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三國演義》所描寫的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是一個英雄豪傑輩出的時代,但據史實考證,這卻是中國人口損失率最為慘重的災難歲月。

這一時期,從公元184年黃巾軍起事,經過董卓亂朝和三十年軍閥混戰,官方的戶口統計由漢靈帝時的5648萬人減少至三國鼎立形成時的763萬人,全國總人數竟損失了85%以上。出現如此驚人的損失率,戰爭的屠刀固然難逃其咎,然而還有一個最可怕的殺手,那就是瘟疫。可以這樣說,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大災大疫,是中國醫學史上最慘痛的一筆。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東漢末年為什麼會天下大亂?除了政治統治腐朽黑暗外,另一個重要的罪魁禍首就是瘟疫。漢桓帝時期,東漢王朝同羌族作戰時,內地已一再出現大瘟疫。當時有一個大臣名叫襄楷,曾上書警告皇帝,稱當時的形勢是"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漢靈帝時期,分別於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連續發生五次大瘟疫。

瘟疫導致大批民眾患病死亡,對此朝廷束手無策,甚至坐視不管。為防治瘟疫,各種民間醫術、巫術盛行。當時,河北鉅鹿出現了一個精通民間醫術、巫術的人,名叫張角。張角常持九節杖,在民間傳統醫術基礎上,加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宣揚以"以善道教化天下",利用朝廷昏暗和瘟疫流行,以給人治病、唸咒驅魔等一套法術,使很多絕望的人投到他的門下成為信徒。

張角帶著他的兩個弟弟,首先在災情特別嚴重的冀州一帶開始傳教活動,大量招收學生、培養弟子和信徒,並創立了"太平道",十餘年間在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個州招收信徒達數十萬人。實力壯大後,張角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提出以"太平道"取代漢王朝,於是,一場席捲東漢王朝半壁江山的暴動由此爆發。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黃巾暴動後繼之以全國範圍內的軍閥大混戰,使整個中原大地全部成為屠場和瘟疫區。經過十多年戰爭,曹操於公元207年才基本統一北方。不過此時北方十二州的人口統計結果是:"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當時,曹操雖然已統一北方,但黃河流域一片淒涼,其慘狀正如"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王粲所記述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曹操自己在回鄉時,也寫文稱:"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也就是在家鄉路上終日行走,卻遇不見一個熟人。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出現如此慘狀的原因,以往的歷史往往強調戰亂所致,但其實瘟疫的傳播為害更甚。據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記述,從公元196年起不到十年,他的族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傷寒致死者又達十分之七。由此可看出,當時減少人口的最大殺手還是難以控制的疫病,其中最可怕的又是被稱之為傷寒的傳染病。

張仲景在中國古代有"醫聖"之稱,他活了70歲,這個壽命在當時算得上絕對稀有的高壽。他親身經歷過東漢末年幾十年動亂,還做過長沙太守,對當時的疫病的記載應該是很可靠的。張仲景還記述,他任長沙太守時,衙門口外都是排除等他看病的百姓,官府簡直成了醫院。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醫生能當地方主管官員,這是空前絕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醫治疾病已成為行政的第一要務。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隨後天下三分、三國鼎立,戰爭在繼續,而瘟疫也仍然在肆虐。赤壁之戰九年後,即公元217年,曹操又率大軍南下想征服東吳,結果在合肥一帶時軍中又出現瘟疫,不得已再度撤退。撤回來的軍人,又很快將瘟疫傳染到整個中原,造成大量人員死亡。據曹操的長子曹丕稱,自己很多親友都在這場大疫中遭了難。曹操最喜愛的兒子曹植也描述了瘟疫的可怕場景:"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門盡斃,或舉族滅亡。當時文學界著名的"建安七子",便有王粲等五人病死在此疫中。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面對伴隨動亂、戰亂髮展傳播的可怕大瘟疫,中國的古代醫學在同病魔的抗爭中出現了一個大發展。一場接一場的瘟疫,一個又一個的死亡,使各種迷信巫術逐漸被拋棄,統治者開始注重設置各級醫官,專門從事醫療診治,醫學防疫得到很大發展。同時,中醫學者們以救治民生為己責,不斷總結、探索、實踐,提升醫聞防治水平,出現了張仲景、華佗等名醫,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醫學著述和治療方法。

張仲景通過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鉅著《傷寒雜病論》。這部書是中國第一部從理論到實踐的醫學專著,也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這部著作受到此後歷代醫學家的推崇,併成為後學者研習中醫的經典著作。它確立的辯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

此時出現的另一位名醫叫華佗,他曾採用外科方法除病,用"麻沸散"這種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劑為患者開刀,開創了全身麻醉手術的最早範例。華佗在醫療體育方面也有著重要貢獻,創立了著名的"五禽戲",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留下了寶貴的篇章。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醫"與"病"是人類史上一直存在的一對矛盾,瘟疫是人類廣泛、普遍發生的傳染病,其危害更大,影響更深。面對各種"病"尤其是瘟疫,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人們往往束手無策,無能為力。

在西方,人們把"醫"寄託於神,當身體有病時,只能藉助於神靈。所以,早期的西方醫學,總體上附屬於神學,醫生實際上都是神學工作者,"神""醫"不分,治病只能向上帝禱告。當瘟疫反覆發生,遭受嚴重荼毒(如黑死病),上帝保佑不靈時,人們才轉而投向科學,通過試驗、用藥而發展出了西方醫學。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救神治病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西藥

但是,在中國,求神治病並非中國醫學的主要傳統。從神農嘗百草到《黃帝內經》再到《傷寒雜病論》,從扁鵲到張仲景再到華佗,中國醫學堅持不問鬼神問蒼生,懸壺濟世、身體力行,立足人與自然的平衡和諧,立足個體特點和自我實踐,進行防病治病、尋醫問藥,其體現的不僅是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哲學理念,更是中國人一向所秉承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的真實寫照。


三國時期的最大殺手:瘟疫

所以,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的瘟疫,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種悲劇,付出慘重的生命損失;但也是一種鍛鍊,更是一種成長。面對瘟疫災難,一些人勇敢站了出來,堅持實踐、勇於開拓,使中國醫學得到了發展,中華文明實現了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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