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雖然數字與實際有出入，但足見春秋時期，臣弒君之易，君失國之頻。
為何這一時期弒君這麼容易呢？
我講三個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01
發生地：楚國
關鍵詞：強諫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楚國。
《左傳·莊公十九年》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
有個叫鬻拳的大臣，對楚文王的決策不滿，強行進諫。具體是怎麼個“強諫”法，不清楚，我猜應該就是絮絮叨叨、死纏爛打，逼著楚王要聽自己的。
楚王當然不會理睬他。
文的不行，就改動武。
鬻拳於是搞兵諫，“臨之以兵”，不是靠軍隊，而是自己拿著兵器挾持楚王，逼他就範。
楚王害怕，就說好好好我聽你的，然後真的從了。
如果放到後世，這個行為可能發生嗎？入宮前不要過安檢的嗎？
說明這一時期，臣子入宮的安檢規範肯定沒有普及。可見弒君之易，一言不合拔刀就能辦成。
後世臣子見君，戴甲懷刀，可視作謀反，大概也是從先秦這些故事裡面吸取的教訓。
雖然行事衝動，但鬻拳的動機不是犯上作亂，真心是為了楚王好。
這次強諫過後，他為自己的衝動行為自責（但沒後悔），說：“我用兵器威嚇國君，罪莫大焉。”於是自己砍斷腳謝罪。
楚文王竟然也沒殺他，而是讓他去做守城門的大閽。
這一守城門，又守出事端來了。
《左傳·莊公十九年》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
楚文王在外征戰，吃了敗仗，灰溜溜回國。結果到了城門口，這個鬻拳就是不肯開門。
鬻拳應該是覺得，楚王浩浩蕩蕩出征，結果什麼收穫都沒有，現在戰敗回國很丟人，所以逼他努力一把。
當時楚文王已經很疲憊了，在逼迫之下，只能掉轉頭去攻打黃國，獲勝，喜滋滋地回國。
沒想到，到湫地時，突發疾病，很快就死了。
鬻拳又自責了（但還是沒後悔），自殺謝罪。楚國人也沒怪罪他，甚至把他奉為一個大忠臣，讓其後人繼續擔任大閽一職。
這個處置方法很能說明一些問題，鬻拳兩次威脅國君、最終逼迫累死國君，但留下的卻是美名，而且楚人不覺得他所作所為有什麼問題，繼續任其後人看守城門，似乎並不擔心會再次發生類似的事情。
讀先秦歷史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君臣之間一種比較自由、比較寬鬆的上下級關係，卿大夫對國君不是絕對的服從，所以國君的權威也很容易受到挑戰。
國君若犯了錯，臣是可以指正的。
合規一些的做法，你可以到周天子或者霸主那裡告狀，晉文公就主持過一次軍事法庭，最後還判了衛國國君衛成公敗訴，把他抓進了牢獄。
如果正逢周王室衰弱，霸主也不管事呢？過激一點的做法，國君犯錯，你可以把他趕出國，換個人做君主。
當時的諸侯國也就看著風光，實際並不是獨立主權國家。
02
發生地：晉國
關鍵詞：宮禁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晉國。
在《春秋》初期，晉國幾乎不參與中原的事務，那是因為國內正在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內亂——二君並立。
詳細的過程我就暫不贅述了，最終的結果是，小宗取代了大宗，統一晉國。也就是說嫡系的這一支被幹掉了，我們所熟知的晉國曆史，是非法上位的旁系的這一支。
等到君位傳到晉獻公這一代時，因為他很清楚自己這一脈奪取晉國的手段，於是就認準了一條死理——親人是靠不住的。因為親人出生公族，姓姬，有繼承君位的可能。
晉獻公上位以後，對自己的親族可謂痛下殺手——盡殺群公子（大部分是自己的叔伯輩），逼死太子申生，驅逐追殺另外兩個兒子夷吾、重耳。
在晉獻公逼殺親族的這段歷史中，有一個很小的細節。
《左傳·莊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
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宮。
他任用的外族能臣士蒍，重修了都城的城牆，並且加高了宮城的宮牆。
為何要加高宮牆？
顯然是之前的牆太矮，晉獻公覺得沒有安全感。
可見春秋時期，宮城的防衛能力是很差的，它的功用就是為了給諸侯居住+治事+祭祀，而不是讓你據守此宮城，把它當做軍事庇護的。
宮牆連應有的高度都沒有，你就算派再多的人去守衛，又有什麼用？
03
發生地：鄭國
關鍵詞：親親之道
“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大家應該很熟悉了：鄭莊公和母親武姜關係不好，武姜幫助小兒子共叔段造反，事敗，共叔段出逃。
如果我們放到秦以後的大一統專制王朝，謀反失敗者，那肯定是趕盡殺絕，誅九族。
但在春秋時期不是這樣的，春秋時期，是允許政治鬥爭失敗後流亡他國的。
《穀梁傳·隱公元年》：
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也。於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這就是宗法制的特點，你的政治對手，他不僅是敵人，更是你的親人。
你們之間可以爭輸贏，但沒必要爭死活。
作為臣子，如果跟本國國君產生了矛盾，你可以出逃，跑到別國去做官。別國一般情況下不會因為你在本國的政治汙點就棄用你，相反還會重用——因為這是一個活的情報員啊。
這種“允許流亡”的規約，就讓弒君行為所須承擔的後果變輕了——弒君成功固然最好，就算失敗，我也不至於償命。
導致亂臣在弒君之前的思想包袱不至於過重，也更容易做出決斷。
綜上，防禦體系不到位，君臣關係不絕對，弒君後果不嚴重，都是春秋容易弒君成功的直接原因。
但這三個直接原因都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時代理念。
儘管當時已是禮崩樂壞、王室衰落的亂世，但長期形成的思維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更改的。
讀春秋歷史，任何時候，都不可忘了，在那個孱弱的成周王城，還有一個符號化的周天子存在著。
天子存在一日，你們這些諸侯國君，便不是後世意義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你們只是公、侯、伯、子、男，是天子之臣。
那些亂臣賊子，恰恰就是抓住這些個天子沒力量、霸主不管事的時機，鑽制度和理念的空子，行弒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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