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題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的文章在自媒體發出後，引起軒然大波。該文稱，在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下一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將可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新發展中，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
無論這篇文章的觀點是立論，還是“反話正說”，它畢竟提出了一個真問題：在中國改革進入重要時點、經濟轉型深入關鍵領域的當下，私營經濟或民企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目前看來，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存在分歧的。近年來，壓縮民營經濟的言論不時冒出來，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民企產權被權力非法侵佔的案例，這是值得警惕的。
回顧四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民營經濟在擺脫計劃經濟束縛、激發民眾創業激情、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經濟轉型等方面功不可沒。從年廣久發明的“傻子瓜子”到何享健創辦的“美的電器”，從魯冠球創辦的“萬向集團”到任正非創辦的“華為”，再到李彥宏、馬雲、馬化騰、劉強東創辦的“BATJ”（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這些民營企業家和他們所創辦的企業，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呈現日益放大、漸次提升之勢。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民營經濟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破冰之旅中，發揮了令人眼前一亮的鯰魚效應，那麼，在1992年鄧公南方講話之後，民營經濟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發揮了衝鋒陷陣的作用，而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面臨轉型升級，當此之際，民營企業更是承擔著“尖刀連”般的攻關探險任務。以“BATJ”領銜的互聯網經濟為代表，民企在中國經濟轉型舞臺上發揮的作用卓有成效，可圈可點，即便從全世界範圍看，“BATJ”的表現也堪稱驚豔。
關於中國的民營經濟，有一組經常被引用的重要數據：當前，民營企業創造了50%以上財政收入、60%以上的稅收、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就業，民營企業佔全部企業數量的90%以上。這是一張令人驚歎的成績單。而且，這個成績單還是在民營企業在不夠公平的競爭環境下取得的。過去40年間，受路徑依賴的影響，政策呵護、信貸優惠以及土地等要素資源，更多地向國企和外資企業傾斜，在這種局面下，後發的民營企業能佔有中國經濟版圖的半壁江山，只能用“奇蹟”一詞予以形容。這也證明，民營企業敢拼敢闖，行動高效，充滿活力。
民營經濟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充分證明，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經濟上所推行的包括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在內的市場化改革開放戰略是英明、正確的。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把民營經濟（私營經濟）定位為國有經濟（公有經濟）的“補充”或“協助”，都失之偏頗。特別是在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比翼齊飛的今天，民企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在中國經濟轉型舞臺上，民企像國企一樣，也是主角，而不僅僅是配角。
有人糾結於民營企業的所謂“原罪”，痛恨一部分私企老闆勾結公權力的腐敗行為或炫富醜態，並以此為理由呼籲限制私營經濟發展。這是對民營企業的誤讀。實際上，民營企業的所謂“原罪”是個偽命題，民營企業發展過程的一些不規範行為，以及部分私企老闆勾結公權力的腐敗行為，都是法治不健全所致，與企業經濟形態姓“公”還是姓“私”無關，根治之道，在於切實推進依法治國。對於少數私企老闆的炫富，也只能從私德角度去評說，而不應上綱上線。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生活低調、健康、不炫富，甚至助人為樂的私企慈善家也不少。所以說，企業領頭人個人品德的高下，同樣與其掌舵的企業姓“公”還是姓“私”無關。
當前，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經濟面臨挑戰，民營企業的生存、發展環境遇冷。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調研，中國經濟大格局發生了一些變化，以廣東、深圳、浙江等民企民營資本最發達的地方為樣本的調查發現，近年來，國資在高歌行進，民資則有所收縮。李揚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四個。第一，形勢穩中有變，“這個變還是不小，首先受衝擊的是民企”。第二，“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產業鏈條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因為處於產業鏈上游，國企賺得不得了，而處於產業鏈中下游的民營企業發展不足。第三，由於影子銀行受到了抑制，過去大多靠影子銀行融資的民營企業，隨著資管新規的出臺，“財路”沒有了。第四，雖然主流政策上強調不能歧視小企業、民企，但事實上歧視仍然存在，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傳統的重國企輕民企、重計劃輕市場的老觀念、舊做法，在當下的返潮或翻版，絕不能等閒視之。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有理由相信，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不會逆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的市場化、法治化的方針不會逆轉。面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重任，千千萬萬的民營企業會心懷夢想，堅韌前行，大有作為！
本文源自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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