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期至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混亂激烈地衝擊了中國社會，或許有人將它稱作“文明之斷絕”。一方面戰國秦漢以來的古代文明之遺產的主要因素 ——農業、科技、建築、哲學、文學、宗教等，雖然曾受到影響，可是最後都被後代中國文明所繼承。筆者認為，都城設計思想也應當經過同樣的傳承系譜而被後世繼承。

若按上述思路，或許我們可以推斷：東漢末期至西晉滅亡時期，隨著中國文明進入衰退期而處於危險之中，“大都無城”思想也面臨滅亡的危機，然後逐漸復活而作為“大中軸線”思想在胡漢文明裡生根發展。

*文章刊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八）》（科學出版社，2019年），轉載自公眾號新古史辨（ID：Neo-Gushi-Criticism）。

北京城內城西城牆、馬面、垛口，遠處為西直門（《中國城牆》）

評介《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

作者 |〔日〕黃川田修（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眾所周知，海內外的歷史學、考古學專家很重視古代中國的都城遺址，每年多篇相關的文章在期刊雜誌上問世。雖然如此，對於這些都城遺址資料進行全面收集，併成系統研究的專著有幾本？出乎我們意料，其冊數並不多。另一方面，作者是否有掌握海內外的相關研究，並綜合運用文獻、考古資料進行考證？如果從這個標準看，恐怕只能提到《中國古代を掘る》（杉本憲司1986/ 日文）、《中國の城郭都市》（愛宕元1991/ 日文）、《古代城市》（曲英傑2003/ 中文）、《後漢魏晉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鹽澤裕仁2013/ 日文）等幾本而已。

過去最受學者重視的代表性專書，應是二十世紀80 年代後期出版的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楊寬/ 日文版1987/ 中文版1993/ 下面簡稱《都城》）。《都城》包含的新石器時代有關信息較少，而是以商代至隋唐時期為中心，然對於當時已經公佈的主要遺址有關信息都有系統講述。加之，作者根據他自己的歷史觀闡明都城發展階段，同時對有關每個遺址的詳細信息做出分析，迄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然而，《都城》出版於二十世紀80 年代，部分內容難免趕不上時代的變化。在這種狀況之下，十幾年前問世的許宏氏撰寫的《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2000/ 下面簡稱《先秦》），在學術史上就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先秦》全面收集並整理了當時已公佈的新石器至戰國時期有關都城的資料，同時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脈絡上解釋都城的變化。一方面來說，《先秦》收錄的遺址數量非常多（總共有507 處），而且《先秦》對於過去有關中國古代都城的眾多課題都一一梳理而做了討論。總體而言，《先秦》是一部極具專業性的著作，對於研究其他領域的專家或學生，特別是在海外作為外文閱讀中文的讀者，要準確理解《先秦》的內容恐有不少困難。

通觀上文所提的研究史，最近問世的許宏氏著《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2016/ 下面稱作“本書”）很值得討論。相較於《先秦》全書超越30 萬字，本書則為B6 版251 頁、字數只有10 萬字之多，可以說是一本比較簡便的書。同時許氏以他近年提倡的新說（見下文）為主要課題，對於還未出版正式報告的遺址他幾乎沒提，只對主要的都城遺址做出討論，可以說是和《先秦》不同的討論方式。本書的章節結構、內容都非常簡潔，為讀者提供極大的方便。如果有一位學生今日開始學習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筆者相信我們應該推薦此書為入門讀物。其實，本書已經引起了考古學、歷史學專家的

下面筆者擬將本書主要內容向讀者介紹，並闡述一些筆者自己的觀點。

一、本書內容

作者20 多年來在二里頭遺址——以“夏王朝”首都候選地著稱的大遺址，擔任考古隊隊長，主持田野發掘、編纂報告的工作。由此可知，許氏是具有豐富田野考古經驗的考古學家。作者系統地收集了中、英、日學界有關古代中國都城的各種文獻，準確理解這批資料而進行討論，使本書的論述有很強的說服力。本書之所以取得很高的學術水平，一則得益於作者深厚的學術修養，而且他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是以國際交流的中心聞名於世的學術機構。如果注意到這些特色，也可以說本書明確反映了近年中國學術界的發展趨勢，是一本很有意義的專書。

下面筆者簡要介紹本書各章的主要內容。

• 引子（不是“無邑不城”嗎？ / 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實/ 大家都曾怎麼說/ 城郭形態千年觀/ 文獻的視角∶大邑無城墉）

作為序章，作者先梳理過去的相關研究，然後對於“宮城”“郭”兩者做出定義。許氏說：過去學者們稱作“小城”或“內城”的空間，可以定義為“宮城”“多為貴族或統治者所有”（9 頁）。而宮城以外的不同功能的空間, 即一般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區和墓地等，作者總稱為“郭區”。為了保護郭區修建的防衛設施就是“郭城”。講完這些定義後，作者提出本書的重要概念：“大都無城”。過去專家們認為古代中國的都城都被城牆環繞，然而作者指出, 從二里頭期至漢代大部分都城的郭區不見城牆，這是當時的總體趨勢。接下來，作者提到和他觀點有關的主要學者，俞偉超、徐蘋芳、楊寬、劉慶柱，梳理他們對於古代中國都城發展的觀點，還介紹了馮時氏經梳理文獻而指出的大邑多無城牆的現象，並做了適當的評論。

作者採用倒敘的方式展開本書的論述，即從漢代開始而述及戰國、春秋直至二里頭。筆者最初不解，但讀來感覺其中有較強的邏輯性。

• 第一章 魏晉以降 城郭裡坊（魏晉至隋唐/ 宋元明清）

作者以魏晉南北朝至清代的主要都城為材料，從三個不同視點，即：①整體平面結構、②有無中軸線、③裡坊制綜合進行分析。本段提到的城市是鄴城（曹魏）、洛陽（北魏）、長安（唐）、汴梁（宋）、北京（元明清）。作者引用各地考古隊近年公佈的研究成果歸納各時期城的特色，作為該章的結論。作者主張：“‘大都無城’時代之後的魏晉至明清時期，中國才進入了‘無邑不城’的時代”（35 頁）。

曹魏鄴城平面示意（《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二卷）

《清明上河圖》中的開放式街巷（局部，明·仇英絹本）

• 第二章 秦漢京畿 帝國霸氣（西漢長安∶城郭之辨/ 秦都咸陽∶有城還是無城/ 東漢洛陽∶最後的無郭之都）

本章開頭作者提到西漢長安城（今陝西省西安市），他將它視為古代中國都城的初步完成階段。

本章核心內容是二十世紀80 年代至90 年代楊寬氏（前復旦大學教授）和劉慶柱氏（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進行的一場著名論爭。作者梳理“楊劉之辯”的主要論點，同時還提到他自己的見解。眾所周知，過去在長安城發現了未央宮、長樂宮和其他宮殿遺蹟，以及圍繞這些宮殿的城牆。楊氏將城牆裡面的空間定義為“宮城區”，同時主張一般都市居民居住的“裡”、商業活動的空間即“市”，兩者都位於“宮城區”的外面。然而二十世紀90 年代主持長安城考古的劉慶柱氏全面否定了楊說。劉氏斷言該城牆應是“郭城”，同時主張“市”應在“郭城”裡。

本章前半，作者梳理楊劉之辯的重點，並重新考證相關的遺址、文獻史料後，斷定楊氏的觀點有理。繼之作者論及長安城平面結構所見的中軸線。他介紹劉瑞氏近著《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2011）的主要觀點而給予肯定，解釋漢初至西漢中期的長安城具備“坐西朝東”的結構，至西漢晚期至王莽時期轉為“坐北朝南”，該特點被東漢洛陽城繼承。

漢長安城東向與南向佈局演變示意（《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

本章後半，作者介紹過去有關秦代咸陽城、東漢洛陽城考古的主要收穫，說明秦代咸陽城與長安城兩者的繼承關係不明，但可以確認兩者都有宮城而沒有郭城，而東漢洛陽城應屬於最後階段的“大都無城”。

• 第三章 東周城郭 亂世獨作（內城外郭話春秋/ 城郭並立惟戰國/ 西土模式看雍城）

關於東周列國的主要都城, 作者介紹了近年的田野研究收穫，並對各都城的平面結構講述了自己的見解。本文不談作者的討論細節，而針對筆者最感興趣的一些論點特意介紹。該時期的中國都城多見的一個類型，是獨立的兩個或三個方形城牆互相連接而成（筆者暫時將它稱作“城郭並結制”），過去多位專家認為它是“夏商周”和漢代之間特有的一個過渡期類型。作者梳理每個學者的論點並一一否定之後，主張這種類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它似乎只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並非都邑單線進化史上一個必然的鏈條”（74 頁）。這是讓讀者感到尷尬，卻是很大膽的看法。然而按筆者的印象，如果一一驗證作者提到的各項資料，該假說的提出應是妥當的。

東周時代的列國都城（《中國の考古學》）

• 第四章 三代大都 王國孔武（春秋∶“大都無城”的孑遺/ 西周∶“守在四夷”的自信/ 殷墟∶重啟數百年“無城時代”二里岡∶城郭“帝國”二百年/ 二里頭∶“大都無城”的肇始）

在前一章作者主要針對屬於“城郭並結制”的都城進行討論，接下來在本章收集並討論了屬於“大都無城”的都城遺址。這是年代主要屬於二里頭至西周時期各地著名的都城遺址。

令人好奇的是，當討論二里岡時期的中國社會之際，作者參考了孫華氏、劉莉女士的觀點，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以鄭州商城為首都而採用中央集權制的早期帝國[1]。繼之作者說道∶當時的中國社會“軍事攻防色彩濃烈”，和二里頭期、殷墟文化期社會都顯然不同。鑑於上文的時代背景，該時期宮殿區的周圍或有城牆或有壕溝。總之，這些屬於二里岡時期的各地城邑遺址依據和“大都無城”不同的思維被設計、修正了。

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發掘現場（《殷墟發掘照片選輯（1928～1937）》）

• 餘論∶晚出的大中軸線

作為本書的總結，作者梳理了早期王朝至西漢時期中國各地都城的發展趨勢，尤其是諸侯國都、王都的都市規劃所見特點，指出漢代以後中國都城平面結構所見有何具體特色。作者斷言，像隋唐長安城那樣的南北有中軸線，東西對稱的平面結構“只能是‘後大都無城’時代的產物”（220 頁）。這段的確是讓讀者很感興趣的觀點。筆者相信，對於近代以前中國都城制度，本書的結論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觀點，因此下面再展開討論。

二、筆者的疑問

以上，筆者講述了本書的主要內容。質言之，對於本書的討論、表現之細節筆者有一些疑問。以下筆者選擇三個問題展開討論。

第一，有關南北朝至清代各朝代都城的討論，有值得商榷之處。對於該時段，包括1500 多年中國都城的歷史, 作者只對四座都城，鄴城、洛陽、開封、北京進行討論，並未涉及其他，恐怕材料過少。筆者一方面可以理解，本書討論的主要時代是早期王朝時代至漢代，而且是“通論”性質的著作。但另一方面，本書應該還要提到分裂時期的各國首都（北魏平城、六朝建康、五代成都和番禹、南宋臨安，等等），並向讀者介紹各都城近年的考古發掘收穫，以讓讀者更準確、系統地瞭解中國都城的發展脈絡。

第二，作者關於鄭州商城（前16 世紀末至前14 世紀）的討論，筆者有一些疑問。據作者提出的假說，二里頭期（前19 世紀至前16 世紀）結束時，“大都無城”思想在中華文明裡已出現。可是鄭州商城的郭區外面出土城牆，我們可以將它視為郭城。不能不說上述現象和“大都無城”之間確實有矛盾，讓讀者感到困惑。

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青銅器窖藏發掘現場（《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1996

作者利用Bagley 氏、王海城氏提倡的“二里岡帝國”學說，孫華氏、劉莉女士提倡的“二里岡國家”學說（對於他們所提倡的學說筆者最近將另文討論），嘗試說明鄭州商城所見的郭城為“軍事攻防色彩濃烈”（169 頁）時代的產物。可是筆者對於該觀點卻有疑問。作者討論該問題時，除了鄭州商城以外還提到七處遺址即偃師城、望京樓、大師姑、府城、古城南關、東下馮、盤龍城[2]，主張二里岡王朝為了獲取、運輸各種自然資源，或作為軍事設施修建了這些周圍有城牆的聚落。二里岡王朝在政治層面因素之下修建的這些聚落群，筆者暫時總稱“圍垣據點聚落”[3]。試問，這些圍垣據點聚落的多數為什麼集中在晉南豫西，並在半徑只有150 千米的範圍內？一方面，魯西、河北、蘇北、陝南都發現多處二里岡文化遺址，可以推斷在這些地域都有中原系、土著系兩種不同集團並存，而且兩者之間關係緊張。然而，這些地域連一處也沒有發現圍垣據點聚落。由此窺見，晉南豫西的圍垣據點聚落群應是在相當特殊的地理、歷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再者，圍垣據點聚落的出現是否只靠著軍事因素就能妥當解釋？對於上文所提諸疑問，“大都無城”未有很充分的說服力。筆者期待作者未來能針對該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二里岡時期“圍垣據點聚落”分佈示意圖

第三，插圖方面仍有改善空間。關於本書提到的各座都城的地理環境及相關信息，作者從多方面嘗試解釋，可是作者提供的相關插圖恐不夠多，令人感到遺憾。如上所述，本書內容非常適合於中國及海外學習中國歷史的學生們來閱讀。然而海外處於入門階段的學生們多數尚未了解中國的主要都城何在，所以閱讀本書時不容易把握各遺址的具體位置。同時，部分插圖中的遺址說明字號太小，導致部分地名不容易解讀，較令人遺憾[4]。

今日在歐美日的各研究機關、大學裡，華人學者活躍的空間愈來愈大，其發言力也漸漸提高，能夠閱讀中文的非華人學生在全世界都呈現增加的趨勢。有鑑於此，今日中國學者撰寫入門書或研究專書時，需要進一步考慮海外非中文讀者對於中國歷史、地理的瞭解程度，向讀者提供更多相關的地圖和資料表。以上，是筆者作為有多位華人朋友的海外學者的衷心建議。

三、本書在考古學研究史上的貢獻

以上，筆者對於本書包含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或許不免有挑剔細節之嫌。但筆者要強調的是，上節指出的問題都只不過是小瑕疵而已，然而瑕不掩瑜，完全無損於本書的價值。據筆者理解，上節所提出的有關鄭州商城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論，應視為是在很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才產生的。總體而言，作者提倡的“大都無城”很可能一語中的。下面筆者將解釋其主要依據。

1. 本書在商周考古學研究史上的意義

二里頭、殷墟、大周原等中國早期王朝時期的代表性都城遺址，為什麼至今為止都尚未發現城牆？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是二十世紀90 年代前半以前的話，我們可以採用和“大都無城”不同的思路，即“未發現”來加以解釋。筆者考上大學（1990 年），剛開始學習中國考古學基礎知識的時候，“未發現”說比較有說服力。當時中國各省市、自治區考古所、各大學考古系都未具備充分的人力、經費，他們可以展開發掘工作的空間相當有限。因此我們還可以相信城牆還“未發現”。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各地省級考古所、大學考古系開始每年對於早期王朝時期的都城進行廣泛的發掘工作，同時編纂、公佈考古報告，使“未發現”說能夠成立的空間愈來愈小。具體來說，雖然每一年我們都能聽到發現新石器時代或漢代及其以後的城牆的報導，可是關於被視為早期王朝王都的那種大遺址而言，除了部分遺址以外都沒有發現城牆。總而言之，這些王都遺址的城牆可能並非“未發現”，而是原來就“不存在”。如果客觀看過去一百年來在中國大陸進行的所有田野工作的收穫，我們不能不說∶許宏氏在本書裡提倡的“大都無城”說是最妥當的假說。今後我們研究早期王朝都城時，不管是否同意“大都無城”說，恐怕一定要以該學說為出發點進行討論。

2. “大中軸線”成立的歷史背景

在本書最後一章作者提出了一個假說，即以隋唐長安城為代表的“大中軸線”制在漢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尚不存在，東漢以後始逐漸出現。筆者認為，這個觀點很有道理，在中國國內及海外的不少學者會贊同作者的看法。

正如過去多位學者討論的那樣，從東漢末期至西晉王朝滅亡中國社會出現的混亂，是超出今日我們所能想像的。據梁方仲氏的推算，在東漢頂峰時期中國擁有5600 萬的人口，可是上述一百多年之間急劇減少，至三國時代只有約1300 萬人，即不到原有人口的三成[5]。眾所周知，從北亞、中亞過來而進入中原的異民族人口有幾百萬，他們和在中原殘存的漢族融合而形成新的文明，建立了北朝歷代王室。過去有幾位學者將這一社會稱作“胡漢文明”，以和三國時期以前的“漢文明”明確區分[6]。

東漢末期至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混亂激烈地衝擊了中國社會，或許有人將它稱作“文明之斷絕”。一方面戰國秦漢以來的古代文明之遺產的主要因素 ——農業、科技、建築、哲學、文學、宗教等，雖然曾受到影響，可是最後都被後代中國文明所繼承。筆者認為，都城設計思想也應當經過同樣的傳承系譜而被後世繼承。

若按上述思路，或許我們可以推斷：東漢末期至西晉滅亡時期，隨著中國文明進入衰退期而處於危險之中，“大都無城”思想也面臨滅亡的危機，然後逐漸復活而作為“大中軸線”思想在胡漢文明裡生根發展。

唐長安城（《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

3. 考古遺址定名問題

最後，部分遺址的重新命名體現出作者獨特的觀點，在研究層面上很值得借鑑。在本書裡，作者對於和他自己研究方向有密切關係的早期王朝時期各遺址，據自己的歷史觀一一重新做了考證定名，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他以前在其他著作（《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裡也表述了相同的史觀，本書更明確地顯示其審慎的態度。筆者整理相關的記載，編為下表：

（1）、（2）所見的作者觀點，是針對所謂“中商文化說”明確表達的一個視點。眾所周知，20 世紀末安陽洹河北岸出土了一群遺址，當時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工作的唐際根氏主張殷墟和洹北一帶商代遺存各自屬於獨立的遺址群，將前者稱作“晚商文化”，後者和鄭州商城末期遺存合併而稱為“中商文化”。與此相反，許宏氏在此前的論文[7] 和本書裡將洹河北岸、南岸的兩個遺址群總稱為“殷墟遺址群”，均屬殷墟文化。作者在20 世紀初以來的殷墟研究史的脈絡之中提出該觀點，是確實值得借鑑的新看法。繼之，關於（3）、（4）我們一看兩處遺址如何定名，就可確知作者的意圖。按筆者個人的理解，因為兩處遺址都沒有出土文字資料可為依據，因而不應該輕易斷定各都城的歷史背景，所以在這些遺址的前面沒有加寫“商”字[8]。

筆者反思自己過去的研究，全面贊同作者的高見。

四、餘 論

除了上面涉及的諸問題以外，還有很多和本書有關的研究課題[9]，由於本文篇幅有限，無法再展開相關的討論。關於這些問題，筆者未來將另文探討。

本書問世後有數篇相關文章和專書問世，下面向讀者做一簡介。蔣天穎氏《城郭形態視角下的都邑動態觀察——評許宏〈大都無城〉》一文在《文物春秋》2017 年第3期上發表，從和筆者不同的角度評論了本書。本文第一節提到的《先秦》，許宏氏最近全面進行了補充、修訂工作，新版《先秦城邑考古》2017 年12 月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共同出版。2018 年12 月日本中國考古學會發行了《中國考古學》第18 號，在該捲上三位日本學者各自用日文撰寫了專門討論古代中國都城的文章。一是角道亮介氏的《周原遺蹟における西周都城の都市構造》，二是佐川英治氏的《都城制の畫期をめぐる歷史學と考古學——曹魏の鄴城と洛陽城の復原を中心に》，三是黃川田修的《洛陽“成周”所在地を巡る諸問題》。角道氏和黃川田針對西周時代都城結構進行了討論，佐川氏對漢代至三國時期都城進行了討論。各篇都有和本文相關的內容。

以上論著，希望讀者和本文一併參閱。由於本人才疏學淺，深恐拙稿理解表述有誤，謹請讀者各位及作者批評指正。

附記：本文初稿原是2016 年秋用日文撰寫的。2017 年6 月在日本中國考古學會東京分會定期研討會（會場∶駒澤大學）上口頭髮表。至2018 年做了一些修改並加上中文提要，2018 年4 月在臺灣上古秦漢史讀書會（會場∶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上口頭髮表，即本文的第二稿。另外，因為初稿有兩萬多字（等於中文一萬多字）及9 幅插圖，作為一般期刊雜誌的文章則篇幅過多，所以刪掉字數一半和所有插圖而製作第三稿，至2018 年在日本《東洋學報》第99 卷4 號上發表。本文的章節結構均以日文的第三稿為準，另從舊稿及一年來收集的資料中增補若干材料修訂而成。

撰寫本文時，除了許宏教授以外還獲得了下列各位學者的協助，筆者謹此致以衷心的謝意！

松丸道雄（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閻鴻中（臺灣大學副教授）、雷晉豪（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土口史記（日本岡山大學副教授）、角道亮介（日本駒澤大學副教授）、鈴木舞（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教）

注 釋

[1] 孫華：《商代前期的國家政體——從二里岡文化城址和宮室建築基址的角度》，劉莉：《中國早期國家政治格局的變化》，《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國早期文明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 年。

[2] 眾所周知，江西樟樹吳城遺址發現了城牆，發掘者認為該遺址的年代上限是二里岡上層（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吳城——1973～2002 年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5 年），因此筆者繪製本文圖一時除了作者提到的7 處遺址外再加吳城遺址。然而本書評完稿後，許宏氏在他的新書《先秦城邑考古》（許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同意關於吳城遺址城牆年代上限應是殷墟一期的觀點（施勁松：《吳城遺址與商代江南》，《探古求原——考古雜誌社成立十週年紀念學術文集》，科學出版社，2007 年）（《先秦城邑考古》上冊第205頁）。以上請讀者參考。

[3] 20 世紀末日本的中村慎一氏注意到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出現的周圍擁有城牆的聚落遺址，而且很難定義這些聚落是否已進入“城市”（city）階段。鑑於此，中村氏提倡了“圍壁集落”（いへきしゅうらく）概念（中村慎一：《中國における圍壁集落の出現》，《考古學研究》第44 卷第2 號，1997 年），嘗試系統分析古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步伐（中村慎一：《中國における都市の生成》，《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19 集，2004 年）。本文提出的“圍垣據點聚落”，就是沿用中村氏提出的看法，再考慮二里岡時期的特殊狀況而提出的概念。幾乎與此同時，在中國許宏氏也討論了同樣的問題，即在討論先秦時期聚落遺址時中文的“城市”（city）並不是很合適的概念（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最近他在他的新書《先秦城邑考古》裡採用“城邑”，即“指擁有圈圍設施的聚落”（許宏：《先秦城邑考古》上冊，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第10 頁）的概念。現在看來，兩者的思路確有共同點。

[4] 譬如，就本書141 頁的大周原遺址分佈圖而言，每個地名的字之大小不到2 毫米。恐怕海外及中老年讀者閱讀時會感到不易。

[5] 參見梁方仲：《中國歴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近年路遇、滕譯之兩氏將梁氏過去用的史料再次進行分析，提出了和梁氏幾乎一致的觀點，詳見路遇、滕譯之：《中國人口通史》，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岡田英弘氏主張三國時代的人口不到500 萬（岡田英弘：《日本建國前のアジア情勢》，《日本史の誕生》，弓立社，1994 年），顯然和上述三位學者的觀點不一致。然而如果不談從北亞、中亞進入中國的諸民族人口，只對漢族人口進行推算的話，可以說岡田氏提出的數據比較妥當。

[6] 田村實造：《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會》，創文社，1985 年。

[7] 許宏：《都邑變遷與商代考古學的階段劃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慶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術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年。

[8] 至2017 年，作者在其新著《先秦城邑考古》（許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中解釋瞭如此定名的緣由。他引用日本學者松丸道雄氏的考證（松丸道雄：《補說7 殷か商か》，《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1—先史～後漢》，山川出版社，2003 年），認同“商”是專指殷墟時期“殷”人的都邑，並非指成湯到帝辛的整個朝代；同時指出大邑商之前的都邑稱亳，屬學界共識。因而作者對早於殷墟的相關考古學文化和城邑名，均暫不冠以“商”字。

[9] 譬如，日本學者応時利明氏主張古代的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兩者的都城設計思想有互動關係。以後我們要從歐亞大陸交流史的觀點來研究中國都城的發展脈絡。応時利明：《アジアの都城とコスモロジー》，布野修司編《アジア都市建築史》，昭和堂，2003 年。

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

許宏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5

ISBN: 9787108055347 定價: 48.00元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許宏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5

ISBN: 9787108056832 定價: 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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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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