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元帝紀記載
漢宣帝與其時尚為太子的漢元帝的一段對話，為堪重視：“元帝柔仁好儒。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繩下， ……嘗侍燕從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 奈何純任德教， 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 好是古非今， 使人眩於名實， 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 乃嘆曰： 亂我家者， 太子也。”
漢宣帝劉詢，前74年—前49年在位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9年），原名劉病已，漢武帝劉徹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史皇孫劉進之子 。在位期間，全國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四夷賓服，史家稱西漢國力在其治下最為強盛。在以制定廟號、諡號嚴格而著稱的西漢一朝，劉詢是四位擁有正式廟號的皇帝之一 。
“ 用儒生” 而 “ 亂吾家” ， 正是初現時代轉捩的胎動， 但其詮釋必須回溯到漢武帝時代。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獻言： “ 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 。 邪辟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從矣”。
武帝納之，立五經博士， 抑黜百家， 獨尊儒術， 百家之學光輝漸漸黯淡， 結束了四百年百家爭鳴的時代。
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是中國思想史的黃金時代，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史記》所列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與道家互稱）， 是六“家”名稱的最初出現。《 漢書》確定“九流十家”：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加小說家為十家， 所謂“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而其外另列詩賦、 兵、 術數、 方伎等四類專門學問。
此等大事件的發生， 並非突然或偶然。 漢初，秦朝高壓的思想統制已解放， 惠帝四年正式廢除秦朝的民間挾書禁令， 雖然此期間黃老思潮洶湧， 法家的強力餘勢又繼續明顯存在， 秦朝複雜的律令條文， 仍系漢朝行政、 司法基準， 道家與法家思想形成公開回復戰國時代學派異論盛況中的
兩大主流。但儒家也正不屈不撓奮起， 大膽回答漢高祖 “ 居馬上得天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陸賈，歷惠帝、 呂后， 於文帝時代尚健在， 其著作集 《 新語》， 固亦大幅採用當時流行的道家無為思想， 但其強調君主個人道德， 與引仁義教化為全書主要論調的儒家政治思想， 於當時流行思想包圍中挺拔而起， 無疑是對儒家有所作為的一大鼓勵。
陸賈（約前240年—前170年），早年追隨劉邦，因能言善辯常出使諸侯。劉邦和文帝時，兩次出使南越，說服趙佗臣服漢朝，對安定漢初局勢做出重大貢獻。
漢朝立國以來， 漸漸向秦朝政治實體全面恢復的半個多世紀間審慎試驗結果，已可發覺， 具有類同法家符合統一君主利益的優點，而無其激進缺點的理論基礎， 當是儒家。
正如 《 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之要指所說， 儒者 “ 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 主倡而臣和， 主先而臣隨” ， 以及“ 序君臣、 父子之禮， 列夫婦、 長幼之別， 雖百家不能易也” 。
抑且，漢初儒家已建立 “ 中庸” “ 時中” 意識， 內涵廣泛的
六藝經典因時制宜與彈性適應度增強， 對百家學說的包容、 調和或相與共存， 緩和不同學說間尖銳對立的優點明朗化。所以，當武帝時代， 漢朝統一勢力內外膨脹到達極峰， 國家基本精神有其明顯統一必要， 與一個世紀以前秦始皇大統一時代， 乃為相同， 力爭上游的儒家學理， 其長處於漢朝已獲再確認。 秦朝大統一主義延長線上， 儒家思想漸因適應時代而受歡迎， 也終以學問上肯定支持漢朝政治而被承認為國學。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論。其後，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膠西王劉端國相，4年後辭職回家，著書寫作。
惟其如此， 儒學自漢朝而被承認為國家學問， 儒家認識論的本質卻較春秋戰國原始儒學時代， 已完全向觀念論移行。 天人相關， 天支配人間， 人間行為感應於天， 天觀察人間行為善惡而加賞罰的世界觀， 普及於全社會。
武帝尊儒，《史記》 儒林列傳所說：“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最足表現其意。便是說，建立儒學國學權威的同時， 對百家之言只是貶抑而非禁止 。
事實上， 當年秦朝政治的法家思想獨裁指導下， 消滅對象也僅在私學與私人藏書， 官方博士仍系百家思想俱在。 漢初有名的儒者叔孫通便是秦朝博士，文帝至武帝間一代大儒伏勝也系自秦朝遺存的博士。
明 杜堇 伏生授經圖
伏生，濟南人，原為秦博士。秦始皇焚書，伏生將《尚書》藏匿於壁中。漢王朝建立後，伏生出遺書二十九篇，教學與齊魯間。伏生所授之經，稱為《今文尚書》。
武帝表章六經， 仍然附著的是溫和色調， 保存學術自由風氣，《 漢書》 藝文志已明言：
“ （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 皆充秘府”，並非便是遵循儒家理論支配政治之謂。
新經濟政策提案人與執行人桑弘羊等理財家， 其非儒者為歷史界共知， 以 “ 推恩令” 建議獲得實現而著名的主父偃是縱橫學者 ，卻都活躍於尊儒之後。
即使尊儒提案人董仲舒自身， 以及布衣宰相第一人公孫弘與另一學者大臣倪寬，《漢書》循吏傳指出：“ 三人皆儒者， 通於世務， 習文法， 以經術潤飾吏事” ， 董仲舒且在中大夫的職位上幾乎犯死罪， 並未以尊儒而得志。
惟其如此， 以儒家思想修飾法家， 乃系武帝以來漢朝的獨特政治原理， 宣帝所明言的 “ 霸王道雜之” 。
明妃曲
王安石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大轉捩便是漢元帝繼位， 《 漢書》元帝紀贊曰： “ 元帝多材藝， 善史書， 鼓琴瑟， 吹洞簫， 自度曲， 被歌聲。 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少而好儒， 及即位， 徵用儒生， 委之以政。 貢、 薛、 韋、 匡迭為宰相” ， 正是宣帝 “ 亂吾家” 預言的應驗。 元帝次代成帝如同其父， 也是位學問皇帝， 《 漢書》 成帝紀稱其 “ 好經書” ， “ 博覽古今” 。
儒家思想發達為政治上支配實力， 儒學自樹立國學地位而向實際政治運用轉折， 都須待宣帝時代結束， 而非便是武帝當時。 換言之， 儒學被承認為權威學問固系武帝時代， 政治基本方針忠實追隨儒學理論， 則至元帝時代以後， 前後經歷約一個世紀時間。
但是， 也便自溫厚好學的儒者君主元帝時代，《 漢書》元帝紀贊另一段記載同堪注目： “ 而上牽制文義， 優遊不斷， 孝宣之業衰矣。 然寬弘盡下， 出於恭儉， 號令溫雅， 有古之風烈。”
趙飛燕（前45年—前1年），漢成帝劉驁第二任皇后。前18年封為婕妤,前16年封為皇后。前7年漢成帝去世，太子劉欣即位為帝，即漢哀帝，被尊為皇太后。前1年漢哀帝崩逝，被貶為孝成皇后。一個多月後被貶為庶人，下詔令其看守陵園，當日趙飛燕自殺身亡。
《 漢書》成帝紀贊又言： “ 善修容儀， 升車正立， 不內顧， 不疾言， 不親指。 臨朝淵嘿， 尊嚴若神，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容受直辭， 公卿稱職， 奏議可述。 遭世承平， 上下和睦。 然湛於酒色，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元、 成兩帝時代， 漢朝強盛中已現衰頹之兆， 政治力漸漸轉弱的時期開始。
姚著中國史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姚大中
姚著中國史（全五卷）
第一卷·黃河文明之光（漢以前）
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戰與和）
第三卷·南方的奮起（魏晉南北朝）
第四卷·中國世界的全盛（隋唐）
第五卷·近代中國的成立（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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