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生似乎並不懷有感恩與珍重，對於死卻本能的忌諱與厭惡。當代人由於生活模式與生存價值的變化，個人更加獨立而少受宗族親緣的羈絆，追求自我物質財富而忽略了精神價值的重要，面臨生死問題，現代人的困頓迷惑更為強烈。我們或許可以從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子那裡汲取有益的生死觀來充實現代人的生死觀念，使我們能更好的安排生，更坦然的面對死，這是很有意義的。
一、孔子生死觀的淵源——天命觀
夏商時期，由於人們生產生活水平和對自然界認識的侷限性，無法解釋自然運行的規律，因此賦予自然的生命和客觀的現象以"神"力來加以崇拜，期望得到神的庇佑，這時的人在生命中只能順從神意，處於從屬和被動的地位。西周時期，統治者為控制民心，製造出取代殷商的理論依據，將商朝的天命觀內容進行了改革，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觀點，認為有德行才配有上天的佑護，把人自身的作用提升到了生命進程之中。這時，隨著現實社會的殘酷和原始宗教的衰落，春秋時期的思想家不再盲目的把"神"作為主宰，開始了對人的探索和對人生的追求。周朝在敬天敬神的同時，對天命提出了質疑，這對孔子天命觀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就是例證。
自周公制定《周禮》，把出自巫祭的"禮"提高到國家、政治的層面，用"禮治"改造了夏商以來的"神治"，然後孔子又繼承和發展了周禮，對周禮做了人性化、人情化、人道主義的改造和提升，實現了從"神治"到"人治"的跨越，所以，孔子便認識到了人在天地萬物中的重要性，"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至聖章》）。但人生在世，有生必有死，孔子是怎麼看待生與死呢？孔子的學生子夏在勸慰司馬牛時曾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這或許是受了孔子的影響才說出來的，或許這本就是孔子說出的。
談孔子的生死觀，就要聯繫到他的天命觀。《論語》中孔子所講的"天"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自然（自然規律）的天，如"巍巍乎唯天為大"（《論語·泰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一是指意志的天（或人倫道德的天），如"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與"天"相對應，"命"也有兩層含義，一是與自然之天相對應的壽命之"命"，如"有顏回好學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也。"（《論語·雍也》）一是與意志之天相對應的命運之"命"，如"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論語·憲問》）對此，孟子也有確切的解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有學者認為，該說法的好處一是提出了命和天之間的聯繫，二是突出了命之超越人力的意義。相對於人而言，命代表著來自外部的某種限制，並在終極意義上體現了人之無可奈何的處境。孔子既承認天的意志性，又對祭祀鬼神之事謹言慎行，含糊其辭，甚至加以批判，這種搖擺不定的態度使得孔子的天命思想陷入了兩難境地，既想在困惑中尋求天命的支持，又表現出對天命的懷疑，於是在面對生死問題上，孔子既懷有積極入世的態度，同時又有無法擺脫死亡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順從。
二、孔子生死觀的核心態度——重生慎死
我以為，孔子是非常看重生命的，因為他要宣揚自己的仁道，使人們接受他的主張，如果輕易死了，誰來傳道呢？所以孔子是重視生，謹慎對待死的，這也是他生死觀的核心態度。
孔子的學生子路曾向他請教有關死亡的問題，孔子是這樣回答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鬼神"和"死"在孔子看來，是渺茫難知的，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迫切要解決的事，因此他不回答，孔子認為，還未了解活著的真諦，怎麼能知道死亡的道理？要想知道死亡是怎麼回事，就要在生命中去尋找。此外，《說苑·辨物篇》有一段記錄孔子和子貢的的談話，可靠與否，難以妄測，錄之以備參考：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防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子貢問孔子死者到底是有知還是無知，孔子回答說："我想說死者有知，可是擔心孝順的子孫們為了送別死者而耽誤他們的生活；我想說死者無知，可是又擔心不孝的子孫們遺棄死者，不埋葬死者。"為什麼孔子始終避開回答關於死的問題呢？在鬼神信仰旺盛的時代，孔子對鬼神持懷疑態度，但又不願直接表示反對，因為不管怎麼表態，都會產生不良影響，所以他只是不論。或許，他認為死的問題比生的問題更難以解釋，既然解釋不清，不如先做好現世之事。因此，他告誡子路不要過多考慮死亡及死後之事，應該先履行分內之事，更多的重視生。怎樣重視生呢？《論語》裡說了這樣一件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
子路問孔子："如果你統帥三軍，那麼你和誰在一起呢？"孔子說："空手和老虎搏鬥，蹚水過河，死了都不後悔的人，我不和他在一起。必須是遇事小心謹慎，善於謀劃而能完成任務的人才行。"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愛惜生命，反對冒險蠻幹的做法，這也影響到他的弟子。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
孔子在匡被圍困，顏淵被落在了後面，孔子說："我以為你死了。"顏淵說："您還活著，我怎麼能輕易去死呢？"
另外，孔子還在觀看流水時發出了沉沉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論語·子罕》）又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論語·陽貨》）的感嘆。生命指向的不可逆轉性讓人產生無奈的同時，更有冷靜的思考。孔子有兩次回答別人的提問"誰為好學"時提到了顏回，惋惜之中流露出無奈之情。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也，今也則亡，未聞有好學者也。"（《論語·雍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論語·先進》）
面對顏回的死，孔子很悲痛，"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後來，疾病落到孔子自己身上，他認為祈禱也是沒有用的，這是一種認識的演進，無奈之後沉澱於一種冷靜，而這種冷靜反映出來的就是審慎重視的態度。因此，"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述而》）這也就是對生的重視，對死的慎重。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說孔子是貪生怕死之徒呢？不能，孔子重生慎死的觀念是與其"仁"、"道"思想密不可分的。
三、孔子生死觀的歸宿——人生價值的實現
孔子主張人在活著的時候要努力去實現現世的價值，這樣才能享受到生的幸福，而生的價值又次於道德的價值，因為孔子終其一生最為崇尚的就是"仁"，所以在孔子看來，人們固然應當重視生，但為了理想、道義也不要回避死亡。因此，他把道德價值置於生與死之上，把現世的成仁成義提升到超乎肉體生命意義的高度，視其為人生的最大價值，從而能夠為道義而努力奮鬥，面對死亡的脅迫，能為實現道義而從容就死：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
當仁與生不能兩全時，應當捨生取仁，成仁便達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
孔子強調在死亡中體現出人格的力量，通過死節來完善道行，只要對"仁" 道有所知曉，生命的價值也就實現了，雖死無憾，即"朝聞道，夕死可也。"(《論語·里仁》 )
有趣的是《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和弟子討論管仲是否是仁人的問題：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
歷史上曾有齊桓公殺了公子糾，按照當時的君臣之義，公子糾的師傅也應該自殺，而管仲作為公子糾的師傅卻沒有自殺，反而做了齊桓公的丞相，輔佐齊桓公成就了大業。子路和子貢都認為管仲的行為有失仁德，而孔子卻說：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孔子在這裡認為管仲不應該像匹夫匹婦那樣為守小義而殉死，對於如管仲一類的英雄人物，不應輕易就死，歷史更需要的是他的才能，其死亡的價值不在於小義，而在乎大道，所以孔子認為管仲的做法是真正的仁。
孔子還將兩種不同的死作了對比，給人們在生死問題的選擇上留下了重要的啟示：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論語·季氏》)
齊景公貴為王公，但到他死的時候，人們找不出他有什麼美德可稱頌的。而伯夷、叔齊兄弟相互辭讓王位，國亡之後，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下，他們死得有氣節，所以人們到現在還稱頌他們。
總之，孔子的生死觀是將價值的實現作為歸宿的，表面上重生而實際對死是有一種慷慨凜然的氣魄，這絕對不是一種消極的迴避而是一種積極的應對。《論語》中的生死觀形成了其完整的內在體系：以仁義為中軸，以價值為歸宿，是一種重生慎死的人生態度。由重生慎死的態度出發以此來實現人生價值，完善理想人格, 達到人生目的，這些觀點對於我們今天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端正生死態度仍然有其思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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