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單說瘟疫的話，明朝應該是所有朝代最多的，不光是史書，就是當時皇帝，官員的記錄都有不少除，除了水災引發的瘟疫，還有痢疾、傷寒、瘧疾，鼠疫也大面積流行。
加之旱災、蝗災、澇災、地震、雪災、匪災，使得明代從開國之初就一直與瘟疫搏鬥。
為此，明朝也留下了“大荒之歲，必有疾疫”八個字的評價。
作為明朝的開國者，朱元璋是個虛心學習，且願意去改革的人。
鑑於每一次瘟疫來襲，民眾死亡無數。
他特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救治，上報瘟疫制度，在洪武年，官員若發現瘟疫不上報，救治措施不到位的，那是要殺頭的。
按理說，有朱元璋這麼一個狠人，明朝的官員在瘟疫救治的效率方面應該是最高效的。
恰恰相反，隨著朱元璋的狠勁兒去了，面對後面的皇帝。
官員就開始打馬虎眼，能避過則避一下。
嘉靖元年（1522）七月己巳，南京暴風雨， 江水湧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漂沒甚眾，直隸鳳陽、 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雹，河水泛溢， 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人畜無算……——《武宗實錄卷151》
面對這樣的災情，當時向朝廷上報的官很少，很多官兒覺得這是小事，用不了多久，災情就會過去。
而朝廷因為得不到準確的報告，對當年的水災認識不足，沒有給出足夠的應對措施。
以至於災情不斷的發酵，演變成了瘟疫。
面對瘟疫，當時的官員想著不是上報，而是瘟疫已經發生了，這個時候上報，救治不得力，勢必連烏紗也丟了，不划算。
不如，先壓下來，等瘟疫過後再報。
筆者看到這一幕，不怕諸位笑話殺人的心都有，只可惜不能穿越過去幫忙。
所幸，當時有一個御史勇敢地站了出來。
面對殺人不見血的瘟疫，他脫下了穿在身上的官服，解開了烏紗帽的絲帶，就連掛在腰間腰牌也拿了出來。
義正言辭的說道：“抬頭是烏紗，俯首是黎民。面對芸芸眾生的性命，我不能無動於衷，就算為此丟了烏紗帽，又算得了什麼。”
眾人被這番話所感染，紛紛上奏疫情。
因得到了準確的消息，朝廷迅速給出了反應，各地官員調撥各處錢財糧米賑災，禮部向民間散發藥方，明世宗本人更是親自制《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司，遵用濟民”，並命太醫直接“於朝天宮門外施藥”——《世宗實錄》
然後，朝廷宜移文各該巡撫官，親詣其地，加意撫綏。平民之困於差役者，即與優免；廬舍之淹沒、營堡之燒燬者，官給錢糧以賑濟。仍督所屬官吏，招撫流移，禁革科擾。收養遺棄、撫卹鰥寡孤獨、施藥、 掩埋遺體、為貧困之家贖回妻子等一系列的安撫措施。——《武宗實錄》
畫面到了這兒，怎麼看都是一場皆大歡喜的好事。
百姓受到了災，朝廷上下一心救治，鬧騰一番後，還給了優惠政策。
史書上留下了“全活數萬人”“民沾實惠” 等記錄。
如果光看這些，的確如此。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災情過後，各種漏洞還是不少。
瘟疫發生的時候，一直被朱元璋依賴的惠民藥局空空如也，更有離譜的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沒這一號藥房。
不光如此，小災報大災，朝廷官員敷衍其事，貪汙賑款，中飽私囊等事蹟比比皆是。
更有離譜的是疫情滿天飛的時候，不少官員乾脆遊山玩水，美其名曰為百姓祈福。
這樣的局面下，瘟疫帶來的慘烈可想而知了。
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鼠疫爆發。一時歲荒，鬥米錢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計其數。
崇禎七年、八年，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之為空。——《山西通志》
崇禎十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間益盛。“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僅存者”。
根據官方統計，當時的京城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人心驚畏，弔問之禮幾廢，街道上空空如也，根本無人散步。
抬頭是烏紗，俯首是黎民。十個字與其說的是一種責任，不如說是對瘟疫，對芸芸生中生命的敬畏。
正是心存敬畏，一些人主動地走向了第一線。
明朝初年，某鄉里大疫，朝染夕死，不可卒治。一時人人自危，逃離者不計其數。
郎中韓性仍堅守本地開館救人，天亮而出，日落而歸。
忙碌的時，甚至隨從將患者抬到自己家裡，直到其痊癒。
宣德年，大同地區鬧瘟疫，文人朱遜烇“遣醫載藥，遍詣鄉村治之，給至三萬餘帖”“施藥活病，遇井投之”，全活者難以數計。
（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觀屍相枕藉，有闔戶無一人存者。燻蒿悽愴，不可忍聞。市門俱閉，至無敢出。——《晉江縣誌·卷74·祥異志》
一醫者不畏疫情，堅決走入疫情第一線救治病人，在活人無數的同時，身染疫病，不能自醫，終死於城中。
這樣的事蹟很多，作為歷史的過客，許多人連姓名也沒有留下，但我們依舊不能忘記他們的偉大。
因為在這片土地上，是他們知道敬畏生命的可貴，一次又一次的用生命敬畏生命，用生命告訴生命，再大的困難，再苦的日子終究會過去。
春天，再遲，也會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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