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小年夜,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裡，手術麻醉同意書上，家屬欄和醫生欄簽下了同一個名字。大約30平方米的DSA手術室內，外科醫生正在準備進行心臟支架手術，麻醉醫生給病人注射了20ml/h的丙泊酚，持續泵注，大約三分鐘，突發心梗的病人進入深睡眠狀態，旁邊監測患者生命體徵的監護儀上的數字時刻在變化。
這位快60歲的病人能否舒適地進行手術，並安全醒來，希望全部寄託在他27歲的兒子——負責這臺手術的麻醉醫生高操身上。
進行全身麻醉後,外科醫生專心施行手術，手術室內的一切異常情況則由麻醉醫生應對。高操則盯著監護儀上的所有顯示器：心律的波動有沒有超過平時的20%，血壓的變化有沒有超標、輸入的液體和尿量比例對不對……除了數值，高操還要時刻關注病人的臉色、嘴唇顏色、瞳孔大小、體溫等情況。
如果出現一般異常,為了不打擾外科醫生施行手術，麻醉醫生只會簡單提醒“輕一點”“慢一點”，再尋找異常原因，解決問題;若是遇到像心臟停止這樣的嚴重情況，麻醉醫生會立刻要求中斷手術，進行搶救。
40分鐘後，手術順利完成。一般情況下，走出手術室，告訴家屬“手術成功”的都是外科醫生，而在手術成功後，麻醉醫生仍要留在手術室看護尚未清醒的病人，把他送到復甦室。15分鐘，他的父親醒了過來。
通常，病人會在手術後半個小時內醒來。曾有做了腎移植的病人，藥物代謝功能比較慢，甦醒時間長達一兩個小時，甦醒期間的情況也不穩定。遇到這種情況，高操會一直待在復甦室陪護，直到病人清醒,能使出勁兒握住他的手，他才放心離開。
手術後，高操會去病房回訪，詢問病人疼痛程度以及有沒有嘔吐、暈眩等症狀。如果是複雜的手術，類似的回訪還會有幾次。此後，直到康復，病人大概不會再和麻醉醫生見面了。
有時，在醫院的花園撞見剛做完手術的病人，高操問候一聲“還好嗎？”，大多數時候對方都認不出他。
病人要進行手術的前一天，高操會接到病人的病歷和檢查報告，之後他會隨主診醫生巡視病人情況。除了病情,病人的身高、體重等數值從這一刻起會印在高操的腦海中，這將是制定麻醉方案的重要參考信息。
第一次見面，麻醉醫生要同病人解釋圍手術期麻醉的風險以及注意事項。有的病人不理解像切闌尾、切膽囊這樣的小手術，為什麼要全身麻醉。但高操認為，手術無大小，所有手術風險最嚴重的結果都是死亡，他會盡力把風險降到最低，但病人要了解即將面臨的風險。
高操會根據病人的身體狀況有針對性地解釋麻醉風險。若病人的心臟功能正常，那這方面的風險他會簡單說;若病人的肺功能或腎功能不好，那他會說明手術後這些功能會有衰竭的可能。
工作最初那兩年,高操要跟資深的麻醉醫生學習，不能單獨參與手術。每次接到手術，他都提前在筆記本上列出詳細的麻醉方案，包括用什麼藥、劑量、應急情況等，給資深醫生確認，手術前他還會在腦海裡預演一遍麻醉步驟。進入工作的第七年，一般手術的麻醉方案他早已瞭然於胸，但仍保持術前在腦海裡演繹麻醉方案的習慣，一旦踏進手術室，就容不得半點差池。
工作之餘，高操用“麻騎士”這個名字混跡知乎，分享麻醉知識。“騎士”是源於小時候愛看的動畫片——《宇宙騎士》,他喜歡守護地球的D-boy。長大後讀臨床醫學，就像D-boy一樣，充當一個守護者的角色。
在讀研究生選擇方向時，高操猶豫過選外科還是麻醉科，顧慮到自己是左撇子，怕將來和其他外科醫生合作做手術出現“打架”的情況，就選了麻醉科。
現代麻醉學起源於國外，1864年10月16日，美國牙科醫生William T.G.Morton給病人施行了乙醚麻醉後下頜腫瘤切除術，這次手術的成功被認為是現代麻醉學的開始。但在國內，現代麻醉的歷史遠短於其他臨床專業，直到1989年，我國衛生部頒發文件將麻醉科由醫技科室改為臨床科室，按二級學科的標準和要求管理麻醉科，麻醉科的地位才得以提升。
實際上,很多醫療機構對麻醉科重視仍不夠。除了在薪酬待遇上和臨床醫生有差異之外，最明顯的表現莫過於脫口而出的那句“麻醉師”，這是建國初期，麻醉科還沒獨立時，對從事麻醉的醫務人員的稱呼。如今大多數醫院的麻醉醫生團隊都是臨床醫生經過正規培訓和輪轉，熟練各種外科操作的專科醫生。
剛工作那會，碰上病人或者家屬脫口而出的一句“麻醉師”，高操心裡會不舒服，但時間久了，他也就理解了。只是在網上遇到網友邀請他回答“麻醉師的就業前景”時，他首先聲明瞭：“如果自己都稱自己為麻醉師，那就業肯定沒前景。”
醫院的麻醉科室有55名麻醉醫生，除了下鄉、進修、休假等之外，在醫院參與日常工作的有四十多人，而無痛分娩、無痛人流、無痛腸胃鏡、無痛介入等各類手術都需要麻醉，日均200臺，一旦遇到連環車禍、火災等特殊情況，在家備班的、休假的都要趕回醫院，所以麻醉醫生24小時都不會關手機。目前為止，高操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參與了26臺手術。
那一整天，他沒下班,也沒合過眼。但高操從不擔心在工作期間犯困。“踏進手術室，腎上腺素就會分泌激增，根本不存在累不累的問題。”
和所有麻醉醫生一樣，高操的工作幾乎都圍著醫院那40間手術室轉。手術室沒有窗戶，常年靠層流系統通風，溫度幾乎都保持在23℃左右，相對溼度在45%RH-60%RH。長期身處其中，面對別人的生死問題，麻醉醫生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如今大部分麻醉科室完善的醫院，麻醉科除了臨床麻醉，還要負責疼痛科、搶救、插管等工作。高操所在的醫院,每兩個月，麻醉醫生要值三週的急診班，參與全院搶救。從麻醉科辦公室趕去其他樓層需要急救的科室，甚至是旁邊的住院樓，規定時間是五分鐘。常常一收到急救電話，獲得病人的突發情況和地點這兩個關鍵信息，高操就會快跑過去。
這些為別人保命的人，有時自身難保。2017年，中國醫師協會資助的一項研究報告了中國醫生2013-2015年因過勞而猝死的情況，其中麻醉醫生猝死的比例最高，達到26%。直到近年身邊有兩個同事倒下，33歲的高操開始覺得麻醉醫師猝死不僅出現在新聞上，他甚至因此逃了幾次體檢。
高操從小就能忍痛。上幼兒園時，很多小孩都怕打針，他卻巴不得生病打針，既可以免了上課，還能要針筒玩;小學那年，他在溜冰場摔到腳脫臼了，“咔擦”一聲，自己給接回去了。
長大後從事一份給別人減輕疼痛的職業，為了體驗病人的感受，他做了一次全身麻醉，並在此後的每一次手術前,詳細地給病人講述即將要進行的麻醉全過程，他覺得“對病人來說，未知才是最大的恐懼”。
他也遇到過不怕痛的人，有一回一個手骨折的工人堅持不用打麻醉藥，高操只能尊重病人的意願。但讓他很難尊重的是一些堅持不打麻醉藥的產婦家屬，有一次為一名要求做無痛分娩的產婦打麻醉藥，站在一旁的丈夫說“生孩子哪有不痛的”，高操實在沒忍住，開口反駁了他。
手握別人的生死線，生死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高操至今仍記得第一次近距離面對死亡。那時，他剛畢業沒多久。一個車禍受傷的小女孩被送到了醫院搶救，很快被診斷為脾臟破裂。當時還是新人的高操負責幫小女孩剪開衣服，方便實施手術，小女孩意識仍清醒，她拉著自己的粉色裙子，用微弱的聲音問，“能不能不要剪，媽媽買的。”
最終小女孩沒挺過來。那句“媽媽買的”是她留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整整一個月，一直在高操的耳邊迴響。有網友問高操，見多了生死會不會麻木？“麻木？我從不覺得我麻木。”至今遇到無法逆轉的死亡，高操都會問自己，是不是動作再快一點，是不是用藥再斟酌一下，那些沒挺過來的人會多一線生機。
在數不清的搶救中,高操也有困惑，比如他成功搶救了一個車禍傷者之後，看到家屬不是在關心傷者，而是在爭論治療費、賠償款的問題;比如他在搶救了一個入屋殺死了屋主一家三口再自殺的傷者……但這些最終都以一句“對醫生來說，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讓自己達成理解。
再後來，在搶救完一個吸毒自殺者之後，高操循例去ICU回訪，傷者的雙手被拷在病床上，看守的公安警惕地問他：“你要幹什麼？”。
“看看他疼不疼。”麻醉醫生高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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