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拉开东亚格局的剧变时代
提到丰臣秀吉，国人也许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万历三大征的“朝鲜之役”，会有种恍然的感觉，没错，丰臣秀吉就是朝鲜之役的发起者，日本桃山时代实际的掌权者。
日本在公元1590年，由丰臣秀吉消灭关东大名北条氏，消除百余年的割据混战，完成日本理论上的统一，却来不及休整，便于1592年4月14日，日军于釜山登陆，拉开朝鲜之战的序幕。
很多人耻笑丰臣秀吉犯了兵家大忌，以常年疲敝之兵渡海远征，同时只看到朝鲜的孱弱，却没看到背后明王朝的强大，以至于最后损兵折将，江山也被家臣德川家康所篡夺。
然而数十年戎马生涯的丰臣秀吉，真的没有预料到明朝会介入战局吗？笔者将带您客观剖析，丰臣秀吉发动朝鲜之战的起因。
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像
日本崇拜汉末曹操，而丰臣秀吉便亦如曹操屡克强敌，最终挟天子以令诸侯
丰臣秀吉之名,是1585年7月11日，日本皇室允诺其就任关白，赐予新的姓氏“丰臣”（とよとみし）所最后确立的名字。
丰臣秀吉出身贫寒，连冠以姓氏的权利都没有，因其自幼营养不良，导致身形矮小，被戏称为“猴子”，然而，丰臣秀吉的优点是，既勤快又头脑灵活。
从一名下级武士开始，追随织田信长参与桶狭间之战、修筑墨俣城、金崎殿后等战，1573年丰臣秀吉因军功，受封近江国今滨城城主，正式跻身大名行列，并从1577年开始，丰臣秀吉改封播磨国国主，成为山阳道方面军的军团长。
《明史·外国·日本》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后渐用事，为信长画策，夺并二十余州，遂为摄津镇守大将。
以织田信长的雄才大略，丰臣秀吉只怕会永远臣服其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织田信长绝对的亲信重臣，担任“近畿管领”要职，既掌握兵权又监管钱粮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猝然殒命。
与毛利家交战前线的丰臣秀吉，3日晚间得到消息，迅速于4日盟誓议和，6日便撤离高松城，9日从姬路城出发，连续数日急行军，于13日抵达山崎，雨中大败明智光秀军。
山崎合战成功为丰臣秀吉，博取为家主复仇的政治美名，使其获得织田家臣拥护；同时丰臣秀吉趁机控制京都与明智光秀的原属利益，实力得到极大增强。
日本战国时代
清州会议丰臣秀吉虽然获得继承人资格，但以柴田胜家为首，拥兵自重的织田家臣，注定需要用战争获得认可，双方在贱岳爆发决战，以柴田胜家败亡，织田信孝被逼切腹，丹羽长秀和池田恒兴归服。
随后又以德川家康为外援，爆发“小牧·长久手之战”，丰臣秀吉在遭遇德川家康伏击的逆境下，成功游说织田信雄使其归附，德川家康失去臂助无奈撤军，并与丰臣秀吉达成和议互换人质。
至此，织田信长家族退出历史舞台，其势力被丰臣秀吉所转化为私属，开始真正培养属于他的家臣，并继续织田信长武力统一的战略，征讨各地大名。
挡在丰臣秀吉统一路上，主要势力仅剩四国长宗我部元亲、独占三河德川家康与雄踞关东八国北条氏政。
丰臣秀吉精明的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首先在1585年，以长宗我部元亲“违令”统一“四国”为借口，丰臣秀吉趁其势力未稳，又兵力疲敝之际迅速出兵，长宗我部元亲难以抵挡归降，仅保留土佐国为封地。
德川家康势力雄厚，战争手段必然两败俱伤，所以丰臣秀吉以嫁妹，并交换质子的方式，与德川家康结盟，德川家康审时度势选择臣服，于1586年12月25日就任太政大臣。
最终迎来与北条氏政决战，为确保必胜丰臣秀吉命令所有大名参战，投入“小田原之战”兵力高达二十二万，在悬殊的军力对比与长时间围困下，北条氏政献城投降。
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的基础上，通过军事与过人的政治手腕，终于为分裂百余年的“日本战国”时代划上句号。
《明史·外国》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时为万历十四年，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
浮世绘——小牧长久手之战
以武力完成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面对强势大名的威胁却徒然无力
封建农耕时代的必然规律，当战乱发生青壮年参军，劳动力减少导致耕地荒芜与粮食减产，恢复和平后，军队复原劳动力增加，粮食增产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形成所谓的盛世景象。
丰臣秀吉治下的“桃山时代”被称作盛世，但这样的盛世，却并不符合丰臣家族的切身利益。
出身寒微的丰臣秀吉，为了树立威信融入贵族阶层，并加快日本武力统一的进程，施展金钱外交政策，给予归附大名重封厚赏。
大名联合政治体制下，丰臣秀吉家族统治并不稳固，丰臣秀吉尚且不具备绝对的统治话语权，更难保证丰臣秀吉过世后，丰臣家族的统治。
司马辽太郎所著《新史太阁记》，记述丰臣秀吉对封赏部将的看法，“自古天下智勇双全者总有几人，此辈们便可成为诸国国主大名。然无有大气者。唯有具有智勇双全并具大气者，可取天下。”
通过“太阁检地”，丰臣秀吉统计全国人口与耕地，日本全国“五畿七道”人口总量1200万，稻谷产量为1580万石。
分封导致丰臣秀吉实际控制的领土极少，所占人口约200万，粮食产量200万石，而德川家康亦有200万石，上杉氏、毛利氏、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等也达到100万石级别。
随着大名属地经济快速发展，丰臣秀吉原本以掌握京都及直辖界、大阪等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及佐渡、生野等矿产的开采权，所累积的经济优势也受到冲击。
德川家康像
丰臣秀吉意识到，若想将丰臣家族的统治延续下去，必须削弱各地大名的实力，强化丰臣家族实力。
1588年丰臣秀吉便以律法“刀狩令”，昭告全国，将农民私有的武器全部上缴，理由是用作京都东山大佛殿的钉子。
看似可笑的理由，如果不执行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使得战国时代农民打造的武器被销毁，以此限制藩主大名的基础军事动员能力。
在1590年刚平定北条氏，丰臣秀吉就以镇乱之名，将最强势的德川家康领地，转封至关东八州，同时以效忠丰臣秀吉的大名对其进行包围。
丰臣秀吉又在大阪，营造宏伟奢华的城下町，将诸大名的亲属，以休养的名义拘禁为质，辅以婚姻增进联盟，达到巩固丰臣家族统治的目的。
事实上无论是“刀狩令”还是转换封地，亦或是拘禁人质，都没有动摇各地大名的根本，达到强化丰臣家族的统治的目标。
刀狩令虽然削弱大名动员下层贫民的权利，但并不妨碍大名家臣与武士的数量，间接令各地的军队走向精英制。
对德川家康的改封，重新营建将耗费其极大精力，但顾及到诸藩主大名的感受，还要增加封地作为补偿，反倒令德川家族势力更盛。
常年追随丰臣秀吉征战的将领，限于土地总量只有少数获得分封，如果不能安抚军中将领，丰臣家族将会从内部分裂，这是丰臣秀吉决不允许存在的可能！
大阪城
对衰败明王朝情报的失误，促使丰臣秀吉铤而走险发动“朝鲜之役”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皇明祖训条章》宣布将朝鲜、日本等十五国立为“永世不征之国”，唯有朝鲜最为独特。
朝鲜既与蒙古和女真交往密切，按朱元璋斩草除根的性格，理应对朝鲜征伐，明朝辽东屯兵十余万，只需度过鸭绿江便可水陆并进，但朝鲜的实力迫使朱元璋放弃了这样的冒险。
朝鲜太祖李成桂，自1388年发动威化岛回军，高丽王朝已经名存实亡，1392年常年掌握军政权力的李成桂，在群臣拥戴下登基为王。
李成桂针对高丽宗室的政变，避免对社会根基的破坏，且强势抑制土地兼并，鼓励开垦耕地等政策，新建的朝鲜王朝国力迅速提升。
李成桂极力与明朝达成良好关系，朱元璋见朝鲜已成定局，以朝鲜非明朝国土令其自治，而谕旨由礼部核定，准其请求赐名“朝鲜”。
随着明朝迁都北京，需要朝鲜发挥拱卫之责，因此两国关系日趋融洽，明成祖朱棣更是将咸州以北至图们江下游十一处女真领地割让给朝鲜，使李氏朝鲜疆域面积达到鼎盛。
明朝对朝鲜赏赐丰厚，朝鲜皆热衷“慕中国礼”，双方和睦未有兵变动乱，朝鲜虽然积淀与发展缓慢，亦比百年战乱的日本要富庶得多。
朝鲜太祖李成桂
日本战国时代，迫切需要海外先进文化与财富的支撑，因此朝鲜与明王朝的特殊关系，令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感到棘手，但从明朝返回浪人情报，坚定了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决心。
日本战国时代，各家族兴衰交替，不愿臣服新主人的武士，没有土地和居所，很多人出海为盗，形成明朝的倭乱，很多书籍宣称“倭寇十数万”，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即便《嘉靖实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依旧是地方官吏虚报政绩的结果，因为《明史》明确提及“各挟倭寇为雄”，也就是抓捕具有战斗经验的日本浪人充作先锋。
初期倭寇能够横行沿海，源于明朝对此毫无防范，当倭寇进犯劫掠便离去，因此地方官吏为了“乌纱帽”隐瞒不报，使得倭寇势力得不到遏制。
明朝东南沿海武备缺失，明朝将主要精力放在蒙古，朝廷派兵镇压倭乱，将领却抓沿海居民充功，导致十余年征剿，倭乱却始终呈现扩散之势。
直到戚继光等将领，安抚沿海军民，令明军能够掌握到倭寇的动向，又组建专门与之对抗“戚家军”，消灭凶恶之徒，使沿海倭寇逐渐销声匿迹。
征剿浪人过程中，由于东南沿海特殊的地势，并不适宜明朝精锐骑兵的施展，而规模又不足以令万历帝调动九边精锐，因此浪人们纵横东南沿海是真，但却从未与明朝的精锐交手。
《明史·外国·日本》：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
丰臣秀吉发动朝鲜之役，看似被野心蒙蔽，实则对国际形势有着准确地预判
隔海相望的李氏王朝，虽然平稳富庶，但是宫廷内部党争迭起，军队武备极度松弛；
明王朝灾祸频仍，各官吏却只懂得中饱私囊，无视民间的疾苦，军队战斗意志低沉。
枭雄丰臣秀吉日渐衰老，在他的意识里，征伐朝鲜百利而无一害。
胜；则可解除国内矛盾，使各地大名转封至朝鲜或中国，而丰臣家族独霸日本。败；则消耗各大名和将领军事实力，丰臣家族可掌握日本朝政，并使之长久流传。
基于此，朝鲜之役最终爆发，拉开东亚格局的剧变时代！
参考文献：《明史》《嘉靖实录》《新史太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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