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千古雄主，漢武帝的殺伐決斷的性格是有生俱來的，無論是維護國家統一、穩固皇權，日常起居，他都是一言九鼎，挾風雲之勢，展雷霆之威，顯無上之權，從不接受別人的異議，更不容許被冒犯。
他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施以宮刑的重責，卻能容忍東方朔的放肆。
武帝時，漢朝開國已經二百多年，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和文景之治，國力已臻強盛，為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僅在元鼎七年（公元前110年）一年時間，通過平定南方和西南夷叛亂，就設置了十四個州郡。從漢七年（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劉邦在平城白登山被匈奴包圍七天，到東漢竇憲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敗匈奴，於燕然山刻石勒功，又在永元三年再次消滅匈奴主力，匈奴式微。漢與匈奴的戰爭貫穿了兩漢三百年的歷史。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有勝有敗，到衛青、霍去病的凌空出世，才在對匈作戰中取得了勝勢。戰爭的勝利為北方勞動人民贏得了安定的生產生活環境，也洗刷了通過和親把和平建立在女人胸脯上的屈辱。但也有很多人認為漢武帝窮兵黷武，耗盡了從漢初就開始積累的財富。
李陵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被武帝派去北擊匈奴，他率領五千人深入匈奴腹地，攻入匈奴王庭，給匈奴帶去沉重打擊，“一國共攻而圍之”，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全軍幾乎覆沒，李陵被俘。
當取勝的消息傳到漢宮，武帝君臣們共賀，接著聽到李陵被俘，漢武帝“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然後又聽聞李陵投降（此時李陵還沒有投降），武帝震怒，逮捕了李陵全家。又聽聞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漢為敵，漢武帝決定殺死李陵全家。
舉朝無人敢於發聲。司馬遷為李陵辯護，向武帝說明處罰李陵全家的不當。
司馬遷首先肯定李陵的品格，孝親敬友，輕財取義，有國士之風；二是強調李陵作戰勇敢，“足歷王庭”、“橫挑強胡”；三是李陵對匈奴打擊重大，匈奴救死扶傷的人員都跟不上，發動了所有力量圍攻李陵；四是李陵在士兵中威望之高，最後士兵“死傷如積”，但李陵一召喚，士兵仍然爭先死戰。
他評價李陵“雖古名將不過也”，勸諫漢武帝不該追究進而殺李陵全家，功過相抵罪不至此，同時也能體現君主憐才惜功之德。
對匈奴的戰爭，是漢武帝心中之重，有時也是他的心頭之痛。有一次對匈奴作戰，漢軍失去了兩大主力，漢武帝因此頒下了《罪己詔》。所以在這種重大事務上，他不允許有雜音，更不願看到有投降這種不利於戰爭的情況出現，殺掉李陵全家，處罰司馬遷就成為必然。
司馬遷把東方朔放在《滑稽列傳》中，就明白告訴了東方朔的精神實質。
東方朔貪財，愛佔小便宜，品行有虧。早年因上書被武帝招致宮中，與漢武帝談話，“人主未嘗不悅也”。他能讓漢武帝心情愉快。
發現了一樣異物，別人不識，東方朔偏說是吉兆，預示著遠方要歸附。
東方朔在眾人中高談，蘇秦、張儀式的人能位居卿相，那時生逢亂世。而自己幾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官卑職微，是此時“聖帝在上，德流天下”，是處在煌煌聖明朝廷之中。他自言：“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之中。”時刻以隱士自居，大隱隱於朝，以安身立命為本，要讓他直言犯上，是不可能的。
東方朔一次欺騙侏儒，說皇帝要把他們全部殺死，嚇得侏儒們見到漢武帝“號泣頓首”。武帝責問東方朔，假傳皇命非比尋常。東方朔說他和侏儒的俸祿一樣，侏儒短小飽得要死，自己身材高大餓得要死。惹得漢武帝大笑。
東方朔經常與人猜謎語，多用詼諧詭辯的語言，目的也是贏得漢武帝一樂。
東方朔曾經因為酒醉在殿上小解，被彈劾為大不敬，也只是被貶為庶民，不久又被起用。這只是生活不檢點，沒有涉及重大問題。
東方朔臨終前向武帝進諫：“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武帝很奇怪，東方朔說話從來沒有如此直截了當，很快知道東方朔已經死了。
司馬遷和東方朔應是直臣、諍臣和弄臣的區別。直臣犯顏直諫，常招來災難，甚至殺身之禍；弄臣揣摩上情，曲體上意，深得人主歡心，即使不能飛黃騰達，也足以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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