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還未結束，有人已經先失業了。

2月27日，還在湖北荊門老家隔離的“90後”單身女生張凱琪（化名），收到了遠在深圳的單位下達的辭退通知書。公司解釋，因組織結構優化，要與張凱琪解除勞動合同。事實上，在之前斷斷續續的與公司的溝通中，張凱琪心中已經比較明確了公司的辭退態度——很堅決。

還差一個多月，張凱琪就在這家教育諮詢公司待滿一年了，原本的勞動合同要到2021年才到期。公司決定，補償張凱琪一個月的底薪，及疫情期間按照國家政策發放的工資。公司沒有提前一個月通知辭退，且未發放“代通知金”，這讓張凱琪不能接受此補償方案，因而與公司的第一次協商以失敗告終。

代通知金，即平時所說的“N+1”補償方案中的“1”。依據《勞動合同法》第40條規定，企業在法定情形下解除員工勞動合同，如未提前30日書面通知員工，則應以支付1個月工資作為該30日通知期的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2月27日下達的辭退書，卻寫著公司與張凱琪在2月20日解除勞動關係。公司的操作，著實讓張凱琪感到些許憤怒。

諮詢律師後，律師提醒張凱琪，微信消息並不能代表是公司行為，也可能只是個人行為。因此，張凱琪要求公司提供一份書面的辭退書，但是公司遲遲沒能發放。張凱琪還給仲裁院打過電話，工作人員告訴她，現在深圳市南山區的仲裁案子，至少要排到6月份。這讓張凱琪感到些許受挫。

當前，全國疫情攻堅戰正進入最吃緊的階段，包括湖北省在內的多個省市都未解除封鎖，大面積的復工潮還未來臨。各行各業都在承受著疫情帶來的衝擊，儘管有關部門呼籲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儘量不裁員，不過，一些裁員事件已經悄然發生。被裁的員工，包括無法外出的湖北籍員工。

與此同時，在遭到辭退後，如何重新找到工作，也是張凱琪比較焦慮的地方。智聯招聘調查顯示，相比2019年同期，復工第一週（2月3日-2月7日）的招聘職位數下降了71.66%。

張凱琪的遭遇在因疫情而被解僱的湖北人中頗為典型，《鳳凰週刊》與還在湖北荊門隔離的張凱琪聊了聊她被公司解僱的經過。以下是張凱琪的自述。

封城無法返工，線上辦公遭拒，三次通知限期返崗，轉眼就被辭退

2月20日，直屬領導突然讓我把手上的客戶資源對接出去。我當時就很納悶，直接問為什麼，他才說實話，告訴我公司現在經營困難，需要壓縮成本，不然總部也撐不下去

我當時很反對這個決定，告訴他疫情期間解除勞動合同是違法的。不過，並不管用。後面公司大boss就直接安排我的直屬上司，跟我溝通賠償問題。具體賠償是：第一，疫情期間按照國家政策來發放工資；第二，因為我工作沒有滿一年，只給一個月底薪的補償。

這樣的補償結果我並不滿意，因為我們底薪跟實際的薪資有較大差異。而且，公司沒有提前一個月通知我，也沒有給我發放代通知金。所以，這一次協商未能達成一致。

這次溝通後，每隔兩天，我連續三次收到公司的“限期返崗通知書”，分別發生在2月21日、24日和26日。內容就是，通知我在2月27日前返崗工作，如果未能在期限內返崗，就按曠工處理，且公司有權依法解除勞動合同，且不支付任何經濟補償。

這期間，我反覆將荊門市發佈的官方防控消息發送過去，但是領導質疑，這些政府通知只能證明“外面的人進不來，不能證明你出不去”。

雖然給出了不能外出的證明，他還是隔幾天就給我轉發“限期返崗通知書”。到26日，我實在沒忍住，就問領導，每天發這樣的返崗通知的意義在哪裡？荊門是湖北省疫情比較嚴重的城市之一，我們從大年初二就實行封路，所有交通都停運了，我實在回不去。

我就質疑領導，是不是想以曠工的理由，讓我主動離職。他當時回覆“不會讓你主動離職”。

回想起來，我被辭退前，公司已經有一些反常的地方。2月10日是公司復工的日子。開工前，直屬領導先私下問我能不能正常返回深圳上班，後又在工作群裡詢問有哪些人不能正常返深。我就告訴領導荊門封城的實情，不能按時回去。

收到解除勞動關係的通知後，我才瞭解到，當時上報不能按時返深的人，都收到了辭退通知書。加上我一共4人，包括兩名在試用期的員工和一名已經工作一年半的員工。公司總共就20幾個人，只有我一個湖北籍員工。

公司正式上班前，我已經向領導請示，可線上辦公。但是領導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認為，我們的工作在線上辦公意義不大。實際上，我們的工作主要就是遠程對加盟商提供一些協助和幫助，在我看來，線上辦公是完全沒問題的。

後來我瞭解到，深圳規定，如果員工提供了正常工作，企業就正常發放工資；沒有正常上班就只發生活補助。不過，直到收到辭退消息前，公司都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說明，是按照我的合同性質來發，還是按照深圳當地的生活補貼來發放。

我不知道公司拒絕我線上辦公，是不是一個藉口，這沒辦法界定。不過，這期間，我一直有線上回覆客戶的一些問題。

勞動局調解失敗，公司回覆直接走仲裁，但法院排隊已到6月

在2月27日收到解除勞動關係通知的早上，我們還在斷斷續續地溝通著。我就說，希望公司給我一個明確的回覆，到底是希望我去上班，還是確定辭退？如果是辭退的話，需要給我一個書面的通知。

當時領導就回復說，“你覺得不能接受目前給出的賠償，就繼續上班。”我繼續問，“你也沒問過我，願不願意繼續上班？”他當時沒有立即回覆我，隔了一會兒，他就直接說，“你不願意上班就走辭退囉。”

幾個小時後，公司層面就下達了一份非正式的辭退通知。我感到不解的是，明明是2月27日發的辭退通知，卻寫著2月20日與我解除勞動關係。相當於給我少算了7天工資。

我們公司一般是每月15日發一部分工資，過幾天再發另一部分。到目前，2020年1月份的工資是正常的。

從公司透露出辭退消息後，我就跟深圳市南山區勞動局取得過聯繫。直到2月28日上午11點，我才接到了深圳市南山區勞動局的電話，對方問我是怎麼想的，要不要繼續回去上班。我當時已經比較明確了公司的態度，就回復說不太願意，而且我確實走不了。誰也不知道，疫情還要持續多久。

工作人員說願意出面幫忙協調，掛完電話，他就給公司領導打了過去。等了不到一分鐘，又接到了勞動局工作人員的電話，告訴我，公司不接受調解，讓我直接走仲裁。

我當時就想，既然公司態度如此堅決，那我肯定也只能走仲裁了。所以，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收集資料，準備走仲裁。2月28日下午，公司領導又給我打了一個語音電話，但是我沒接到，後來，我發了消息說農村信號不好之類的，直到現在也沒有收到對方回覆。

這期間，我一直在諮詢律師。律師告訴我，微信消息並不能代表是公司行為，也可能只是個人行為。我還在協商讓他們出具一份正式的書面辭退通知書。

目前的遭遇，讓我覺得，公司非常沒有人情味。更讓我心寒的是，整個疫情期間，作為公司唯一的湖北籍員工，我沒有收到來自公司方面的問候。我有家人也在廣東工作，疫情期間，他們公司都是鼓勵湖北籍員工先不要返回，而且，還收到很多來自人事或者行政部門的關懷。當我預感到可能要被辭退的時候，就跟家裡人交流過，他們就說，為什麼我的公司奇奇怪怪的。

仲裁是肯定要走的，但我現在糾結的是，我到底在申請仲裁的時候，是選擇違法違約，還是經濟賠償。律師告訴我，可以嘗試去申請違法解約。但是，我的朋友勸我，公司其實也沒有太過分，還是凡事留一線、日後好見面。但是，我內心裡面還是覺得他們的處理方式，我沒辦法接受。

走違法解約的話，其實金額跟提正常解約的賠償金也差不多。因為我是2019年4月入職，籤的是三年期的合同，現在工作還不到一年，對我來說，“N+1”或者“2N”的賠償金額差不多。

除此之外，我給仲裁院打電話瞭解過，他們告訴我就算現在提交了，可能要排隊到6月份才能開庭。所以，我現在還沒確定好，到底怎麼選擇。

同情公司處境，但不接受違規裁員，擔心後續求職因適婚年齡遭歧視

我是湖北荊門人，很多親戚都在廣東上班，每到過年，我們都會回荊門農村老家過年。原本我是打算乘坐高鐵從深圳回荊門，但是沒搶到票，1月20日的時候，就擠著親戚的私家車回了老家。

坐高鐵回家，要在武漢轉車。現在看來，沒搶到高鐵票也是一件幸事。

回到荊門兩天後，也就是臘月二十九（1月23日），武漢採取了“封城”措施。當時，我和家人也已經意識到，疫情確實比較嚴重。原本計劃大年初一、初二去拜訪一些親戚的計劃也擱置了，因為親戚中一些是從武漢回來的，他們也主動說“你們不要過來了，我們也不過去了”。

到大年初二，荊門市也採取了封閉管理。因為我是黨員，村裡採取防疫防護的時候，我還以志願者身份幫助村裡去進行道路封閉等工作，比如設置路卡、執勤等。不過總體來說，因為在農村，新冠肺炎還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鎮上出現了幾例確診病例。

我記得2月24日武漢出現防疫通告“朝令夕改”之前，村裡是給發放通行證的。不過，必須要求公司開接收證明，要求必須返回去，拿到公司的接收證明後，政府才給開具通行證。但是這也是有條件的，因為所有公共交通停運，只允許自駕的方式通行。現在的情況還不太清楚。

在與公司溝通離職賠償的整個過程中，我的情緒並沒有過多的波動。不過，說不焦慮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成年人要自己學會調節。疫情可能對個人的影響很大，但是說實在的，對很多公司的影響更大。

我們是一家教育加盟諮詢類的公司，主要為一些加盟商提供服務，以此收取服務費和加盟費。受疫情影響，加盟商或者有意向加盟的客戶肯定會減少，公司經營有困難，我也能理解，甚至做出裁員的決定，我都能接受。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同情公司的處境，但是我不能接受不合法合規的裁員。

公司現在具體的情況，我不太瞭解。前幾天，我委託一個同事幫忙，她告訴我，大家在最近都陸續回辦公室辦公了。他們之前一直在線上辦公。

我現在還沒有重新求職的打算，一方面，以我工作多年的經驗來判斷，近期招聘需求是很少的；另外，我現在還不能確定什麼時候能回深圳。

作為一名“90後”單身女性求職者，會不可避免地面臨企業詢問什麼時候結婚、生子之類的問題。這也是後續求職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來這家公司之前，去面試另外一家公司的時候，面試人員耗費了很多精力去問我的個人婚姻狀況，整個過程讓我有被冒犯的感覺。實際上，女性工作者的年齡和生育問題，肯定會影響到用人單位的最終選擇。以我現在的年齡，我再去找工作，還是感到比較恐慌。

儘管如此，短期內，失業並不會對我產生太大的經濟壓力，因為我現在在老家生活，成本很低。但是返回深圳後，就說不定了。回老家過年前，我退租了每月房租大幾千的公寓，這個臨時的決定，為我省了一大筆開支。

疫情結束後，我還是會回到深圳，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對我來說，現在最緊要的還是收集仲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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