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唐两个朝代逐渐形成了“四夷模式”的周边正史叙事方式，即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原地区是中心，然后其政治影响逐渐向四周辐射，而所谓的“四夷”指的就是周边按照方位划分出的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并且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叙事，形成周边历史的主要框架。这种叙事方式其实是受到了大国中心主义思想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乃是泱泱大国，而四夷不过是依附于中国的小国，或者说是蛮夷之地，文明远远不如中华大地。
但是随着历史进入宋朝，这种局面开始发生改变，其根本缘由在于中央政府掌管的土地之外，辽金等政权开始壮大，甚至和宋朝开始对峙。于是从元朝开始，元朝正视周边的政权，开始将他们视作为国家，于是“四夷传”逐渐转变成了“外国传”，体现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察方式发生改变，中国正史对于周边历史的叙述也发生了改变。
在汉唐时期，基于五服思想，唐太宗为了增强其政治话语权而实施的文化措施，正史对于周边历史的叙述形成“四夷模式”
在嘉靖年间，王洙撰写了《宋史质》，这是明朝文人对于宋史的重新编写，这一部作品对于后世宋史的构建有十分大的作用，但是对周边政权的叙述在清朝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元朝修撰的宋史中，有关周边政权的叙述是列成了“外国传”，但是王洙却把“外国传”改为了“夷服传”，并且把在元朝单独成书的辽金历史也归为了“夷服传”中。
虽然当时对于周边历史的叙事已经演变成了“外国传”的模式，但是王洙这样做的缘由还是因为受之前的“四夷模式”的影响，觉得必须把中华和蛮夷区分开来，蛮夷虽然大，但是仍然应当对中原俯首称臣，拿外国来称呼他们实在是违反先例。从这可以看出“四夷模式”的作用极其深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因为在它之后才开始建立传统的中国史学，并且《史记》也逐渐成为后世人编撰史书的范本，按照《史记》的叙述模式的史书才会称之为正史。
同时《史记》也为周边历史叙事提供了三种叙事模式，一种是描写南越、东越、朝鲜这三个政权的例子，司马迁在描写这三个政权时，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发展历史和之后纳入汉朝势力范围之后的历史。司马迁在描写大宛国等国家时，是按照距离汉朝地理位置的远近来描述多个国家的历史，而且叙述的内容大多粗略，并不详细。
司马迁在描写匈奴的历史时，是根据他的族属、风土习俗以及各代和中原本土之间的关系进行叙述。这三类叙事模式都被后来的史书借鉴，如《后汉书》中关于西羌的叙事就是仿照了《史记》中关于匈奴历史的叙事结构。
虽然《史记》的地位不可撼动，但是在其叙事次序上仍然引发了人们的争吵。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是把《匈奴列传》排在了《李将军列传》的后面，但是不少人认为应当把《匈奴列传》排在《南越列传》的前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把周边民族和区域历史两者的列传放在一起，认为这些都是同一种类。
虽然有不少的史学家表示理解太史公的排序，但是也有许多史学家认为，应当“先诸传而四夷”。其实在汉朝就已经开始形成这样一套广泛的叙事次序，先讲述中原本土的各种列传，然后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依次开始介绍周边的政权。
有观点认为这种叙事开始于《汉书》中的记载，因为虽然《汉书》有有关汉朝的历史记载是建立在《史记》的基础上，但是 《汉书》在叙事结构和次序上已经开始有较大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以皇帝为中心，之后层层递减，先是描写中原地区，然后是蛮夷。
也有人认为这种叙事手法是因为经学思想的传播，但是其实其源头在于更早的五服思想，认为中原乃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从中心开始逐渐向外扩张，甸、侯、绥、要、荒就是五服，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这些记载在《尚书》《国语》中皆有表现，在成书较晚的《周礼》中演变成了九服，但是其内在核心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之后这种思想得到了经学的强化，于是史官们对于正史的撰写逐渐游走在历史现实的准确刻画以及对于帝国地位的想象中，因此逐渐形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观。
同时唐朝初期唐太宗和魏征参与编写了《晋书》和《隋书》，这是唐太宗为了增强其政治话语权而实施的文化措施，四夷的粗略刻画也逐渐变得清晰，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来确定族群和政权的“四夷模式”也得以在官修正史中得以留存。
佛教徒对“四夷论”说法并不认同，受到了南亚文化的熏陶，从汉唐时期逐渐开始出现佛教徒撰写的“外国传”
虽然在汉朝唐朝的史官文人心中，“四夷论”是编撰周边政权的唯一方法，但是在佛教徒心中并非如此。在《隋书·经籍志》这本讲述地理的史书中，就有萧齐政权下的僧人释昙景就曾撰写《外国传》，并且像他这样的西行僧人大多都曾撰写过此类的“外国传”，大多也是来源于僧人们的行记，其中描述的事件也大多都是有关佛家的神迹，主要凸显其中的宗教意味，是服务于宗教思想的。
而那些西行僧人之所以用“外国传”作为行记的名称，主要是受到了佛学世界观的影响。佛教徒的世界观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世界观，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四大洲组成，其中天竺和中国都处于一块大洲上，，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天竺和中国至少都是世界的中心。
宋代的释志磐曾经在《佛祖统记》中提到
“谈天地之极际者，无若佛经······世儒谓之中国，且论此地自论四方之中耳。儒家谈地，只及万里，则不知五竺之殷盛，四海之有截也。”
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远比儒生心中的世界要来的广阔，因此相较于受华夷尊卑有别、文明有差异的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佛教徒的世界观更加平等，于是他们更加倾向于把周边政权称之为“外国”。
这种思想是受到了南亚文化的熏陶，和印度文化中的“四天子说”十分相似。在《佛说十二游经》中有对于“四天子说”的概括
“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饶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玉，北有月氏国天子，土地多好马。”
“四天子说”是起源于南海的古老传说，并非来自于中原大地，但是无论是“四天子说”还是其他的类似言论，其实都是在表明，在这些佛教徒心中，中国中心论是不成立的，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国家，是与中国同等地位的“外国”。
元朝史官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在三个政权背景之下，元修的三史中“四夷模式”转变成了“外国传”
因为在宋朝灭亡，元朝建立之前，曾经在中原板块上出现了宋、辽、金三个政权独立存在，分庭抗衡的情况，于是元朝史官在编撰前朝历史时就遇到了大难题，因为这三者的正统性难以确定。
中华文化虽然仍然存在，同时元朝史官也是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但是宋朝已经式微，而且也不是大一统的情况，于是他们不能够忽视金和辽这两个政权的存在，于是他们决定为这三个政权分别立书，从这其中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从汉朝开始建立的唯一文明性开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种文明开始和中华文明一样并列地存在于世。
正史的书写是由记录皇帝事迹的“本纪”开始，然后逐渐扩散，表现国家结构和政治功能，其中自然包括对外关系，对外关系就是史书中“四夷传”的部分。而三个政权因为是独立成书，因此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描述。
在《辽史》中描写了写到了四个属国，其中包括西夏和高丽国，但是在“外国传”中有专门列出这两个政权进行描述。在《金史》中也是如此，在其他地方简述了金和西夏以及高丽的往来，在“外国传”也有详细的描述。
这是因为西夏和高丽国周旋于三个政权之间，而即使是分别为三个政权立书也无法完全的展现多个文明同时存在的情形，于是在《滋溪文稿》中其作者曾经对于此困境发出过疑问
“高丽、西夏皆尝臣服于宋、金，以及与辽战争中，今余三史，当各附见乎？或别为书乎？”
于是哪怕是在最为接近“四夷模式”的《宋史》中也是用了“外国传”一称，并且是先阐述了四个政权的列传，然后按照南。西、东的方位顺序依次叙述各国，从中可以看出“四方蛮夷”的叙事次序也同样崩溃了。
参考历史文献：
《宋史》
《元史》
《辽史》
《佛说十二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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