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落後捱打的歷史，即使一百多年後再讀，依然可以讀出深深無助。
自從1840年開始，就是隔些年就被列強輪流打，然後是一張張不平等條約，土地白銀割肉一般往外送。那就不能爭口氣？洋務運動也曾紅紅火火，洋槍洋炮北洋水師，看上去也威風無比，可就是戰鬥打響就現眼，常見稀里嘩啦。管他仁人志士們如何嘔心瀝血，就是一慫到底，直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響裡，徹底“慫”沒命。
為什麼會這樣慫到底？
對這個虐心話題，曾親歷洋務運動，為了大清國家尊嚴，在異國累死累活打拼的清末外交家郭嵩燾，卻發出過“雷人”評價：大清鬧到這熊樣，就怪有一種“賤人”太多。
什麼樣的“賤人”威力這麼大？聽聽郭嵩燾原話：“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大清）則與胥吏共天下”。在他看來，大清被搞得這麼壞，就怪這群“賤人”——“共天下”的胥吏們。
一：空前膨脹的大清胥吏
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史上，“胥吏”是個歷史悠久的角色：歷代的衙門都要有官，但只靠官，哪裡能辦得成所有事？所以也要有“吏”。特別是辦理文書等公務的小吏，就是《辭海》裡定義的“胥吏”。這些人沒品沒級，平日在衙門裡跑腿辦事，放在歷代封建統治者眼裡，地位也是“賤”得很，不但官場上上不了檯面，有時惹惱了官員，說殺就能殺。
比如著名的“水滴石穿”成語，就來自宋代官員張乖崖懲治不法小吏，為一文錢砍小吏頭的事。放在明初朱元璋瘋狂反貪的年代裡，只要“胥吏”們有不法行為，老百姓可以頭頂一部《大誥》，敲鑼打鼓把不法胥吏捆了送京城治罪，乍一看去，相當的沒地位。
但就是這些看上去沒地位的“賤人”，歷代的能量都不小：畢竟長期浸泡在官場，衙門裡根子扎得牢，又沒有仕途上升通道，當然就專注於蠅營狗苟。特別是那些熟悉條文與官場規則的老吏們，更常見覆雨翻雲撈好處，連主管官員都無可奈何。
比如在明末，胥吏出身的汪文言，就曾玩轉大明官場，智商手腕碾壓一眾“精英”。明末遺老顧炎武總結明朝亡國教訓時，更把胥吏腐敗作為致命一條：“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不過，痛心明朝滅亡的顧炎武，還是被時代限制了想象：取代明朝的大清王朝，在“胥吏腐敗”這條上，簡直是青出於藍。甚至不誇張說，漢唐宋元明幾大王朝的胥吏們，那些吃拿卡要的精明伎倆，放在大清胥吏面前，幾乎成了小兒科。
清朝的胥吏有多牛？首先得看看數量：由於大清高度集權，各級衙門的大小事務，都講究以“例”治國，也就是各類政務都要參照“前例”。所以丁點大的小事，辦起來都要翻遍各類卷宗，案牘工作量十分艱鉅，對“胥吏”的需求也就旺盛。外加大清八股取士，科舉考出來的官員，除了考試在行，實際工作常見抓瞎，更離不了胥吏搭把手。所以雖說大清對胥吏，有嚴格編制要求，可開國後沒多久，“編制”就成了空文。
以雍正年間反貪強人田文鏡的哀嘆，他的巡撫衙門，規定的胥吏“編制”是二十人，但用著用著，就膨脹到二百人，這還算是“節儉”的。大清京城各級衙門，理論上只該有胥吏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但實際上，京城哪怕一個小衙門，胥吏數量就動輒幾百人。地方的各級州縣，稍微大點的州縣，胥吏也得上千人。
發展到晚清光緒年間，大清胥吏的總數，竟追近二百萬大關。如此人多力量大，而且又不領國家工資，當然要瞪紅了眼搞錢。外加人數眾多，勾搭連環就容易，從此大清越腐敗，他們就越有空子鑽。早在清朝“康乾盛世”年間，“低賤”的胥吏麼，就不停展現出強大能量，鬧出不少“奇案”。
比如雍正年間，山陽縣過路鄉民王大狗，路遇該縣唐坤等三名胥吏，竟當場就被誣陷為殺人兇手，然後被押在唐坤家拷打六天六夜，咬牙交了六千錢才放出來，回家後就氣絕身亡。山陽縣知縣汪風英得知後，更捏造情節，幫助唐坤們脫罪。彼時重臣田文鏡更感嘆：
大清的知縣，十有八九都會被胥吏拉下水，沒當幾年官，就成了胥吏手裡的傀儡。清代吏治最清明的雍正年間，竟都有這類“神操作”。而從乾隆年間起，這類神操作，更都成了常規操作。乾隆年間就有“官擁虛聲”的說法，成書於乾隆年間的《紅樓夢》裡，賈政賈雨村等“官老爺”被胥吏輕鬆擺佈的劇情，就已是當時寫照。乾隆時代南征北戰，給大清攢足“十大武功”的福康安，竟都被戶部書吏勒索萬兩白銀。饒是福康安暴跳如雷，連呼“汝敢索我賄焉”，可小書吏不慌不忙，一頓巧舌如簧，竟說得福康安汗流浹背，乖乖掏錢了事。
如此“胥吏遮天”的雷場景，大清的吏治還能好？
二：把晚清往溝裡帶
待到鴉片戰爭轟開中國國門，晚清王朝墜入落後捱打的節奏裡，折騰了二百年的胥吏們，也是瞅準了新商機，蠅營狗苟的花樣，更是五花八門。
就以此中“老手”，京城衙門裡的胥吏們來說，
清末持續不斷的戰亂，居然都成了他們的提款機。如太平天國戰爭和捻軍戰爭，前方的將士們流血拼命，後方的“報賬”更成了學問，戰場上花出去的錢，撫卹將士的錢，購買軍備糧草的草，樣樣都是戶部的胥吏們過手。人家只要使個壞，一筆錢三五年批不下來，前線將士餓到皮包骨頭都白搭。所以從太平天國戰爭起，晚清的各位“名流”們，也都摸到了門道，每次只要“報賬”，都要先和戶部胥吏們談好價錢，堂堂封疆大吏，都要乖乖彎下腰送好處，否則卡你脖子沒商量。其中的窩囊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中興名臣”，各個沒少受。
而且千萬別以為，這種操作只是戰爭年代獨有。放在和平年間，朝廷修個堤壩賑個災，只要花公款，戶部的胥吏們，都要雁過拔毛。比如1886年，清政府治理山東黃河水利工程，撥款100萬兩，僅戶部胥吏史恩濤一人，就拿走了一萬兩，其他上千戶部胥吏拿走多少？審來審去都是糊塗賬。戶部的胥吏，當時就是出名的“肥工作”，其富庶程度，號稱“可埒王侯”。
當然，這其中的財，可不止是戶部一家發。比如吏部的胥吏，就連每年各級衙門的補官選官，都操縱在手。一個官位該誰當？胥吏們直接和候補官員談價錢，誰出錢最多就給誰。一番上下操作，基本能乖乖如願。兵部的胥吏們，也發著類似的財，相關武官的選定，武將成績的考核，說是官員說了算，基本就是胥吏勾搭連環。
所以，說起晚清歷史上，諸如“洋務運動”等轟轟烈烈的事業，很多評價有爭議，沒爭議的卻一條：形形色色的小胥吏們，真是從中發足了財。
京城的官員有油水，地方上的胥吏更不差。曾歷任封疆的曾國藩，就對各地胥吏的“發財”妙招刻骨銘心：一件案子發生後，交接經辦的各種手續，各級胥吏們都從中作梗，只要你給夠錢，再重要的證物說丟就丟，重要的證人說改口就改口。官司打的越久，各級胥吏越逮著原告被告玩命敲詐，不弄“苦主”個傾家蕩產絕不罷休。
打個官司如此，不打官司呢？1883年，御史譚承祖更憤怒揭露了民間胥吏的惡行：最起碼的徵稅，胥吏們都會肆意操縱，鄉民們交上的稅賦，往往是國家賦稅的數倍，多出的部分，除了官員拿一份，其他都被胥吏們瓜分。稍微有點錢的鄉民，更往往被胥吏們當“獵物”，往往都是連哄帶嚇，威逼他們多出錢，直到“必得重賄可免”。
這，就是甲午戰爭前，號稱“同光中興”的晚清年間，大清王朝真實的吏治，正如曾國藩的哀嘆：瘡痍赤子，其何以堪。這樣的大清，就算造出最先進的裝備，組建世界第一的艦隊，又如何能擋得住爛透的瓤子，逃得過滅亡的厄運？
郭嵩燾“胥吏共天下”的調侃，分明勾勒了一幅歷史畫卷，寫照了龐大的大清王朝，被蛀空的全景。
參考資料：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熊月之《略論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 、薛恆《清代對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的原因》、 劉敏《清代胥吏與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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