》，《考古学研究》第44 卷第2 号，1997 年），尝试系统分析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中村慎一：《中国における都市の生成》，《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報告》第119 集，2004 年）。本文提出的“围垣据点聚落”，就是沿用中村氏提出的看法，再考虑二里冈时期的特殊状况而提出的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许宏氏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即在讨论先秦时期聚落遗址时中文的“城市”（city）并不是很合适的概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最近他在他的新书《先秦城邑考古》里采用“城邑”，即“指拥有圈围设施的聚落”（许宏：《先秦城邑考古》上册，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第10 页）的概念。现在看来，两者的思路确有共同点。

[4] 譬如，就本书141 页的大周原遗址分布图而言，每个地名的字之大小不到2 毫米。恐怕海外及中老年读者阅读时会感到不易。

[5] 参见梁方仲：《中国歴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近年路遇、滕译之两氏将梁氏过去用的史料再次进行分析，提出了和梁氏几乎一致的观点，详见路遇、滕译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冈田英弘氏主张三国时代的人口不到500 万（冈田英弘：《日本建国前のアジア情势》，《日本史の诞生》，弓立社，1994 年），显然和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不一致。然而如果不谈从北亚、中亚进入中国的诸民族人口，只对汉族人口进行推算的话，可以说冈田氏提出的数据比较妥当。

[6] 田村实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动期——五胡·北魏时代の政治と社会》，创文社，1985 年。

[7] 许宏：《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年。

[8] 至2017 年，作者在其新著《先秦城邑考古》（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中解释了如此定名的缘由。他引用日本学者松丸道雄氏的考证（松丸道雄：《补说7 殷か商か》，《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1—先史～后汉》，山川出版社，2003 年），认同“商”是专指殷墟时期“殷”人的都邑，并非指成汤到帝辛的整个朝代；同时指出大邑商之前的都邑称亳，属学界共识。因而作者对早于殷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和城邑名，均暂不冠以“商”字。

[9] 譬如，日本学者応时利明氏主张古代的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两者的都城设计思想有互动关系。以后我们要从欧亚大陆交流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都城的发展脉络。応时利明：《アジアの都城とコスモロジー》，布野修司编《アジア都市建筑史》，昭和堂，2003 年。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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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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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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