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其他問題上，武帝政策未變。霍光輔政期間在輕搖薄賦方面確實有很多舉措。但是這不是武帝的指示，而是社會現實迫使他做出的選擇。武帝后期，各地起義已經接連不斷，同時大量流民也成為社會問題。面對這樣的狀況，一些為社被擔憂的大臣向霍光建言，希望他有所改變。據資治通鑑》卷二三：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可見霍光輕搖薄賦的政策是現實促使和大臣進諫的結果。因此《資治通鑑》卷二三對霍光的評價是“霍光知時務之要，輕搖薄賦，與民休息”。
武帝另一個被當代人和後代人詬病的問題是任用酷吏，文繁法酷。《輪臺詔》中曾說“當今務在禁苛暴”，似乎意識到了制度苛酷的問題。但是從霍光執政期間的行為看，漢代統治者還在繼續這一嚴苛政治。據《漢書·循吏傳》：“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又，《漢書·元帝紀》記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揮、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因此元帝曾對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可見宣帝也是在繼續武帝“以霸王道雜之”的制度。
第三，當時人的評論佐證武帝沒有轉變政策的意圖。桑弘羊是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提出屯田輪臺的主要官員。有意味的是，他提的奏議雖然被否決，他本人仍然是武帝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因此他成為武帝臨危顧命的大臣之一。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方上，桑弘羊是這樣評價漢武帝征伐西域的：
先帝興義兵以徵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眾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請注意“於是”二字，這意味著桑弘羊認為武帝是根據現實需要，在經營西域告一段落之後主動改變政策的。在西域問題上，桑弘羊還說：
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磽埆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繼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
這意味著匈奴問題沒有最終解決，不是武帝放棄了，而是他的生命有限，作為《輪臺詔》事件的參與者，作為漢武帝身邊重要的財政大臣和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桑弘羊對武帝政策應該最有發言權。
哀帝時，劉歆的一份奏議中也說：
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在他看來，武帝是完成了征伐四夷功業之後，政策自然轉向了“富實百姓”方面，這是自然而連貫的，因此很顯然談不上武帝對連年用兵的“悔改”。
三
《輪臺詔》由一份普通的詔書演變為“罪己詔”，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歷史上第一個對《輪臺詔》有所記載的是《漢書》，班固在《漢書·西域傳下》全文收錄了桑弘羊等人的奏議和武帝所頒《輪臺詔》的全文。
班固欽佩武帝的雄才大略，對其頌揚有加，但是他讚揚的盡是“稽古禮文之事”，就是所謂“文治”的一面，對其對外戰爭，卻持譴責態度。《武帝紀》論贊結尾說：“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委婉地批評武帝不能“恭儉以濟斯民”，卻多次發動戰爭，勞民傷財。在《西域傳》論贊中指出，因為連年用兵，導致“師旅之費，不可勝計”，“民力屈，財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等可怕後果，在《酷吏傳》中還詳細地記錄了當時此起彼伏的起義。他看到漢武帝的多欲政治導致了社會生產的衰敗，民生的凋敝，所以尤其反對武帝用兵。因此他在看到漢武帝晚年所下的《輪臺詔》時，就極為重視，全文收錄，並且有所評價。例如，“上既悔遠征伐”;“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在這些議論性文字中，班固反覆突出了漢武帝的“悔”。在《漢書·食貨志》中也說：“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這就給讀者這樣的印象：漢武帝晚年對征伐西域的事情十分後悔。事實上，他誇大了漢武帝悔意。詔書上的話，不管是輕描淡寫也好，口是心非也好，確實是表達了一點悔意。作為一個有明確史鑑意識的歷史家，班固覺得自己有義務突出漢武帝的這種悔意， 從而自覺地發揮歷史的警示作用。班固對武帝的悔意確實或多或少有所誇張，但是不能否認它對以後帝王的教育作用非常大。後來許多封建帝王在統治危機時頒佈罪己詔，很難說不是受了《輪臺詔》的影響。
從班固開始，這種被誇大了的後悔被繼續誇大。荀悅《漢記》、宋代王益之《西漢年紀》在敘輪臺詔書一事時，都引了班固《西域傳》論贊，突出武帝之悔。影響巨大的《資治通鑑》於武帝有這樣的評價：“晚而改過，顧託得人。”也是“悔意”說的翻版。
接著，隨著所謂“罪己詔”的出現，《輪臺詔》的“悔意”也似乎理所當然地被延伸成“罪己”。從“罪己詔”的歷史淵源看，比較早使用“罪己詔”一詞的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到第二年春，持續大旱，憲宗於是“罪己”求雨，適逢雨降，白居易於是寫了《賀雨》詩歌頌其事，詩中有“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之句，取《左傳·莊公詔》十一年“禹、湯罪己”的典故入詩，衷心讚美憲宗。此後，人們逐漸把皇帝因天災或其他原因自責的詔書稱為“罪己詔”。
而漢武帝所頒《輪臺詔》真正和“罪己詔”掛上鉤，是宋代時事情。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四月，孝宗啟用張俊率師北伐失敗。宋孝宗認為出師北伐是自己犯了大錯誤，於是下詔責備自己。對於此事，愛國詩人楊萬里寫了《讀罪己詔》以舒懷。詩中有“莫讀《輪臺詔》，令人淚點垂”之句，把 宋孝宗的“罪己詔”比作漢武帝的《輪臺詔》。同白居易《賀雨》詩相同，這本來也是文人寫詩時運用典故，但是從此後，《輪臺詔》就被戴上了“罪己詔”的帽子。
這樣，本來是解決輪臺屯墾及建立亭隧問題的《輪臺詔》，經歷了從“悔”到“罪”的發展過程，到今天，《輪臺詔》就是“罪己詔”似乎已經成了定評。而且隨著對武帝評價越來越高，幾乎達到全面肯定的程度，下“輪臺罪己詔”似乎也成 了體現過而能改的“偉大”行為。我們認為，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還歷史以真實。把《輪臺詔》稱為“罪己詔”是不準確的。
其實，無關於罪己詔，漢武大帝都是當之無愧的漢家英雄！是民族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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