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中興”，中國保守勢力最後的抵抗！

晚清的“同治中興“是中國政治精英試圖藉助傳統的政治、文化、道德理念，來挽救清朝的一次努力，也是最後的嘗試。因為之後無論是改良路線還是革命路線，這背後的理念都吸收了很多的外國思想，但由於這種路徑的先天不足，同治中興失敗了。

我們關注的就不是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曾國藩這些人物或真或假的歷史軼聞，而是能上升到清末以來中國政治和思想走向的高度，對歷史有更高更新的認識。

下面就進入正題，我們分五個部分來講：（長長的文章開始嘍！）

第一部分

我們先來說說第一個問題，所謂同治中興宄竟是怎麼回事。

要說同治中興，那得從同治之前， 就是咸豐朝說起。在咸豐末期，清朝的局勢可以說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燒了圓明園，咸豐皇帝狼狽逃往熱河；與此同時，在清朝稅賦的主要來源江南地區，也正經歷著太平天國運動；同年10月底，清政府被迫跟英法俄分別簽了《北京條約》，割地賠款，特別是沙俄，割佔了中國東北大片的土地。1861年8月22日，咸豐皇帝鬱鬱而終，六歲的几子載淳繼位，就是後來的同治皇帝。

載淳的年號本來不叫同治，咸豐皇帝駕崩的時候，大臣們擬定的新年號叫“棋祥"，準備第二年改元。但是這個年號還沒來得及用，慈禧太后就聯合咸豐的弟弟恭親王奕沂，也就是著名的“鬼子六"發動了一場政變，幹掉了咸豐臨終指定的輔政大臣肅順等人。這場政變就被稱為“棋祥政變"也叫“辛酉政變“，為1861年這一年是農曆辛酉年。

之後，慈禧太后接受大臣建議，改元“同治“。據說她之所以選擇這個年，是因為它暗喻兩宮皇太后“共同治理”。就這樣，棋祥這個年號還沒來得及使用就被廢棄了，1862年就成了同治元年。

從當時國內國際的局勢來看，好像清王朝馬上就要玩完了，然而同治一朝，竟然對內平定了太平天國等四場運動，對外跟列強的關係也緩和下來，並且還建立了一些早期的近代工業，政治上也出現一定程度的開明，國力和民生都有所回升。這個勢頭，基本貫穿同治一朝，也就是1862年到1874年，這就是所謂同治中興。

中興意思是落後之後再度興起。中國有句古話叫“一姓不再興“，姓氏的姓，姓就指一個朝代，因為一個朝代的君王一般都姓同一個姓。這句話就是說一個王朝衰落之後，就很難再復興了。所以，“中興"這種事是相當罕見的，中國幾千年也就發生過這麼幾回。像周朝的“宣王中興“，漢朝的“光武中興”，後來唐朝中後期也有所謂“肅宗中興“、“元和中興”，南宋開國時候也號稱中興。不過這些多是名不副實，後世也有很大爭議。

第二部分

“同治中興"這個說法，本身就是對同治一朝的高度肯定，至於說這個中興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實，我們該怎樣評價這段歷史，我們最後再來探討。接下來先看一看第二個問題：同治中興的局面是怎麼形成的。

關於這個問題，總結了四點原因，其中兩個是國內的，兩個是國際方面的。

國內的分別是：一個精明的、有一定現代視野和自由度的文官政府的建立，以及滿漢矛盾的趨緩；國際方面的則是：列強調整對華立場，以及中國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對中國親善的外國人。下面我們逐一來講。

受到一些影視文藝作品的影響，可能很多人印象中，咸豐一死慈禧太后就大權獨攬了，其實不是這樣。在同治朝初期，同治皇帝年幼，兩宮太后的權力相互制衡，慈禧直到1865年才逐步掌握最高權力，再之後又經過大約十年，慈禧才獲得獨裁地位。所謂同治中興，主要就是在這個時間段。

在這期間，清朝事實上是由恭親王奕欣為首的文官政府來掌控的，他們的特點是精明強幹、視野開闊。雖然他們還是傳統官僚，未必有多少現代性，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給他們留下了足夠的警醒。

同時，辛酉政變中咸豐留下的滿族重臣被大量清洗，也為當時的賢才上升騰出了空間。這樣的形勢下，同治年間的文官體制對外慎重，處理內部問題時，則多了一些彈性和靈活。文官體制還恢復了天下士人對朝廷的期望，特別是飽受戰火的江南才子們，在戰火平息後又能參加科舉了，這樣一來，同治朝的社會凝聚力因此也得到了部分恢復。

另一方面，內外危機還意外地讓清朝的滿漢之別得到了緩和。其實在咸豐朝，清朝早期制定的滿族優先政策就已經後繼乏力了，曾國藩、左宗棠這些漢族重臣，在咸豐朝就得到重用，連保守的滿族大臣肅順，也認為需要授予能幹的漢人更大的權力。從咸豐朝末期到同治一朝，像“禁止漢人移民東北"“科舉中滿族考生用滿文答卷"，“旗人的一些法律特權"這些以往造成滿漢隔閡的政策，都大大放鬆甚至廢止了，可以說除了八旗制和滿漢不通婚這兩條沒變，其他的滿漢界線基本消除。這種滿漢融合的步伐，直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才停下來。這樣民族界線模糊的局面創造了一種滿漢上層和士人共治天下的圖景，雖然血統上有差異，但在文化意義上，滿漢上層成了維護中國法統、名教的盟友。

除了這些內因，還有外部的原因，首先是西方列強對清朝的所謂“好感時刻”到來了。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西方開始正面接觸之後，列強特別是英國，對清政府非常看不上，比如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的英國首相巴麥尊。我們常聽說一句話，“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很多人說是丘吉爾說的，其實真正的出處就是這位巴麥尊。

直到1857年他還宣稱，“清政府不是一個合法的主權國家"，但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明白過來了，要是不承認清政府，那他們和清政府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從法理上說也就站不住腳了。所以他們認識到，要承認並且維護清政府，因為這就是維護他們各自在華的利益，所以對清朝的態度有所緩和。

出於這樣的考量，對於同治年間，民間的中英衝突，英國採取了相對剋制的態度。

1869年，臺南的民眾搗毀了英國人在當地的教堂，英國駐臺的代理領事吉必勳和一名下級海軍軍官使用了武力，結果英國的處理是：降了吉必勳的職，歸還了索取的賠償。

英國是當時的頭號列強，他們的態度也帶動了法俄美這些國家，它們也都認識到，支持清廷更有利可圖。同時，隨著一些外國外交官深入瞭解中國，為中國文化著迷，也出現了一些外籍的中國利益維護者。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威妥瑪、衛三畏、赫德和蒲安臣，西方的對華強硬派媒體曾經點名批評他們是“比大沽口炮臺更能有效抵禦西方文明的四角堡壘”

威妥瑪同治年間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發明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讀方法“威妥瑪拼音"；衛三畏曾9次代理美國駐華公使，退休後成為是美國第一位職業漢學家；赫德1861年起在上海任職於海關總稅務司，掌管晚清海關達半個世紀之久，創建了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1911年去世後被清廷追授太子太保；蒲安臣是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這些人物的歷史評價雖然仍很複雜，但在同治年間他們影響了清廷的政策走向和治理方式，引入了現代政府的一些原素，有時還阻止了西方列強治外法權的濫用。由此也幫助清朝在19世紀中期搖搖欲墜之時勉強站穩了腳跟。

第三部分

正是這些內因和外因的綜合作用，為所謂同治中興的出現提供了條件。那麼，“同治中興”取得了哪些成績呢？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同治中興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恢復穩定；2、賢人政治；3、建立近代工業；4、設立新式軍隊。

首先是恢復了國內的穩定

“同治中興"的精英們做的第二件修復社稷的大事，是推行“賢人政治“，“同治中興"的主要推動者，在中央是恭親王奕欣、先後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的瓜爾佳·文祥和沈桂芬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等人，地方的這些重要人物後來也進入中央。其中最有樣本意義的就是曾國藩，從他留下的家和奏摺中可以看到，曾國藩廣泛論述了他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包括軍隊改革、農業復興、道德、對外、工業化、教育、財稅等方方面面。他的這些看法和思想統統是儒家視角，使用的是儒家詞彙，行動依照的是儒家標準。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特點而是同治重臣們的普遍共性，儒學哲學起到了貫穿、統一他們思想和行動的綱領作用。就是說，同治中興依託的思想資源，是儒家哲學這一最傳統的思想，同治朝的國家決策層還是寄希望於師法於傳統和祖輩的智慧，

此外，同治朝在江南恢復了因為太平天國而停滯了十多年的科舉，在考試上也引入了一些時政策論方面的題目，更注重培養有真正治世才幹的人。比如清末的名臣張之洞就是因為在1863年的殿試中，對於太平天國等現實問題回答出色而受到讚賞的。

同治朝還在限制賣官鬻爵、淘汰不合格官吏、嚴肅法紀等方面做出過努力。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山東巡撫丁寶楨殺了違法亂紀的慈禧紅人，大太監安德海，而他的仕途未受影響。這部分說明了同治朝吏治整頓是相當嚴肅的事，而政府的主要官員，也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工業和新的財政來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是農業社會，所以同治名臣們首先重振了農業，來作為經濟基礎，比如安置流民，低價售賣或是租賃土地、種子，減免賦稅等等。另外，在戰爭中清政府終於認識到了工業的重要性，他們嘗試了建立近代工業，這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洋務運動"。中國的第一家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出現，中國第一次嘗試現代的採礦業、鐵路運輸、電報通訊，都是在這一時段。

第四件大事，是同治朝官員們建立了新軍以及配套的軍工業，這也是所有改革項目當中，他們最感興趣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清朝決策層面臨的是非常大的矛盾，一方面作為傳統的中央武裝力量的八旗和綠營早就腐化，沒有戰鬥力了，不足以應對國內外的軍事需求。但另一方面，如果依賴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壯大起來的地方武裝，又恐怕會出現唐末藩鎮割據那樣的局面，地方大員會擁兵自重。幸運的是，曾國藩、李鴻章這些軍權在握的人，並沒打算另立山頭，隨著戰爭的減少，曾國藩的湘軍等地方武裝主動裁軍，這種局面讓朝廷有信心編練新軍，嘗試軍事改革。

1865年夏天，長江水師成立，包括800名軍官和1.2萬名士兵，成為當時東亞最強的海軍。同年江南製造局成立，在這裡工作的工人薪水是當時農民的4到8倍，實行每天8小時工作制（現在996羨慕不）。1868年，江南製造局建造的現代型炮艦下水，隨後，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沿政局附屬學校開授工程技術、駕駛、法語、英語、化學、冶煉、國際法等現代課程，培養出了嚴復這類的傑出人才。同治朝還聘請了一批外國人直接擔任軍官，其中比較有名的像我們在歷史課本里看到的華爾·戈登，以及他們指揮的“洋槍隊"，不過同治朝廷從沒放鬆過對他們的警懼，朝廷專門為這些人設計了“雙龍寶星"的勳章，看上去很榮耀，但其實並不在正式的國家軍功體系當中，這樣，就防止了他們的軍銜提升過快、權力擴張過大。

綜上，我們再來重複一下“同治中興"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四個方面：恢復穩定，賢人政治，建立近代工業，設立新式軍對。

那麼這些努力的成果如何呢？我們可以說，至少在當時看來還是比較令人矚目的，曾在清朝任職的德國軍官日意格在1872年寫道：中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英國的《泰晤士報》在一篇評論中興成就的文章中承認了這一觀佔。事實上，這些成就作為同治中興的遺產，在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中，也保證了中方在硬件方面至少沒有落後太多，

至於戰爭勝敗，主要是更基礎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決定的。

另外在外交上，清廷在學著適應西方遊戲規則同時，仍然艱難地維持著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像越南、朝鮮這些從前的朝貢國，在這個時期又開始向北京派遣使者了。當時的外國觀察家對此大為驚訝，他們評論說：這些朝貢國是在“繼續崇拜中國的影子"

第四部分

前面說了同治中興的主要成績，確實，它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個“第一次"，尤其考慮到這種成就是在咸豐朝內外交困的爛攤子基礎上實現的，確實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然而，我們都知道，同治朝之所謂的中興，最終沒能讓清朝免於滅亡，在甲午戰爭中跟同時期開始維新的日本正面對抗，更是一敗塗地。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同治中興的表象之下，隱藏著哪些導致未來失敗的隱憂呢？

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講的第四個問題，也是這段歷史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同治中興為什麼最終會失敗？又是什麼因素阻止了中國社會向近代化、現代化的轉型？

前面交代了，同治朝，是從1862年到1874年，但是所謂同治中興這個歷史階段，並不跟同治朝的起止完全吻合。在這裡， “同治中興“落幕的標誌性事件，那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很多外國人居住在天津，他們的傳教，以及一些不法行為，跟當地中國居民一直有摩擦，大家相互看不順眼。當時，在天津的法國傳教士建立了育嬰堂，育嬰就是養育嬰兒主要是收養棄嬰，而由於他們會給送來嬰兒人一筆錢，這就被理解為買嬰兒，實變相鼓勵了拐騙嬰兒的為，民間一直對他們這種行為很有非議，甚至傳言，育嬰堂吃嬰兒的傳言。

6月19日，迫於民間壓力，天津道臺約見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搜查教堂，第二天，主管神機營的天津最高長官崇厚親自介入。當雙方備向上彙報的時候，當地道臺、知縣等人再次要求進入教堂，傲慢的豐大業在秘書陪同下闖進了崇厚的官邸，向崇厚連發兩槍。官邸外面的地方官、士紳、民眾隨後圍住了豐大業，豐大業開槍打死了其中一人。憤怒的人群當即殺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之後又燒燬了法國領事館，衝進教堂、殺死10名法國修女、2名法國神父、7名各國僑民和一些中國教民。

就這樣，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總理事務衙門和列強苦心經營的“蜜月期”就結束了。消息傳回歐洲後，對華開戰的聲音再次響起，雖然在當時的直隸總督曾國藩等人的勉力維持下，最終仗沒打起來，但是，這一下中國在列強以及西方民眾眼中的印象分，一下就降到谷底了，之前對實現“同治中興"非常重要的寬鬆的外部環境，逐漸就喪失了。此後，隨著中興名臣中曾國藩1872年去世，瓜爾佳·文祥1876年去世，以及恭親王奕欣受到慈禧的猜忌和排擠，同治時期的文官體制其實已只剩下殘影。嚴格地講，天津教案和中興名臣們的謝冪，只是'同治中興"落幕的象徵，同治中興並不存在一個精確的截止時間點。但後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確實在“同治中興"期間就已經初露端倪。“同治中興"的基因中，帶有天然的致命缺陷。我們可以歸納出。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固守以“禮"為核心的習慣，而沒有建立有助社會轉型的法律體系。

中興名臣們試圖採用的，還是在過去幾千年中維持中國運轉的“禮教”以“禮"來作為法。換句話說，他們只想修復一個以“禮"來作為運轉法則的舊式的社會，而沒有想到也沒有嘗試，建立一個以“法"為基礎的新式的社會。這種認識和追求，就註定了同治中興有太多無法逾越的侷限。比如說，“同治中興"的精英們雖然尊農重農，但並沒有發展到解決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同樣，出於固守“禮"的使命感，他們從沒打算打破社會等級秩序，讓社會新生力量參與到中興事業上來，相反是極力維護原有等級，原有價值觀。種種思想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沿襲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這點其實從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我們就能感受到。無論是早些年的《胡雪巖》、《喬家大院》還是前不久熱播的《那年花開月正圓》，從中我們都能看到，晚清的商人，任你富可敵國，在權貴主導的政治秩序面前，還是毫無還手之力，所以他們的財富和智慧沒法發揮充分的作用，來影響社會的發展。反觀歐洲和日本的商人，在社會轉型期，堪稱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

第二、落後的財稅金融體制沒有跟進，沒有催化出新的金融業。

比如，清朝後期，海關收入對清朝財政以及格式舉足輕重，但是對於現代化的海關對國家財政的重要性，即使中興重臣文祥也缺乏基本認識。也跟赫德的一段對話很有代表性，他對赫德說：“如果你們外國人回到自己的國家，還我們以平靜生活，我們願意把你們帶給我們的所有海關增收都給你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便時文祥這樣的百治朝政治精英，在接觸了新的金融機制之後，也沒有意識到參照這個模式改造帝國金融，是富國強兵的關鍵，而是不惜放棄這部分收入，也寧願回到閉關鎖國時代的所謂寧靜之中。

第三，是認識不到對外貿易的必要性。

乾隆皇帝雖然喜歡來自西洋的新鮮玩意兒，但從根本上，把這些視為一種奇技淫巧無用之物，而到了同治時代，政治精英們對新鮮事物的認識可以說並沒超出乾隆的水平。比如負責對外貿易的名臣劉坤一就曾經表示，外貿對中國製造業是一種危害，因為會擠佔中國產品的市場。

第四，與近代化相適應的新學體系沒有發展起來。

雖然同文館、天文算術館建立了起來，但近代化教育並沒有普及到基層，全民教育體系更是談不上。即使是有機會進入同文館的貴族子弟，他門學習新學，也更重視自己的舊學修養，因為這些舊學，更有利於他們的仕途。

第五，是在近代化進程中自縛手腳，顧慮太多。

恭親王承認鐵路的潛力，但同時擔心，一旦鐵路修通，成千上萬的失去傳統生計的人將丟掉飯碗。同文館對翻譯外國科技著作充滿熱情，但又唯恐這些新的思想觀念動搖傳統、動搖清朝的統治基礎，因此大量的譯著，翻譯完之後就被束之高閣，而沒有真正投入到應用領域。後來這些中國翻譯、編寫的書籍，都被日本的維新派視如珍寶。

第六，是同治時期短暫出現的文官體制，最終在慈禧重新確立獨裁體制後壽終正寢。

隨著慈禧權力的不斷擴大，曾經在同治中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文官政府也時斷時續，恭親王奕欣的宦海沉浮，就是最佳的樣本。他幾起幾落，手裡的權力不斷縮小，也越來越無所作為，最終1884年中法戰爭，以恭親王為首的軍機處被勒令全體下崗，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之後，國事更加不振，“同治中興"短暫出現的興旺氣象蕩然無存。

第五部分

以上這六點，就是我們總結出的同治中興失敗的六點原因。說完這部分，我們就剩下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把同治中興稱為“中國保守勢力最後的抵抗”。

其實這個答案就在對同治中興失敗原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總結成一句話，那就是，當遭逢晚清種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中國的決策層雖然認識到了要採取重大的變革來應對危機，但是他們沒有找準變革的方向，出於種種原因，他們選擇從過往的經驗中尋求出路，希望借用傳統的儒家意識形態和制度，讓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揮作用，應對危機。

在意識形態上，“同治中興”不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而是一次全面復古運動。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同治時代的各項改革，也就只停留在技術上，而沒有推向縱深領域。這些基因裡的不足，加上國內的腐敗、民族隔閡等頑疾，國外的列強的覬覦，種種因素最終決定了“同治中興“悲劇命運：它既是傳統的中國保守主義者面對西方的最後一次頑強抵抗，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第一次天折。

完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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