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唐宋之後的歷史，卻能看到一個奇詭現象，唐朝有魏徵、宋朝有包拯、明朝有海瑞等，但清朝卻幾乎沒有挑戰皇權上書直言的鐵骨諫臣！
以敢於直言進諫而著名清朝孫嘉淦，給雍正上書“親近兄弟、停止納捐、西北收兵”，獲得雍正“朕自從繼位以來，敢於直言進諫者，只有孫嘉淦一人”評價；給乾隆上書《三習一弊書》，被譽為清代“奏議第一”。但就孫嘉淦進諫內容而言，在唐宋明三朝可謂稀鬆平常，根本算不上死諫，但僅此而已的孫嘉淦，卻能得到如斯評價，實在讓人意外。
那麼，清承明制，設有諫臣體系，為何缺少敢於直言皇帝過錯的鐵骨諫臣，幾乎沒有罵皇帝的記載？
自秦朝開始，封建王朝都有一個監察機構，即御史。作為監察性質的官職，負責監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續到清朝。監察御史，唐宋為從八品，明清為正七品。
唐宋明期間，御史品階雖然不高，但職權卻極為重要，上可監督皇帝，中可監察百官，下可反映民間。在歷史上，雖說御史一職容易變成打擊政敵的工具，但總體而言利大於弊，尤其一些死諫之臣的存在，更是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皇帝百官行為，讓他們無法為所欲為。
尤其明朝，御史猶如戰鬥機一般，戰鬥力彪悍的連皇帝都顫顫發抖，明朝多數皇帝都被痛罵過，當然其中一些御史慘遭廷杖，但御史卻前仆後繼，到了中晚期之後，皇帝也不敢輕易廷杖了，最典型的是萬曆皇帝，直接給煩的躲進小樓成一統。（明朝是科道體系，“科”是六部下面的都給事中、給事中，七品官，但官小權力大，“道”是十三道御史）
清承明制，清朝建立之後，沿用了明朝監察體系，不過把明朝十三道御史改為清朝十四道御史。那麼，清朝增加了一道，代表比明朝更重視監察嗎？
其實，看似增加了一道，彷彿比明朝更重視監察，但實際只是一個華麗的擺設，甚至清朝皇帝不停的打擊監察系統。
1645年，科道官員許作梅、李森先、吳達等以“所行弗類”彈劾馮銓與孫之獬、李若琳，後三者在剃髮易服中居功至偉，按說科道官員風聞言事是本職，但這些科道官員卻遭到多爾袞嚴厲逐一審訊，其中李森予被革職。
1654年，兵科給事中李䄄上疏，指出“逃人法”的種種弊端，切中時弊，但最終不僅被罷官，且還被髮配黑龍江。
1722年，康熙六十年，範長髮、高怡等12個監察御史上奏“懇請皇上獨斷宸衷，早定儲位”，結果康熙將之全部革職、鎖拿，另外還將進言立儲之人全部發配。
1723年，雍正做了一次重大改革，實現“科道合一”，即六科歸入都察院。簡單的來說，就是讓六科同十四道御史只能監察百官，而無權向皇帝進諫。所以在雍正之後，我們更是看不到清朝敢於議論（僅是議論，而非直諫）皇帝或皇家之事的大臣了。
到了乾隆時期，有兩個典型案例，直接說明了御史或官員進諫權力的擺設性質。
一，曹錫寶事件。曹錫寶彈劾和珅家奴劉全，結果和珅早在乾隆見到奏章之前，就獲悉這一消息，於是立即毀掉或轉移證據，最終乾隆抓住曹錫寶“所參不實”，認為曹錫寶真正目標是和珅，“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為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為將來波及地步乎？ ”最後乾隆將曹錫寶改革職留任。
二，尹壯圖事件。1790年，尹壯圖回家探親之後回京，從雲南到北京，所見觸目驚心，於是上書乾隆“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培養皆蹙額興嘆.....請旨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結果讓乾隆勃然大怒，最後乾隆讓尹壯圖與滿洲大臣“敲鑼打鼓、大張旗鼓”的去查，各地官員迅速安排應對辦法，於是朝廷判決“比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坐斬決”。後來，尹壯圖認罪“自承虛誑，奏請治罪”，乾隆將之貶官釋放。
顯然，乾隆時期的社會現實，根本無人敢說，尹壯圖指出“諸省商民蹙額興嘆”，豈不是打臉乾隆盛世？或許，正因如此才有所謂康乾盛世吧。
在此之後，嘉慶、道光等都做過類似之事，於是科道官員相戒不敢言事。可以說，縱觀整個清朝，就沒有一個真正的鐵肩擔道義的諫臣！
至於清朝皇帝為何沒有諫臣，筆者認為原因有五：一是統治者是滿人，御史往往是漢人，難道滿人皇帝能被漢人來勸誡，甚至咒罵？二是御史的存在，不利於皇帝集權，實現超專制統治；三是清朝不需要錚臣，而是能幹事的鷹犬，御史無用；四是吸取明朝皇權教訓，明朝科道官員逼得皇帝狼狽不堪；五是敢於直諫的幾乎沒有好下場，教訓寶貴，後人引以為戒，清朝做官多磕頭、少說話才是真理！
科道官員風聞言事，固然存在捕風捉影，或存在政治打擊，但卻必不可少，無論是下情上達，或勸誡皇帝等方面，都有重如泰山的作用。清朝皇帝主動遏制言路、打擊言官系統，導致言路堵塞，最終無人敢說真話，或許這是清朝歌功頌德多、明朝指責皇帝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有無數奏章攻擊皇帝、藩王之類，清朝卻鮮有指責皇帝和滿洲王公的奏章，原因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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