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末，日本關白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拉開東亞格局的劇變時代
提到豐臣秀吉，國人也許並不熟悉，但是提到萬曆三大徵的“朝鮮之役”，會有種恍然的感覺，沒錯，豐臣秀吉就是朝鮮之役的發起者，日本桃山時代實際的掌權者。
日本在公元1590年，由豐臣秀吉消滅關東大名北條氏，消除百餘年的割據混戰，完成日本理論上的統一，卻來不及休整，便於1592年4月14日，日軍於釜山登陸，拉開朝鮮之戰的序幕。
很多人恥笑豐臣秀吉犯了兵家大忌，以常年疲敝之兵渡海遠征，同時只看到朝鮮的孱弱，卻沒看到背後明王朝的強大，以至於最後損兵折將，江山也被家臣德川家康所篡奪。
然而數十年戎馬生涯的豐臣秀吉，真的沒有預料到明朝會介入戰局嗎？筆者將帶您客觀剖析，豐臣秀吉發動朝鮮之戰的起因。
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像
日本崇拜漢末曹操，而豐臣秀吉便亦如曹操屢克強敵，最終挾天子以令諸侯
豐臣秀吉之名,是1585年7月11日，日本皇室允諾其就任關白，賜予新的姓氏“豐臣”（とよとみし）所最後確立的名字。
豐臣秀吉出身貧寒，連冠以姓氏的權利都沒有，因其自幼營養不良，導致身形矮小，被戲稱為“猴子”，然而，豐臣秀吉的優點是，既勤快又頭腦靈活。
從一名下級武士開始，追隨織田信長參與桶狹間之戰、修築墨俁城、金崎殿後等戰，1573年豐臣秀吉因軍功，受封近江國今濱城城主，正式躋身大名行列，並從1577年開始，豐臣秀吉改封播磨國國主，成為山陽道方面軍的軍團長。
《明史·外國·日本》自言為平秀吉，薩摩州人之奴，雄健蹺捷，有口辯。信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後漸用事，為信長畫策，奪並二十餘州，遂為攝津鎮守大將。
以織田信長的雄才大略，豐臣秀吉只怕會永遠臣服其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織田信長絕對的親信重臣，擔任“近畿管領”要職，既掌握兵權又監管錢糧明智光秀，發動“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猝然殞命。
與毛利家交戰前線的豐臣秀吉，3日晚間得到消息，迅速於4日盟誓議和，6日便撤離高松城，9日從姬路城出發，連續數日急行軍，於13日抵達山崎，雨中大敗明智光秀軍。
山崎合戰成功為豐臣秀吉，博取為家主復仇的政治美名，使其獲得織田家臣擁護；同時豐臣秀吉趁機控制京都與明智光秀的原屬利益，實力得到極大增強。
日本戰國時代
清州會議豐臣秀吉雖然獲得繼承人資格，但以柴田勝家為首，擁兵自重的織田家臣，註定需要用戰爭獲得認可，雙方在賤嶽爆發決戰，以柴田勝家敗亡，織田信孝被逼切腹，丹羽長秀和池田恆興歸服。
隨後又以德川家康為外援，爆發“小牧·長久手之戰”，豐臣秀吉在遭遇德川家康伏擊的逆境下，成功遊說織田信雄使其歸附，德川家康失去臂助無奈撤軍，並與豐臣秀吉達成和議互換人質。
至此，織田信長家族退出歷史舞臺，其勢力被豐臣秀吉所轉化為私屬，開始真正培養屬於他的家臣，並繼續織田信長武力統一的戰略，征討各地大名。
擋在豐臣秀吉統一路上，主要勢力僅剩四國長宗我部元親、獨佔三河德川家康與雄踞關東八國北條氏政。
豐臣秀吉精明的採取先易後難的策略，首先在1585年，以長宗我部元親“違令”統一“四國”為藉口，豐臣秀吉趁其勢力未穩，又兵力疲敝之際迅速出兵，長宗我部元親難以抵擋歸降，僅保留土佐國為封地。
德川家康勢力雄厚，戰爭手段必然兩敗俱傷，所以豐臣秀吉以嫁妹，並交換質子的方式，與德川家康結盟，德川家康審時度勢選擇臣服，於1586年12月25日就任太政大臣。
最終迎來與北條氏政決戰，為確保必勝豐臣秀吉命令所有大名參戰，投入“小田原之戰”兵力高達二十二萬，在懸殊的軍力對比與長時間圍困下，北條氏政獻城投降。
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的基礎上，通過軍事與過人的政治手腕，終於為分裂百餘年的“日本戰國”時代劃上句號。
《明史·外國》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時為萬曆十四年，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
浮世繪——小牧長久手之戰
以武力完成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面對強勢大名的威脅卻徒然無力
封建農耕時代的必然規律，當戰亂髮生青壯年參軍，勞動力減少導致耕地荒蕪與糧食減產，恢復和平後，軍隊復原勞動力增加，糧食增產與商品經濟發展，人口也隨之快速增長，形成所謂的盛世景象。
豐臣秀吉治下的“桃山時代”被稱作盛世，但這樣的盛世，卻並不符合豐臣家族的切身利益。
出身寒微的豐臣秀吉，為了樹立威信融入貴族階層，並加快日本武力統一的進程，施展金錢外交政策，給予歸附大名重封厚賞。
大名聯合政治體制下，豐臣秀吉家族統治並不穩固，豐臣秀吉尚且不具備絕對的統治話語權，更難保證豐臣秀吉過世後，豐臣家族的統治。
司馬遼太郎所著《新史太閣記》，記述豐臣秀吉對封賞部將的看法，“自古天下智勇雙全者總有幾人，此輩們便可成為諸國國主大名。然無有大氣者。唯有具有智勇雙全並具大氣者，可取天下。”
通過“太閣檢地”，豐臣秀吉統計全國人口與耕地，日本全國“五畿七道”人口總量1200萬，稻穀產量為1580萬石。
分封導致豐臣秀吉實際控制的領土極少，所佔人口約200萬，糧食產量200萬石，而德川家康亦有200萬石，上杉氏、毛利氏、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等也達到100萬石級別。
隨著大名屬地經濟快速發展，豐臣秀吉原本以掌握京都及直轄界、大阪等發達的城市和貿易港，及佐渡、生野等礦產的開採權，所累積的經濟優勢也受到衝擊。
德川家康像
豐臣秀吉意識到，若想將豐臣家族的統治延續下去，必須削弱各地大名的實力，強化豐臣家族實力。
1588年豐臣秀吉便以律法“刀狩令”，昭告全國，將農民私有的武器全部上繳，理由是用作京都東山大佛殿的釘子。
看似可笑的理由，如果不執行將受到嚴厲的懲處，使得戰國時代農民打造的武器被銷燬，以此限制藩主大名的基礎軍事動員能力。
在1590年剛平定北條氏，豐臣秀吉就以鎮亂之名，將最強勢的德川家康領地，轉封至關東八州，同時以效忠豐臣秀吉的大名對其進行包圍。
豐臣秀吉又在大阪，營造宏偉奢華的城下町，將諸大名的親屬，以休養的名義拘禁為質，輔以婚姻增進聯盟，達到鞏固豐臣家族統治的目的。
事實上無論是“刀狩令”還是轉換封地，亦或是拘禁人質，都沒有動搖各地大名的根本，達到強化豐臣家族的統治的目標。
刀狩令雖然削弱大名動員下層貧民的權利，但並不妨礙大名家臣與武士的數量，間接令各地的軍隊走向精英制。
對德川家康的改封，重新營建將耗費其極大精力，但顧及到諸藩主大名的感受，還要增加封地作為補償，反倒令德川家族勢力更盛。
常年追隨豐臣秀吉征戰的將領，限於土地總量只有少數獲得分封，如果不能安撫軍中將領，豐臣家族將會從內部分裂，這是豐臣秀吉決不允許存在的可能！
大阪城
對衰敗明王朝情報的失誤，促使豐臣秀吉鋌而走險發動“朝鮮之役”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皇明祖訓條章》宣佈將朝鮮、日本等十五國立為“永世不徵之國”，唯有朝鮮最為獨特。
朝鮮既與蒙古和女真交往密切，按朱元璋斬草除根的性格，理應對朝鮮征伐，明朝遼東屯兵十餘萬，只需度過鴨綠江便可水陸並進，但朝鮮的實力迫使朱元璋放棄了這樣的冒險。
朝鮮太祖李成桂，自1388年發動威化島回軍，高麗王朝已經名存實亡，1392年常年掌握軍政權力的李成桂，在群臣擁戴下登基為王。
李成桂針對高麗宗室的政變，避免對社會根基的破壞，且強勢抑制土地兼併，鼓勵開墾耕地等政策，新建的朝鮮王朝國力迅速提升。
李成桂極力與明朝達成良好關係，朱元璋見朝鮮已成定局，以朝鮮非明朝國土令其自治，而諭旨由禮部核定，準其請求賜名“朝鮮”。
隨著明朝遷都北京，需要朝鮮發揮拱衛之責，因此兩國關係日趨融洽，明成祖朱棣更是將鹹州以北至圖們江下游十一處女真領地割讓給朝鮮，使李氏朝鮮疆域面積達到鼎盛。
明朝對朝鮮賞賜豐厚，朝鮮皆熱衷“慕中國禮”，雙方和睦未有兵變動亂，朝鮮雖然積澱與發展緩慢，亦比百年戰亂的日本要富庶得多。
朝鮮太祖李成桂
日本戰國時代，迫切需要海外先進文化與財富的支撐，因此朝鮮與明王朝的特殊關係，令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感到棘手，但從明朝返回浪人情報，堅定了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決心。
日本戰國時代，各家族興衰交替，不願臣服新主人的武士，沒有土地和居所，很多人出海為盜，形成明朝的倭亂，很多書籍宣稱“倭寇十數萬”，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即便《嘉靖實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依舊是地方官吏虛報政績的結果，因為《明史》明確提及“各挾倭寇為雄”，也就是抓捕具有戰鬥經驗的日本浪人充作先鋒。
初期倭寇能夠橫行沿海，源於明朝對此毫無防範，當倭寇進犯劫掠便離去，因此地方官吏為了“烏紗帽”隱瞞不報，使得倭寇勢力得不到遏制。
明朝東南沿海武備缺失，明朝將主要精力放在蒙古，朝廷派兵鎮壓倭亂，將領卻抓沿海居民充功，導致十餘年征剿，倭亂卻始終呈現擴散之勢。
直到戚繼光等將領，安撫沿海軍民，令明軍能夠掌握到倭寇的動向，又組建專門與之對抗“戚家軍”，消滅兇惡之徒，使沿海倭寇逐漸銷聲匿跡。
征剿浪人過程中，由於東南沿海特殊的地勢，並不適宜明朝精銳騎兵的施展，而規模又不足以令萬曆帝調動九邊精銳，因此浪人們縱橫東南沿海是真，但卻從未與明朝的精銳交手。
《明史·外國·日本》：乃改元文祿，並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
豐臣秀吉發動朝鮮之役，看似被野心矇蔽，實則對國際形勢有著準確地預判
隔海相望的李氏王朝，雖然平穩富庶，但是宮廷內部黨爭迭起，軍隊武備極度鬆弛；
明王朝災禍頻仍，各官吏卻只懂得中飽私囊，無視民間的疾苦，軍隊戰鬥意志低沉。
梟雄豐臣秀吉日漸衰老，在他的意識裡，征伐朝鮮百利而無一害。
勝；則可解除國內矛盾，使各地大名轉封至朝鮮或中國，而豐臣家族獨霸日本。敗；則消耗各大名和將領軍事實力，豐臣家族可掌握日本朝政，並使之長久流傳。
基於此，朝鮮之役最終爆發，拉開東亞格局的劇變時代！
參考文獻：《明史》《嘉靖實錄》《新史太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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