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國藩，著名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他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成功。
他出生於耕讀家庭，祖輩以務農為生，以這樣的起點達到了晚清四大名臣之首的高度，不得不說有著獨特的手腕和為官處世之道。
那麼，在腐敗之風盛行的晚清，像曾國藩這樣的名臣，又有著怎樣的錢財觀？《曾國藩的經濟課》展示了大量曾國藩私人賬簿，他不貪財，不古板，從個人經濟生活的解讀中，我們不僅窺探到了一代名臣的堅守和妥協，也瞭解到了晚清政治社會運轉的軌跡。
立誓不靠做官發財，但也懂得變通
明清兩代的官場有一個特殊現象，在“清廉”和“貪腐”之間，呈兩極分化。因為明清官場俸祿微薄，且封建社會沒有能建立起一套約束各級權力的有效機制，所以整體貪腐成了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就使得少數為官者的“清官文化”像一盞明燈一樣點綴了王朝。
大部分清官有理學素養，《曾國藩的經濟課》指出“理學家的快樂就在於與慾望為敵”。他們用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來彰顯意志的強大。而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家信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
曾國藩在三十歲立的這個誓言並不是虛言，雖然進了翰林院當了京官，甚至後來一路升遷，他有大把機會可以發財，生活窘迫萬萬不會和他有關聯，但是《曾國藩的經濟課》裡分析他的收入來源，最多來自借款和外官的禮儀饋贈。
當他辭職京官時，仍然欠下鉅債，到了湖南多年以後才把債務還清。彼時趕上母親去世，順路在江西“打秋風”得到了外官的千兩奠金，立刻拿出三百兩還了北京催的最急的債，剩下的錢依舊還賬和辦喪事。
但家屬回湖南的路費依然沒有著落，於是曾國藩讓兒子在北京開弔，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費，在家書裡一再要求只通知那些同鄉、門生，以及往來賬簿上有禮金往來的人，“開弔散訃不可太濫”，可見家庭經濟拮据如此，仍不忘適度原則。
從平頭百姓變成官宦之家，從京官到總督，在“花錢存錢”上治家嚴明
從曾國藩的祖父開始，曾家才有了一點家業，但也僅限是鄉紳階層的“小康家庭”，曾國藩考取翰林進京入職，路費也還需要四處拜客“打秋風”籌措“進京資本”。
小縣城出了一個翰林，翰林的家人自然也會大不一樣。階層變了，交往層級高，面積廣，收禮多，支出也自然巨大。比如曾祖父去世，即使曾家不想大辦“全不發訃文”，但“每日來吊者，三二百人不等，每日十餘席”。
二品大員的家人，必要的體面也是要有的，曾國藩母親去世時，喪事規模更大，喪事辦完，還要有佛會。曾國藩長子在長沙結婚時，曾國藩在京沒有出面，婚事由曾父曾麟書主持，巡撫以下高官無不親自拜會。曾麟書是一個老秀才，如果不是兒子當京官，恐怕他此生沒有啥機會能見到巡撫。
諸如此類的排場、往來應酬，使得曾家錢財內耗嚴重，數年外債虧欠。但曾國藩有一個特別會生財的弟弟叫曾國潢，他利用士紳身份，行排解糾紛之事，從中賺取錢財。曾國藩多次在家書中批評弟弟“干預公事”，真正做到了本分為官。在錢財積累上，不滿弟弟四處買地，他要求家人“望家中無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不僅對老家的親人如此要求，曾國藩即便當了總督之後，對自己的吃穿住行也很不講究，請客用“瓦器”，穿衣“冠靴敝舊”。對自己的妻兒要求同樣嚴苛。比如，他的夫人手無餘錢，要親自下廚燒灶、紡紗織布，整個總督府只有兩個女僕；孩子穿太華麗的衣服會被訓斥，小孩子要穿大孩子穿舊的衣服……
身為總督家眷，可以想見她們在與同一層次家庭社交時，有多尷尬。
創立湘軍，擁有絕對的財政大權，卻是一個“不要錢”的大帥
清代軍隊實行“低餉制”和文官實行的“薄俸制”一樣，都透露出封建皇權統治的自私短視性，而低餉製造成的貪腐問題幾乎也是朝野盡知的秘密。軍隊訓練水平和士氣低下，軍官道德敗壞，吃空餉、剋扣軍餉等問題在清朝屢見不鮮。
曾國藩一手創立湘軍後，對士兵一點不摳唆，果斷給兵將“厚餉”，以高薪養廉，作軍士之氣。當時的湘軍，屬於朝廷編外部隊，國家無力供給軍費，只能在財政上放手，因此，湘軍的籌餉權完全歸曾國藩所有。
據《曾國藩的經濟課》記載，曾國藩作為湘軍最高統帥，初步估算一年合法淨收入可達五千四百兩，何況他又有絕對的財政權，十多年的軍旅生涯裡，能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但凡他有一點貪念，上下其手，積累百萬資財實在是小菜一碟。
然而，湘軍時期，曾國藩寄回家裡的錢，卻比京官時期還要少，平均每年寄回家裡的錢只有一二百兩。
那麼，大帥的合法收入都用在哪裡了呢？
曾國藩奉行“以身許國”“以軍為家”，設立了一個銀錢所，專門派人管理自己的工資收入，並且每一項收支都會公示，而不是由家人管理。
也就是說，在軍旅生涯裡，這位最高統帥很可能沒給自己設立固定收入，而是依據公務因地制宜的支取，去向則有供軍隊開支，和地方公益事務。他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就有指示要在救濟鄉紳百姓上放手花錢。
深諳官場之道，應酬吃喝、送禮行賄不能免俗，但厚道圓融
曾國藩雖然在錢上不貪不念，但不代表他所有開支都光明正大。身在官場，拜客戲酒，應酬走人情，曾國藩和一般官僚並無不同，只是，他會在不能免俗的同時，儘量降低規模，不給下屬造成困擾。
灰色支出也是必不可少的。作為地方大官，每天冬天他要給京官送禮，稱為“炭敬”，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迎來送往，或者有官員從他地盤路過，也要送禮，叫“程儀”，這是官場經常發生的支出；地方官進京時也要送“別敬”，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時，路過北京，他給親朋故友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給兒子寫信時提及此事，還覺得不夠豐厚。
在《曾國藩的經濟課》裡還有他為什麼要給戶部行賄八萬兩的分析。綜合來看，在經濟上，曾國藩雖然保守、勤儉，但也有著通透的處事用財之道。他立志學做“聖人”，卻不願意成為海瑞式的清官，做到了個人信仰和時局時勢的相融，不愧是一代名臣名將。
閱讀更多 浮生七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