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唐兩個朝代逐漸形成了“四夷模式”的周邊正史敘事方式，即中央政府統治的中原地區是中心，然後其政治影響逐漸向四周輻射，而所謂的“四夷”指的就是周邊按照方位劃分出的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並且按照這樣的順序進行敘事，形成周邊歷史的主要框架。這種敘事方式其實是受到了大國中心主義思想的作用，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乃是泱泱大國，而四夷不過是依附於中國的小國，或者說是蠻夷之地，文明遠遠不如中華大地。
但是隨著歷史進入宋朝，這種局面開始發生改變，其根本緣由在於中央政府掌管的土地之外，遼金等政權開始壯大，甚至和宋朝開始對峙。於是從元朝開始，元朝正視周邊的政權，開始將他們視作為國家，於是“四夷傳”逐漸轉變成了“外國傳”，體現了人們對於世界的觀察方式發生改變，中國正史對於周邊歷史的敘述也發生了改變。
在漢唐時期，基於五服思想，唐太宗為了增強其政治話語權而實施的文化措施，正史對於周邊歷史的敘述形成“四夷模式”
在嘉靖年間，王洙撰寫了《宋史質》，這是明朝文人對於宋史的重新編寫，這一部作品對於後世宋史的構建有十分大的作用，但是對周邊政權的敘述在清朝卻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元朝修撰的宋史中，有關周邊政權的敘述是列成了“外國傳”，但是王洙卻把“外國傳”改為了“夷服傳”，並且把在元朝單獨成書的遼金歷史也歸為了“夷服傳”中。
雖然當時對於周邊歷史的敘事已經演變成了“外國傳”的模式，但是王洙這樣做的緣由還是因為受之前的“四夷模式”的影響，覺得必須把中華和蠻夷區分開來，蠻夷雖然大，但是仍然應當對中原俯首稱臣，拿外國來稱呼他們實在是違反先例。從這可以看出“四夷模式”的作用極其深遠。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作品，因為在它之後才開始建立傳統的中國史學，並且《史記》也逐漸成為後世人編撰史書的範本，按照《史記》的敘述模式的史書才會稱之為正史。
同時《史記》也為周邊歷史敘事提供了三種敘事模式，一種是描寫南越、東越、朝鮮這三個政權的例子，司馬遷在描寫這三個政權時，是按照他們各自的發展歷史和之後納入漢朝勢力範圍之後的歷史。司馬遷在描寫大宛國等國家時，是按照距離漢朝地理位置的遠近來描述多個國家的歷史，而且敘述的內容大多粗略，並不詳細。
司馬遷在描寫匈奴的歷史時，是根據他的族屬、風土習俗以及各代和中原本土之間的關係進行敘述。這三類敘事模式都被後來的史書借鑑，如《後漢書》中關於西羌的敘事就是仿照了《史記》中關於匈奴歷史的敘事結構。
雖然《史記》的地位不可撼動，但是在其敘事次序上仍然引發了人們的爭吵。在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是把《匈奴列傳》排在了《李將軍列傳》的後面，但是不少人認為應當把《匈奴列傳》排在《南越列傳》的前面，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應該把周邊民族和區域歷史兩者的列傳放在一起，認為這些都是同一種類。
雖然有不少的史學家表示理解太史公的排序，但是也有許多史學家認為，應當“先諸傳而四夷”。其實在漢朝就已經開始形成這樣一套廣泛的敘事次序，先講述中原本土的各種列傳，然後按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依次開始介紹周邊的政權。
有觀點認為這種敘事開始於《漢書》中的記載，因為雖然《漢書》有有關漢朝的歷史記載是建立在《史記》的基礎上，但是 《漢書》在敘事結構和次序上已經開始有較大的變化，可以反映出以皇帝為中心，之後層層遞減，先是描寫中原地區，然後是蠻夷。
也有人認為這種敘事手法是因為經學思想的傳播，但是其實其源頭在於更早的五服思想，認為中原乃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是從中心開始逐漸向外擴張，甸、侯、綏、要、荒就是五服，遠離世界中心的地方。這些記載在《尚書》《國語》中皆有表現，在成書較晚的《周禮》中演變成了九服，但是其內在核心並沒有發生改變。
在之後這種思想得到了經學的強化，於是史官們對於正史的撰寫逐漸遊走在歷史現實的準確刻畫以及對於帝國地位的想象中，因此逐漸形成了“內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觀。
同時唐朝初期唐太宗和魏徵參與編寫了《晉書》和《隋書》，這是唐太宗為了增強其政治話語權而實施的文化措施，四夷的粗略刻畫也逐漸變得清晰，按照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來確定族群和政權的“四夷模式”也得以在官修正史中得以留存。
佛教徒對“四夷論”說法並不認同，受到了南亞文化的薰陶，從漢唐時期逐漸開始出現佛教徒撰寫的“外國傳”
雖然在漢朝唐朝的史官文人心中，“四夷論”是編撰周邊政權的唯一方法，但是在佛教徒心中並非如此。在《隋書·經籍志》這本講述地理的史書中，就有蕭齊政權下的僧人釋曇景就曾撰寫《外國傳》，並且像他這樣的西行僧人大多都曾撰寫過此類的“外國傳”，大多也是來源於僧人們的行記，其中描述的事件也大多都是有關佛家的神蹟，主要凸顯其中的宗教意味，是服務於宗教思想的。
而那些西行僧人之所以用“外國傳”作為行記的名稱，主要是受到了佛學世界觀的影響。佛教徒的世界觀不同於傳統的中國世界觀，他們認為世界是由四大洲組成，其中天竺和中國都處於一塊大洲上，，至少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天竺和中國至少都是世界的中心。
宋代的釋志磐曾經在《佛祖統記》中提到
“談天地之極際者，無若佛經······世儒謂之中國，且論此地自論四方之中耳。儒家談地，只及萬里，則不知五竺之殷盛，四海之有截也。”
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遠比儒生心中的世界要來的廣闊，因此相較於受華夷尊卑有別、文明有差異的思想薰陶的中國人，佛教徒的世界觀更加平等，於是他們更加傾向於把周邊政權稱之為“外國”。
這種思想是受到了南亞文化的薰陶，和印度文化中的“四天子說”十分相似。在《佛說十二遊經》中有對於“四天子說”的概括
“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北有月氏國天子，土地多好馬。”
“四天子說”是起源於南海的古老傳說，並非來自於中原大地，但是無論是“四天子說”還是其他的類似言論，其實都是在表明，在這些佛教徒心中，中國中心論是不成立的，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國家，是與中國同等地位的“外國”。
元朝史官深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在三個政權背景之下，元修的三史中“四夷模式”轉變成了“外國傳”
因為在宋朝滅亡，元朝建立之前，曾經在中原板塊上出現了宋、遼、金三個政權獨立存在，分庭抗衡的情況，於是元朝史官在編撰前朝歷史時就遇到了大難題，因為這三者的正統性難以確定。
中華文化雖然仍然存在，同時元朝史官也是深受中華文化的薰陶，但是宋朝已經式微，而且也不是大一統的情況，於是他們不能夠忽視金和遼這兩個政權的存在，於是他們決定為這三個政權分別立書，從這其中就可以看出中華文化從漢朝開始建立的唯一文明性開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種文明開始和中華文明一樣並列地存在於世。
正史的書寫是由記錄皇帝事蹟的“本紀”開始，然後逐漸擴散，表現國家結構和政治功能，其中自然包括對外關係，對外關係就是史書中“四夷傳”的部分。而三個政權因為是獨立成書，因此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描述。
在《遼史》中描寫了寫到了四個屬國，其中包括西夏和高麗國，但是在“外國傳”中有專門列出這兩個政權進行描述。在《金史》中也是如此，在其他地方簡述了金和西夏以及高麗的往來，在“外國傳”也有詳細的描述。
這是因為西夏和高麗國周旋於三個政權之間，而即使是分別為三個政權立書也無法完全的展現多個文明同時存在的情形，於是在《滋溪文稿》中其作者曾經對於此困境發出過疑問
“高麗、西夏皆嘗臣服於宋、金，以及與遼戰爭中，今餘三史，當各附見乎？或別為書乎？”
於是哪怕是在最為接近“四夷模式”的《宋史》中也是用了“外國傳”一稱，並且是先闡述了四個政權的列傳，然後按照南。西、東的方位順序依次敘述各國，從中可以看出“四方蠻夷”的敘事次序也同樣崩潰了。
參考歷史文獻：
《宋史》
《元史》
《遼史》
《佛說十二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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